同　文　學　藝　術　家　談　心
溫　家　寶
（2006年11月13日）

　　我沒有稿子，準備了一點素材，主要是一些重要的引證。一篇沒有稿子的報告，人們不會求全責備，説錯了，大家批評就是了。今天我是來跟大家談心的。我一直要求自己用心思考，用心講話，用心做事，用心寫文章。對於文學藝術家來講，可能還要求你們用心創作，用心演出。許多老的文學藝術家，是我的前輩，應該説我是讀著他們的作品長大的。許多比我年輕的文學藝術家，看到他們的成長，我心裏又感到非常高興。在座的許多文學藝術家，你們的許多作品我讀過，有些人認識，有些人未曾謀面，有些人還通過信。但是，你們不一定很了解我對文學家、藝術家的感情。記得那年冰心老人去世的時候，我在夜裏趕到了北京醫院，向老人作最後的告別，她的女兒拿出一個筆記本讓我簽個名。我非常尊敬老人的為人，喜愛她的作品。她是一個有風骨的人，同時又是一個有愛心、有感情的人。2003年，我到上海看望巴金先生的時候，他已經不太清醒了。我過去讀過他的不少作品，那本《隨想錄》出版後，我讀了受到極大的震撼，感到那是一部寫真話的著作。吳祖光先生病重期間，把新鳳霞先生畫的一幅牡丹送給我。我不懂得畫，但也覺得好，畫如其人，她是人民的藝術家，永遠活在我們心裏。這兩年，季羨林先生因病住在三〇一醫院，我每年都去看他。他非常博學，每次談起來，對我都有很大的教益。中國像他這樣的大師，可謂人中麟鳳，所以我非常尊重他。在今年的談話中，他對我説，和諧社會除了講社會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還應該講人的自我和諧。我説，先生，您講得對。人能夠做到正確處理自我與社會的關係，正確對待榮譽、挫折和困難，這就是自我和諧。後來，我們倆談話的大意，寫進了十六屆六中全會文件。有一次，我寫了一首詩，通過范敬宜求教李瑛老師，請他不吝賜教。當時，他問范敬宜：“總理還知道我？”范敬宜告訴我後，我立即給他回了一封信，説“先生的詩作和為人，我早已景仰，今日相識，引以為豪。”很多老文學家、藝術家經常把他們的著作寄給我。比如，周巍峙先生、王蒙先生、喬羽先生、馮其庸先生，等等。我從他們的著作中學到了知識，得到了啟迪，受到了鼓舞。
　　和文學藝術家的相處，使我感到心情非常愉快。前年，戴愛蓮先生還在世的時候給我寫了一封信。她説，家寶同志，在50年代的時候，我曾跟周總理照過一張照片，至今還挂在屋裏，我很想再跟你照一張照片。我説，那好。在教師節那天，我來戴先生家，她約了幾位舞蹈家，記得有賈作光先生，在她的家裏，談舞蹈藝術，談舞蹈史，談舞蹈教育，談舞蹈事業的發展。老人侃侃而談，大家非常愉快。就在今年春節前夕，她病危了。我趕到協和醫院的時候，她神志還清醒。因為她的英文比中文還好，所以她一會兒説英文，一會兒説中文。我拉著她的手，她本來就非常清瘦，疾病折磨後，顯得更瘦弱了。她的聲音依然很大。她説，中國這麼大，人口太多，需要共産黨的領導。我知道，就在前幾天，她在病房裏舉行了入黨宣誓。
　　我也曾收到一些現在已經不在世的作家的作品，是他們的家屬給我送的，這常引起我對他們的懷念。比如，2005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了《嚴文井文集》，嚴文井同志的愛人唐志強同志給我寄了一套。我過去讀過嚴文井同志的作品，這次收到新出版的文集後，再次重讀了多篇。我給唐志強同志的回信中説：“他的作品和人品就是一個燃燒的火種，留給人們，特別是孩子們用來點燃希望的明燈。他應該為此感到快樂，因為他已經盡到了自己應該盡的責任。”最後這一句，是他作品裏的話——“我應該感到高興，因為我已經盡到了自己應該盡的責任。”
　　前不久，訪問歐洲前，我接受歐洲幾大媒體記者的採訪。其中，英國《泰晤士報》記者問到，你晚上經常讀什麼書？掩卷以後，什麼事情讓你難以入睡？這個問題回答起來很困難。我説：你實際上是在問我，經常讀什麼書，思考什麼問題，究竟是一個怎麼樣的人。那麼，我引用下面的六段詩章，來回答你的問題。我引用的第一例是左宗棠23歲時在新房門口貼的一副對聯：“身無半畝，心憂天下；讀破萬卷，神交古人”；第二例是屈原《離騷》中的詩句：“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第三例是鄭板橋的《竹》：“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第四例是宋朝張載的座右銘：“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第五例是艾青1938年寫的詩句：“為什麼我的眼裏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第六例是德國哲學家康德在《實踐理性批判》裏的話，後來作為他的座右銘，死後刻在墓碑上：“有兩種東西，我對它們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們在我心靈中喚起的驚奇和敬畏就會日新月異，不斷增長，這就是我頭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我沒有想到，記者把這六段詩章，連同採訪內容用兩個版登在《泰晤士報》上，而且中國的五段詩句全部用中文，把作者、文章、年代都註釋得清清楚楚，還用半塊版登了一幅屈原的水墨畫像。在英國居住的華僑告訴我説，《泰晤士報》用中文登中國的詩作，還很少見。
　　今天，我想借這個機會跟大家談談心，談談我對文藝工作幾點不成熟的意見，希望同大家一起討論。你們是老師，我是你們的朋友。我過去向你們學習，今後還要向你們學習。
　　第一，文學藝術要追求和弘揚真善美。
　　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現階段面臨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産之間的矛盾。這裡所説的“人們的需要”包括物質和文化兩個方面，物質是基礎，文化也是不可或缺的。要滿足物質需要，就要集中精力搞好經濟建設；要滿足文化需要，就要切實發展文化，包括文學藝術。
　　我們講，社會主義就是解放和發展生産力，實現共同富裕。同時，社會主義還要發展先進文化，豐富群眾的精神生活。發展文學藝術要堅持以人為本的思想，就要“為生活而藝術，為發展而藝術，為人民而藝術”。文學藝術的主要功能是提高人們的文化素質，激勵人們的向上鬥志，陶冶人們的道德情操，豐富人們的精神生活，從而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
　　文藝要實現這些功能，就要追求真善美。真善美在哲學、美學和倫理學上都是重要範疇，我們這裡不來討論。今天我要説的是，從當代中國文藝功能和文藝家實踐活動的層面上，追求真善美。我們講“真”，就是要反映真實，表現真情，追求真理；就是要認識客觀事物的本質，認識世界發展的規律。真理是人類的共同追求。“五四”運動高舉“科學、民主”的旗幟，就是追求真理。中國要有光明的未來，必鬚髮揮全體人民追求真理的積極性，讓自然科學家、社會科學家、哲學家、文學家、藝術家在更為自由、民主的學術氣氛中，探索自然界的奧秘、社會的法則和人生的真諦。而究竟誰發現了真理，最終要靠實踐的檢驗，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文藝界要提倡講真話，反映真實的社會情況，鼓勵人們去追求真理。
　　我們講“善”，就是要在為了中國的光明未來而追求真理的進程中，與人為善，尊重人，理解人，關心人，愛護人。“德為善政，政在養民”，這是《尚書》裏的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論語》裏的話，都是講“善”。我們今天強調“善”，就是要求人與人之間友善相處、團結互助、講信修睦；就是提倡每個人要為他人、為社會、為人民謀利益，樹立有利於維護社會穩定的道德規範；就是鼓勵充分發揮人的自由意志，為每個人的自由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這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産黨宣言》裏講的話。為此，必鬚髮展民主與法制，實現公平與正義，保障人權與自由。文學藝術家要積極反映和大力弘揚那些善的事物和行為，這有利於構建和諧社會。
　　我們講“美”，就是要在真和善相統一的基礎上，滿足人們對美的追求和需要，給人精神上的愉悅。對美的追求，既是人的本性，也是社會文明進步的象徵，是人類長期進化和社會不斷進步的綜合産物，是人的主觀和客觀的綜合産物。中華民族自古就是追求美的民族。早在3000多年以前形成的《詩經》，是世界上最早的抒情詩。我們説“詩言志、歌咏聲、舞動容”，就是説要給人以美。中國文化中的詩歌、繪畫、音樂、舞蹈、戲劇、雕塑、建築等，在世界上是毫不遜色的。我們當代的文學藝術家應該不斷地發現美、創造美，帶給人們美的享受。趙丹在他的遺言中有這樣一句話，“人活著，或者死了，都不要給別人增添憂愁。藝術家在任何時候，都要給人以美、以真、以幸福”。他的遺言和他的藝術一樣，長存在人們心中。
　　第二，繁榮文學藝術要解放思想，貫徹“雙百”方針。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我們黨促進科學技術進步和文藝事業發展的基本方針。今天，貫徹這一方針，對於建設和諧文化、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推進現代化建設，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實行“雙百”方針，就是要在憲法規定的範圍內，保障學術自由和創作自由，鼓勵解放思想，提倡兼收並蓄，尊重客觀規律，為文學藝術家探索真理、勇於創新，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和學術土壤。
　　實行“雙百”方針，就是要在藝術創作上提倡題材、樣式和風格的多樣化發展，在藝術理論上提倡不同觀點和學派的自由討論。不同學派之間、不同觀點之間要相互尊重、相互切磋、取長補短、共同發展。
　　實行“雙百”方針，就是要充分發揚學術民主和藝術民主。無論是提高學術水平和藝術表現力，還是判斷學術上的是非得失和藝術的優劣高下，都不能靠行政命令，而要靠艱苦的學術探索、藝術實踐和民主討論，最終由實踐、歷史和人民來檢驗和評判。
　　實行“雙百”方針，就是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為人民和國家而努力工作的文學家、藝術家，放手讓一切有利於創新的智慧源泉充分涌流，讓廣大文藝工作者的創造活力競相迸發，真正形成百花爭妍、萬紫千紅的大好局面。
　　實行“雙百”方針，就是要鼓勵創新。創新是民族進步的靈魂，也是社會發展的源泉和動力。創新與思想解放有著直接的因果關係，思想解放是因，創新是果。創新的源泉和本質是獨立思維、解放思想。離開解放思想就不可能創新。倡導創新，就必須首先解放思想。人類的思想史、科技史、文化史、藝術史以至整個社會發展史早已充分證明，一切新的思想、新的理論、新的發明、新的創造，它的産生、發展和完善，都需要思想解放作為必要條件。
　　據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蘆荻回憶，1975年6月18日，毛主席在談到魏晉南北朝時有一段很深刻的話，他説：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大動亂、大分裂，這不好，但當時的另一個方面是，南方的廣大沃土，全面地得到了開發，生産技術普遍提高了。這是經濟上的發展。許多少數民族，紛紛入主中原後，戰亂頻仍，南北對峙，這不好，但民族大融合，大家庭在新組合中穩定了，文化也交流了，豐富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結果漢代只有僵化的經學，思想界死氣沉沉。武帝以後，漢代有幾個大軍事家、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到東漢末年，儒家獨尊的統治局面被打破了，建安、三國，出了多少軍事家、政治家啊！蘇軾在《念奴嬌·赤壁懷古》中説：“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魏晉南北朝時代是個思想解放的時代，道家、佛家各家的思想和文化藝術都得到了發展。正因為思想解放，才出了那麼多傑出的思想家和作家。這段話，值得我們深思。
　　第三，文學藝術家要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
　　文學藝術家要對國家、人民和社會有強烈的責任感。這種責任感最重要的表現，是他們的作品應該促進國家變革創新和社會開放包容，鼓舞人們剛健自強、艱苦奮鬥，給人以真善美的啟迪和享受；應該反映社會的現實、人民的意願，歌頌先進事物，鞭撻醜惡現象，鼓勵人們團結向上，把國家建設好。
　　文學藝術家的社會責任感來源於對國家和人民深切的了解和深沉的熱愛。只有了解得深、愛得深，才會自覺擔當起社會的責任。一些偉大的文學藝術家，他們之所以産生不朽的作品，除了他們具有非凡的才華之外，往往與他們特殊的經歷有關。大家都熟悉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一連舉了八件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説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
　　中國最早的大詩人屈原，是戰國時代楚國人。《史記》記載，屈原“博聞強志，明于治亂，嫻于辭令。”他力主革新政治，舉賢授能，除殘去穢，勵精圖治。他接近人民群眾，不滿黑暗現實和政治腐敗，終因政治理想無法實現，投汨羅江而死。所作《離騷》，反復陳述自己的政治主張，表現了他對國事的深深憂慮和為理想獻身的精神，是我國古典文學中最長的一首政治抒情詩，也是“可與日月爭光”的浪漫主義傑作。
　　林則徐不僅是一個偉大的愛國者，民族英雄，而且是一位傑出的詩人。鴉片戰爭後，他被流放，途經河南，時逢黃河大水，道光皇帝責令他留在那裏治水。他本來就深諳黃河水勢，並有一套治水的辦法。相傳他為治理黃河，每天騎馬在黃河兩岸奔跑。當地的老百姓非常感動，一位民間畫家把他騎馬奔跑的形象畫了一幅畫。他在河南近一年，水患治理後，仍然被發配往新疆，夫人因病留西安。他獨身西行，從西安到伊犁要走幾個月時間，在從西安至蘭州的路上，他寫了那首著名的詩《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其中就有“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那兩句至今廣為傳誦的名言。
　　我還想起清末的著名詩人，也是外交家的廣東人黃遵憲。他曾做過清朝駐日本的公使。《馬關條約》簽訂後，台灣割讓給日本，黃遵憲寫給梁啟超的那首詩，至今讀起來依然感人肺腑。2003年，我到香港期間，曾在演講時讀了這首詩：“寸寸河山寸寸金，侉離分裂力誰任？杜鵑再拜憂天淚，精衛無窮填海心。”他死了以後，梁啟超為他寫的墓誌銘是“明于識，練於事，忠於國”。這種對國家和人民的愛，是建立在對民族文化和社會歷史深切了解之上的。
　　今天，我們的社會與以往任何歷史時期都不相同了。但實現國家的現代化，讓中國人民過上幸福生活，依然是擺在我們每個人面前的莊嚴歷史責任。惟有科學的精神，民主的作風和實事求是的態度才能促進中國的發展。因此我們強調作家的作品和作家人格的統一，或者知與行的統一，言與行的一致，做到“言有物，行有格”。
　　作為一個人民的文學藝術家，要關心人民疾苦，反映人民生活，併為社會公平正義而奔走呼號。亞當·斯密是一位經濟學家，他寫了著名的《國富論》，這為世人所知，但他還有一部名著《道德情操論》，在這部著作中，他強調社會的公平與正義。他説，如果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眾手裏，那麼它在道義上將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風險的。因為它註定要威脅社會穩定。毫無疑義，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努力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效率和效益。同時，我們又必須堅定不移地推進社會公平與正義，關心群眾的利益，讓每個人都享受改革和建設的成果。對人要有愛的感情。我們講和諧，就是要講友愛。當前，在發展經濟的同時，要特別重視和加強道德教育。要提倡愛人民、愛祖國、愛科學、愛父母、愛老師，愛惜自己的人格和榮譽。同情心是愛的表現，也是道德的重要基礎。《孟子》説：“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我們必須尊重和同情別人，才能得到別人的尊重和同情。我們的文藝工作者應該樹立這樣高尚的品德。
　　第四，希望我們的文學藝術界多出精品、多出人才。
　　去年，我看望錢學森先生，給他彙報科技規劃，他説過一段話對我很有啟發。他説，你講的我都贊成，但是，我想的是，現在的學校為什麼培養不出傑出的人才？然後，他就很有感觸地説到科學與藝術的結合。他説，希望搞科學的學一點文學藝術，搞文學藝術的學一點科學。他特別語重心長地説：“一個有科學創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學知識，還要有文化藝術修養。”錢老有繪畫的歷史，年輕時畫的一些畫，現在流傳在國外。我常想，要把我們國家建成一個現代化的國家，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或者説要建立一個國家的形象，不僅要靠經濟發展、生活改善，而且要靠民主法制、精神文明、國民素質和道德力量，靠科學技術界、文學藝術界多出傑出人物，多出偉大成就。由此，我想到經濟社會發展與文化的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經濟發展是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也是文化藝術繁榮發展的內在動力，社會經濟發展必然會促進文化藝術發展。古今中外的歷史充分證明，經濟的大繁榮往往會帶來思想文化的空前活躍，並且對文學藝術的發展産生極大的促進作用。
　　歐洲文藝復興從意大利開始，“在14和15世紀，在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城市已經稀疏地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産的最初萌芽”（馬克思語）。這些城市的經濟發展和資本主義萌芽，為文藝復興提供了物質基礎。文藝復興時代是一個百花競放、碩果纍纍、群星燦爛、人才輩出的光輝時代。文學藝術的成就是文藝復興最重要的內容。文藝復興分幾個時期，開端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文學家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和美術家喬托，歷史上稱為文藝復興的“三顆巨星”和“歐洲繪畫之父”。文藝復興盛期的主要代表人物達·芬奇、米開朗基羅和拉斐爾，被稱為“文藝復興三傑”。文藝復興晚期還出了三位傑出的科學家和思想家：布魯諾、伽利略和康帕內拉。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一書中高度評價文藝復興所説：“這是一次人類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最偉大的、進步的變革，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産生了巨人的時代。”
　　唐代是中國整個封建社會歷史中最強盛富庶而又最文采斑斕的時代。唐代不僅經濟發達，國力居世界首位，而且文化之繁榮也是世界公認的。唐代在不到三百年的時間中，産生了兩千多位各具風格的詩人，留傳下來的詩歌多達五萬餘首。李白、杜甫，更是整個古代詩歌史上兩座並峙的高峰。中唐時期以韓愈、柳宗元為代表興起了聲勢浩大的古文運動，創造出古代散文的典範精品。在小説、音樂、舞蹈、繪畫、建築、雕塑等方面，也留下了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産，涌現出許許多多具有很高造詣的文學藝術大家。
　　同志們！我們這個民族在進入二十一世紀上半葉的時候，正在經歷著一個前所未有的歷史大飛躍。這是一個全民奮起、艱苦創業、擺脫貧困、實現小康，進而從不發達國家轉變為中等發達國家的歷史大飛躍。這個進程是偉大的，是複雜的，光明面是基本的，又有某些黑暗面。在這樣的時代條件下，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同先進生産力的發展一樣，受到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我們已經具備了繁榮社會主義文藝的良好基礎。廣大文學藝術工作者要珍惜這樣的好時代，理解這樣的好時代，充分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創造無愧於時代、無愧於人民的優秀作品。只要我們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加強先進文化建設，努力為繁榮創作提供良好的條件，一個繁榮昌盛、欣欣向榮的文化藝術局面就一定會出現。
　　（這是溫家寶在中國文聯中國作協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經濟形勢報告中關於文學藝術工作的部分。發表前作者根據記錄整理，作了文字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