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8日，農業部黨組成員、副部長、學習實踐活動領導小組副組長危朝安主持召開座談會，就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和十七屆三中全會精神、推進農業農村改革發展聽取農業專家意見。與會8位專家圍繞糧食安全、農業經營體制創新、農業科技創新、國際金融危機對農民外出務工的影響、農業可持續發展等問題提出了意見和建議。

    謝華安（中國科學院院士、原福建農林科學院院長）：兩年來，國際糧食供應緊張，形勢非常嚴峻。我國由於糧食儲備充足，保持了糧價穩定，因此壓力較小。這主要得益於中央高度重視糧食問題，農業部採取得力措施抓糧食生産，實現了我國糧食總産、單産逐年穩步提高。但隨著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加快，保障糧食等主要農産品供給的壓力不斷增大。在我國耕地面積不太可能增加的情況下，保障糧食等農産品有效供給必須主要依靠提高單産，這就要求抓好科技，抓好重點技術儲備。這方面的潛力不小，如目前我國每年種植2億畝中稻，其中4000－5000萬畝可種植再生稻，理論上可增産糧食140－175億公斤。這説明再生稻技術的科學應用可以有效拓展增産空間。所以發展糧食生産，根本上要靠科技，但也要切實解決農民種糧積極性不高的問題。建議借鑒台灣的經驗，針對農業不同發展階段及時調整農業政策，始終保證農民種糧有較高的效益，這樣可有效避免“谷賤傷農”，鼓勵農民重視科技，發展糧食生産。

    鄧秀新（中國工程院院士、華中農業大學校長）：我國糧食形勢好，農業科技“功不可沒”。但在農業科技創新方面，還要解放思想、改革創新，進一步解決好不適應科學發展觀要求的突出問題。比如，儘管不斷增加農業科技投入，但是存在投入結構不盡合理，沒有形成很好的導向機制，科研課題不是來自田間地頭、成果轉化率不高的問題。我國農業科研上遊機構硬體設施很好，基本不比國外差，但下游推廣機構條件簡陋，設施老化，反差很大。尤其是人才斷層現象嚴重，老專家退下來，大專家下不來，“土專家”又跟不上，部分縣農業部門甚至十幾年沒進過大學生，這説明基層農技隊伍建設的體制機制亟待加強和改進。建議積極促進地方與高等院校、科研單位合作，搞訂單式、委託式培養，加快為基層農技推廣隊伍培養一批實用型技術推廣人才。同時，要高度關注高素質農村勞動力轉移後對農業新技術推廣的影響，加快研究制定吸引高素質勞動力留在農村從事農業生産的政策措施。此外，要加大園藝等經濟作物科研攻關力度，改良品種，提高品質，促進農業增産、農民增收。

    黃季焜（中國科學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保障國家糧食安全，一是要考慮農民種糧的積極性。現在是中國糧食安全最有保障的時期，總産、單産、市場流通量等各項指標都比較安全。突出的問題依然是農民種糧積極性不高。糧食安全是國家的目標，不是農民的目標，要在糧食價格和農民利益之間取得平衡，關鍵還要靠政策，從根本上解決種糧比較效益低的問題。二是要發揮企業在科技創新中的作用。現在農業科技進步還有很大空間，以種子産業為例，因為品種繁雜、難以分辨，農民還是要部分留種，這對生産能力有影響。美國的種業非常發達，但只有幾個大的推廣品種和很有影響力的品牌。農業科技創新不能只靠科研部門，也應該扶持企業，調動兩個積極性，實現科研與應用推廣的有機結合。三是要加強農田水利特別是末端渠係建設，解決好“最後一公里”的問題。四是要高度關注農村勞動力問題的變化新趨勢。調查表明，現在16-25歲的農村青年有97%在外打工，25-30歲的農村青年有70-80%不務農。這説明農村務農勞動力中年青人太少，給農業生産帶來很大挑戰。另一個問題是勞動力成本上升，不但影響工業結構，對農業也有不利影響。目前一些勞動密集型産業已向國外如東南亞一些地區轉移，對工業結構的影響已經顯現。對農業而言，我國具有比較優勢的是蔬菜、水産、水果等勞動密集型的産業，勞動力成本上升將削弱這些産業的競爭優勢。因此，要研究鼓勵青年農民投身農業的政策，研究農業勞動力成本上漲對糧食安全和農業産業結構的影響，出臺應對措施。

    祝衛東（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局長）：我國農民戶均佔有耕地面積是7.5畝，平均分成5.7塊，這樣的規模，很難解決家庭承包經營與大生産大市場的對接。對此，十七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一個長久”、“兩個轉變”，兼顧了公平與效率。可以解讀為實現“五化”：一是承包關係長久化。中央首次提出承包關係要保持穩定並長久不變，這樣能更好地穩定農民預期。二是承包權能物權化。不僅賦予農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承包經營權，而且明確提出要完善承包經營權權能，政策比以前更放開。有些人呼籲土地能夠抵押和入股，但是各地情況不一、貧富差距大，考慮到農民就業的不穩定性、談判地位的弱勢性，一旦在這方面放開，會有很大風險。三是經營權流轉市場化。增強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市場性，按照中央提出的“一個允許”、“三個不得”，強化農民在土地流轉中的主體地位。四是家庭經營集約化。強調應用技術、資本等要素，推動農戶向現代經營主體轉變，特別強調發展專業大戶等規模經營主體。五是統一經營社會化。十七屆三中全會豐富了統一經營的內涵，擴大了外延。一家一戶的生産不適應社會化大生産，必須依靠社會化服務。需要逐步把農戶幹不了和幹起來不合算的勞動進行外包和市場化，因此要強調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特別是要依靠專業合作社來引領農民和市場對接。所以《決定》特別強調對專業合作社進行支持，並且提出有條件的專業合作社可以開展信用合作，這十分有利於專業合作社的發展。

    孫梅君（國務院研究室農村司副司長）：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繼續擴散和蔓延，對我國經濟已經造成很大衝擊，對我國農業的影響也開始逐步顯現：一是糧、棉、油、生豬、水果等農産品價格全面下降。二是農民增收減速。上半年農民人均現金純收入增長10.3%，比去年同期回落3個百分點，前三季度增長11%，同比回落了3.8個百分點，增速呈加速下滑的態勢。三是農民工回流現象突出。雖然現在還沒有出現全國性農民工返鄉浪潮，但這一問題的嚴重性要引起足夠重視。據河南省調查，截至10月底，返鄉後沒有外出的勞動力佔外出勞動力的16.2%，比上年同期增長12個百分點，並且時間越往後返鄉勞動力增長越快，其中三季度返回的佔返回總量的46%，僅10月份就佔到41%。勞動保障部的調查也顯示，部分地區預測明年用工量將減少40%。這不僅影響農民收入，更會影響農民就業，特別是當前經濟和就業形勢總體不樂觀，農民工又處於弱勢，情況更加嚴峻。要重視加強五項工作：一是做好返鄉農民工的工資清欠和勞資糾紛防範；二是組織農民工有序返鄉；三是鼓勵返鄉農民工投身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四是大力扶持農民工返鄉創業，以創業帶動就業，建議給予農民工與城鎮下崗職工同等待遇，對返鄉創業進行適當補貼，同時在金融、稅收、用地、收費、工商登記、信息服務等方面給予更大的支持；五是加強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培訓。利用經濟調整週期和擴大內需的有利時機，把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培訓作為擴大內需的重要內容，加大投入力度。

    馮海發（中央政策研究室農村局副局長）：今年在各種自然災害和金融風險中我們能夠應對自如，社會能保持穩定，經濟能持續發展，根本的是糧食和農産品供給保障有力。糧食生産關係全局，金融危機、經濟危機也許較短時間能緩解，但世界糧食危機還遠沒有結束。最大的影響因素是美國發展生物質能源，根據美國農業部規劃，到2016年國內生産玉米的47%要用於能源加工，未來糧食供給缺口加大，糧食安全問題將越來越突出。十七屆三中全會《決定》高度重視糧食安全問題，提出了許多重大措施，但長期看，耕地減少、地方政府抓糧積極性還沒有完全確立，我國糧食生産的壓力在增大。因此，必須始終堅持把保障糧食安全作為治國安邦頭等大事的戰略思想，切實加大對糧食生産的支持力度，抓好良種推廣、中低産田改造和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不斷提高糧食綜合生産能力，促進糧食生産穩定發展。

    吳孔明（中國農科院植保所所長）：當前，糧食生産面臨不斷增産的壓力，化肥、農藥施用量不斷增多，一些新的生産方式也在不斷推廣，如何趨利避害，保護農業生態系統不受破壞，避免遭受自然環境的懲罰，應當引起高度關注。比如，北方由於大面積推廣溫室栽培，使易發于南方的病蟲害在北方有了過冬溫床，南北方病蟲害發生已經不再有明顯的區別；農機跨區作業在提高農業生産效率的同時，也帶來一些負面影響，造成病蟲害傳播速度加快，病蟲害跨區危害問題呈加重趨勢等，這都需要我們加強研究，認真對待。此外，農民在防治病蟲害方面還存在較多問題，特別是濫用農藥現象在一些地方還比較普遍。面對這些新挑戰，必須強化植保工作的公益性職能，切實加大財政支持和法律保障，健全完善病蟲害防控應急預案，加強跨區域病蟲害聯合防控，促進植保事業服務農業可持續發展。

    廖西元（中國農科院水稻所副所長）：發展糧食生産，一靠政策完善。補貼方面，實施農民普惠政策和農業生産性補貼政策；價格方面，實行效益聯動價格政策，避免增産不增收；土地方面，主要通過生産環節規模化經營來推動土地規模化經營；流通方面，要增加靈活性，提高種糧效益，避免糧食多了辦法少，糧食少了辦法多。二靠投入增加。加大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加大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等與農業生産直接相關設施的建設力度；加大對農技推廣體系建設的投入力度。三靠科技進步。實施高産創建和科技入戶工程，促進水稻等大宗糧食作物生産全程機械化，使先進農業科技成果快速轉化應用。積極推進基層農技推廣體系改革，一是創新制度，轉變職能，突出服務，真正把農民當成“衣食父母”；二是注重層次性建設，縣一級建農技推廣服務中心，鄉鎮建推廣站，村建服務點；三是實現服務主體多元化，國家推廣機構主要負責公益性服務，專業合作社等提供特色服務，經營性企業提供連鎖經營等相關服務。

    農業部黨組成員、人事勞動司司長梁田庚，産業政策與法規司司長張紅宇、科技教育司司長白金明參加了座談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