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

    ——西漢·晁錯《論貴粟疏》

    近三個月來，始自雲南的西南旱災已經導致了2000多萬人飲水困難，全國抗旱工作進入十分緊張的狀態。半年以前，內蒙古和遼寧西北的伏旱和秋旱導致大面積糧食絕收。一年以前，華北主要省區冬春連旱，國家防總首次發佈了旱災的紅色預警。三年以前，川渝大旱導致大幅糧食減産和上千萬人畜飲水困難，引起社會對旱災的廣泛關注。其實，與我國歷史上多次出現的全國性多年持續旱災相比，這些都只是區域性和季節性的乾旱事件，但這已足以暴露旱災對我國糧食和水源安全的嚴重威脅和我國現存應急抗旱的體制問題。

    在全球氣候變化的大趨勢下，未來旱災的頻率和程度勢必增加，我國若不及早改變目前的被動應急抗旱局面，未來極端乾旱事件産生的後果可能是災難性的，會直接威脅人民的生存與社會的穩定。本文重點針對五個問題，對有關乾旱的常識、旱災對我國的威脅和我國抗旱存在的問題及戰略對策作初步探討。

    一、什麼是乾旱和旱災？

    與永久性的乾旱與半乾旱氣候區域不同，乾旱是在一定區域的較短時期內，因降水明顯少於正常狀態而導致水資源減少、影響植物正常生長的一種自然現象。旱災則是指乾旱對人類的正常生産和生活造成了影響，産生了危害，是自然與社會綜合作用的結果。旱災的形成過程較其他災害緩慢，首先出現的是土壤墑情（含水量）降低，影響農作物正常生長，江河湖泊水源減少，正常取水出現困難。若旱情季節性持續發展，則出現大面積糧食減産和人畜飲水困難。若干旱在大範圍內多年持續不斷，則可能出現大規模糧食絕收，水源急劇短缺，人民失去生存條件，進而引發嚴重社會問題。

    二、為什麼我國乾旱頻繁？

    降水的形成與大氣環流密切相關。一般而言，氣流上升容易導致水汽凝結而發生降水過程，空氣下沉則天氣晴朗。由於海陸季節性熱力差顯著，我國季風氣候特徵明顯。當季風進退時，南北冷暖氣團交匯産生鋒面，大氣垂直對流加劇，形成季節性南北移動的降水帶。當季風較弱、南方的暖濕氣流無法到達北方時，北方則可能出現乾旱。季風雖然較有規律，但其途徑和強弱的年際變化大，所以北方經常發生乾旱現象。

    但南方為什麼還會出現乾旱呢？很多人在認識上存在誤區，認為南方降水多，不太容易發生乾旱。如若把我國南方放在全球尺度看，會發現這是一個非常幸運的特殊氣候區。與南方緯度相同的其它絕大多數地區都是荒漠和半荒漠氣候，如墨西哥西北、非洲北部、中東、南亞西部等區域,形成了全球最大的沙漠帶。這主要是由於位於赤道的熱帶地區常年日照強，空氣上升後，在赤道南北半球兩側的亞熱帶上空形成很穩定的高氣壓帶（一般稱為副熱帶高壓），空氣下沉，常年乾旱無雨。而我國南方地區由於受低空的季風影響降水豐沛，植被豐茂，但這並不等於南方乾旱就不存在了。相反，副熱帶高壓的影響揮之不去，若季風途徑被阻隔或水汽影響減弱，南方地區必然發生乾旱。因此，南方局部的季節性乾旱幾乎年年都會發生。當我國南方的副熱帶高壓發展強盛，與其它區域高氣壓聯成一體，大範圍的持續乾旱就會出現。當然，除了這些大尺度的大氣環流影響外，還有很多小尺度的局部因素也容易導致旱災的發生。例如南方山區多坡度大，植被遭受破壞后土層薄，河谷下切深，岩溶（或稱喀斯特）地貌發達，地下暗河交錯，地表難於滯留水資源，加之岩層上應急打井難度大，一旦乾旱發生，其災害性就很快顯現。由此可見，我國無論南北，乾旱都頻繁發生，這是自然規律所致。只有充分認識這些規律，才能做到適應環境變化，實現長治久安。

    三、旱災對我國的發展有什麼危害？

    我國的乾旱事件幾乎年年出現。據《中國水旱災害公報》公佈的數據，1950至2007年，全國農業平均每年因旱受災面積3.26億畝，其中成災面積1.86億畝，年均因旱損失糧食158億公斤，佔各種自然災害造成糧食損失的60%以上。全國農作物年均因旱損失糧食由20世紀50年代的43.5億公斤上升到90年代的209.4億公斤，而2000年以來更是高達372.8億公斤。

    對於規模較小的乾旱事件，我國目前的水利及抗災水平幾乎能夠消化。但極端的、持續多年的乾旱可能會對未來民族的生存發展構成嚴重威脅。

    在二十一世紀，極端的旱災還會重演嗎？目前全球變化研究一個較為廣泛接受的結論是氣候變暖極有可能會導致未來極端氣象災害的範圍、程度和頻率加大。考慮到我國目前和未來的人口壓力和資源制約，如果發生大範圍持續多年的極端乾旱，會産生什麼後果呢？我們做了一個研究，回答如果明末7年連續乾旱旱情在2050年以前再次發生將會産生什麼後果。

    有學者研究表明，很多地區旱期的降水減少量與水資源減少量一般而言有一個概略的倍數關係，即1%的降水減少會導致2%左右的水資源量減少；崇禎大旱期間，北方大部的年降水量較常年偏少25%—47%，黃河出現自然斷流。根據氣象乾旱等級的國家標準，年降水量減少30%和45%分別為中等乾旱和嚴重乾旱兩個等級；再根據《中國水資源公報》的多年降水和水資源量數據建立各地區乾旱期降水減少量和水資源減少量之間的數學關係，計算出受旱區內不同區域的水資源量；在此基礎上，根據各區域灌溉的需水量與水資源量的差，估算灌溉面積的減少量；最後根據國家防洪抗旱總指揮部辦公室等多年積累的乾旱糧食減産系數估算糧食減産量。考慮到人口增長等因素，我們的估算表明，如果明末7年連續乾旱在2050年前發生，至少會造成2.5億人口在連續三年的時間內人均年總水資源量不足100立方米，另外還有1.5億人口不足200立方米，這其中可利用的水資源量將遠低於這個數字。而我國近年城鎮的人均生活的實際年用水量在75立方米以上，這不包括農業和工業等生産用水。如果沒有儲備的灌溉水源，明末7年乾旱造成的旱災可能導致我國的年人均糧食産量由目前的390公斤下降至250公斤以下，與二十世紀60年代初“災荒年”的糧食水平相當。可以想象，若沒有足夠的儲備水源，如果未來發生類似明朝崇禎年間的大旱，會導致幾億人口持續多年基本生活用水無法保障，糧食大幅減産，生産陷入停頓。

    四、我國抗旱工作存在什麼主要問題？

    回顧晁錯“畜積多而備先具”的思想，感到前人總結的真理在當代社會並未得到很好的傳承。儘管國家防總在2003年提出要由被動抗旱向主動乾旱管理、由單一的農業抗旱向全面抗旱的戰略思路轉變，但目前存在的生産與資源的結構性失衡和體制障礙使得我國應對旱災的工作難於擺脫應急抗旱的被動局面。

    從資源的角度看，農業用水佔所有供水量的65%以上，是關係水源和糧食安全的決定性因素。我國未來乾旱管理面臨的最大問題應是南北糧食生産和水資源的結構性失衡。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糧食生産重心持續地從水資源豐富的南方向缺水的北方轉移，這一趨勢自2000年後表現尤其突出。這主要是由於北方很多低産田由於灌溉設施的改善變成了高産田，糧食産量得到大幅提高；而南方很多省份由於耕地面積減少，糧食生産的比較效益低，農民的種糧積極性下降，復種指數減小，導致南方糧食總産量減少。這就出現了人們所説的傳統的“南糧北運”已轉變為“北糧南調”的現象。這一轉變很大程度是以犧牲北方的水資源，尤其是地下水資源為代價的。根據《中國地下水資源》叢書中提供的2000年以前的資料我們繪製了我國地下水資源開採率地圖。發現北方除了荒漠無人區外，絕大多數地區都面臨地下水超採問題。在華北平原由於常年超采地下水，出現大量地下漏斗區，甚至出現了部分地下含水層疏幹的區域。由近年的乾旱影響可知，地表水，包括大中型水庫蓄水，由於旱期的強烈蒸發和過度取水，在短時間內會急劇減少，難於滿足應對持續乾旱的用水需求。應急打井成了抗旱部門的一個主要手段。在持續多年極端乾旱裏，地下水將成為唯一的生命線。如果説20世紀60年代以前，人們因為缺乏對地下水資源的認識而在旱期無水可用，那麼在21世紀，人們可能會因為長期的無節制開采地下水而出現無水可抽的局面。若不提早制定政策扭轉目前存在的南北糧食生産和水資源的結構性失衡趨勢，極端旱期的任何應急措施都會因資源的枯竭而變得無能為力。

    從體制上看，目前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防總）的實際職能還主要定位於“抗”，而不是充分體現晁錯思想的“備”。國家防總雖然有多個部委作為其成員單位，但一般而言只有在水旱災害發生之後才真正發揮各協調指揮職能。而立足於“備”則需功在平時。目前,國家防總抗旱的日常事務由國家防汛抗旱辦公室（防辦）組織協調。由於防辦設在水利部門，其內部成員主要來自水利系統，而其他部委並沒有人員實質參與防辦的日常運作。因此,在平時國家防辦除了在水利系統發揮影響力外，難於真正組織協調各部門進行系統化的災前準備；難於通盤考慮水資源、農業、環境、生態和經濟的長期可持續問題，也難於全面解決目前南北方糧食生産宏觀結構失衡等問題。如果不自上而下突破體制障礙、沒有多部門的日常統一協作，抗旱工作必然會始終處於被動應急狀態。

    正因為體制等因素制約，目前我國還沒有專門制定應對歷史上多次重演的持續多年極端大旱的統一規劃與實施預案，而現存的抗旱預案都是針對區域性短歷史乾旱而制定的。目前在乾旱發生後，很多地方都缺乏明確的抗旱目標，抗旱時往往一哄而上，在旱災的初期就大量地消耗了水資源，而不是採取措施盡可能節省水資源作打持久戰的準備。這一抗旱模式在長時期持續乾旱的情況下甚至可能會加劇後期的災情。

    由於存在不同的業務分工和部門利益問題，行業間的信息共享程度非常低，導致重復建設嚴重。例如水利行業由於無法共享氣象部門的數據，便在其行業內再建一套覆蓋全國的雨量監測網；同樣地，水利部門的水情和水資源數據其他部門也無法共享。因此在旱情分析上，不少部門都有一套自己的數據、方法和標準，但無法建立真正意義的綜合旱情指標和有效的信息化決策支持系統。因此目前國家對旱情的掌握還主要依賴於行業各自的分散信息和已受旱地區的行政層層上報機制，導致旱情信息滯後，難於做到有效預警和正確的災情評估、確立明確的抗旱目標、提前採取主動措施減少旱災影響。也正由於大量的行業信息無法共享，科研與高校部門無法得到真實的數據從事基礎研究，嚴重限制了科學研究的發展，制約了乾旱管理工作水平的提高。

    另外，由於乾旱成災過程緩慢，往往容易産生麻痹思想。與防汛相比，抗旱工作無論在機構設置、人員配置、經費安排、科研資助等諸方面都處於次要地位。很多人認為抗旱工作只要各部門能夠臨時協調，並不需要統一的科學規劃和技術支撐。但幾千年的歷史記錄和近年來頻繁發生的旱災已不斷地向我們發出了警告：人類在旱災面前非常脆弱。若不及早對極端旱災進行系統研究，制定統一應對方案，旱災對未來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威脅將是致命的。

    五、如何實現水旱不驚？

    晁錯總結堯禹時期有連續九年大水，湯帝在位時有連續七年大旱，但國家做到了水旱不驚，做好充分的預防準備是唯一法寶。與遠古相比，現代的人口與資源壓力增加，矛盾更加複雜化，但“有備無患”的真理並沒有改變。我們認為抗旱工作應從戰略上作出如下調整。

    第一，國家防總和防辦系統的職能改革。這是實現由被動抗旱到主動備旱轉變的最關鍵問題。防總本身的作用是指揮多部門協調響應的機構，但主要以應急為主。除了應急職能外，防總應針對“備”的問題發揮日常的組織協調功能，加強國家與各級地方防辦的職能。這就需要改變人們心目中防辦是水利部門的防辦、而非國家防總的防辦的印象；需改變防辦內部的部門組織結構，讓各成員單位都能實質參與日常運作，這樣方能有效整合資源、制定統一的長期規劃和預案措施、保障由中央到地方的政策措施得到有效執行。

    第二，扭轉目前南北糧食生産與水資源結構失衡的局面。這需要各區域的發展與當地的資源相協調，短期的掠奪式過度開發必然導致經濟發展的不可持續。扭轉目前的結構失衡問題應兩步走。首先，需制定政策，根據人口與資源規定各省的糧食生産的責任與量化任務，在近期內用政策與經濟相結合的措施，重新提高南方的糧食産量在全國的比重。而北方水資源已經被過度開發的區域要主動減少糧食産量，休養生息，逐步恢復水資源儲備。此外，還需控制高水耗的産業在缺水地區的佈局，依據水資源決定産業發展方向。其次，傳統的灌溉系統水資源利用率低，擴大傳統灌溉面積只能加快北方水資源消耗速度。而高效灌溉可減少用水70%以上。目前我國的經濟水平已經逐步使高效灌溉變得可能。除中央和北方各省自身加強高效灌溉的設施農業投入外，南方的發達省區應與北方建立對口農業設施援建機制，大幅度提高北方的灌溉效率，避免南方僅以簡單的市場價格購買北方糧食、消耗北方的短缺資源。當北方耗水量大量減少、水資源開發控制在可持續發展的範圍內之後，南方可逐步減少糧食生産比重，從而建立全國的經濟發展、糧食生産與水資源的宏觀協調關係。

    第三，制定全國範圍應對極端旱災的規劃與預案措施。歷史上多次極端旱災都持續三年以上。國家應制定至少能夠應付全國範圍持續三年大旱的預防方案。要將水資源儲備與糧食儲備一樣提到安全戰略高度，確保多年大旱期間能夠維持基本的生活與生産需要。地下水儲備是這一措施的關鍵。我們初步估算，北方平原區見過幾十年的過度地下水開採，留下了巨大的地下庫容空間。如華北平原北部在近40年時間內已過度開採了上千億立方米地下水，如若能恢復這部分地下水儲量，加之旱期控制用水，完全可以安然度過極端旱情。恢復地下水並不需要建大規模水利工程，但需要大力提升政府對資源的管理水平。在北方地區首先要停止地下水過度開採，逐步恢復地下水水位，設置地下水水位保護紅線。在平時絕不允許水位低於紅線，乾旱期過後要迅速恢復水位。南方地區除了加強地表水利工程建設外，還應根據社區人口與環境狀況，提前勘測地下水源，建好取水口，但不到大旱時期則封存不動。只有這樣才能避免臨時找水、打井的被動應急局面。若全國平原區有足夠的地下水儲備，加之山區水庫和社區蓄水設施，在有效的節水政策下，完全能夠穩定全國絕大多數人民的生活和生産，再對困難地區實行救援，可將旱災影響降至可控制的水平。在糧食生産方面，除需確保充足的糧食儲備水平外，還應預備高産的薯類作物種子，一旦發生大範圍旱災，根據區域間旱情差異，在有條件的地區擴大這類高産作物種植面積。在生活與生産用水方面，首先要確立旱期節水目標，採取措施限制需求、節約用水，避免不顧資源而片面滿足各種用水需求，作持久抗旱的準備。若大範圍的持續旱災能夠安然度過，未來的季節性區域乾旱自然不會出現像今天這樣全國緊急動員，四處應急找水的被動局面。

    第四，加強信息化預警技術研發。目前乾旱的信息化管理及預警能力十分薄弱，從國家到地方都沒有建立起完整的乾旱管理數據庫，旱情監測信息和指標體系很不健全，旱情掌握的時效性差，災情分析技術基本還處於空白狀態。這需制定數據共享法規，打破多年來形成的行業信息不共享局面，建立統一的數據庫，研究綜合的旱情指標體系和預警參數，研發能夠動態分析工業、農業和城市災情的模型和軟體平臺。為及時掌握旱情與災情發展、評估未來災情變化趨勢、提前制定應對預案提供決策依據。

    第五，加強乾旱管理的立法工作。2009年，我國首部針對抗旱工作具有行政法規意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抗旱條例》正式頒布實施。這一條例規定了抗旱的工作原則與方向，但更具體的條款有待進一步完善相關的配套法規，形成自上而下的完整法規體系。目前最重要的是及時總結抗旱條例的實施效果，為進一步形成完備的法律性文件作準備。在加強法規制定工作的同時，更重要的是落實法規要求，真正做到依法抗旱。

    第六，加強公眾教育和市場機制培育。目前工作的節水意識教育得到普遍加強，除了宣傳外，還需輔以市場機制，如階梯水價等方式實現節水目標。對於農村地區，需將宣傳、市場和政府扶持等措施綜合起來，切實提高高效灌溉的積極性，大幅度減少農業用水量。同時加強旱災防範的意識教育，以家庭和社區為單位增加水源分散儲備能力，減小旱災的脆弱性。旱災保險的市場培育也是轉移和分攤旱災風險的有效手段，應加強這一方向的研究和國際經驗交流。最後，還需加大對乾旱的科學研究工作，加深對乾旱的自然過程和成災機理的認識，提高乾旱的管理水平。

    總之，我們認為旱災是可以有效防範的。若能切實理順乾旱的管理體制，實現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制定有效的法規和應對特大旱災的規劃，切實做好由國家到社區的水源與糧食儲備工作，有效掌握旱情與災情信息，建立科學的預警機制，我國可從根本上擺脫被動局面，將乾旱的影響減至最小水平。(喻朝慶 宮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