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１２月１５日電（記者 宋振遠 李柯勇 田雨）面對愈演愈烈的國際金融危機，近來有人産生疑問：中國持續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是否將中斷？

    近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此給出明確回答：“中央對經濟全球化作出的判斷是完全正確的,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仍然存在,不會因為國際金融危機而發生逆轉。”

    那麼，作出這一判斷的依據是什麼？中國怎樣做才能在應對金融危機中把握“戰略機遇期”？

    “重要戰略機遇期”仍然存在

    這場尚未見底的國際金融危機，被認為是“上世紀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危機”，歷史罕見、衝擊力極強、波及範圍很廣。國際上普遍認為，目前危機還在蔓延，其嚴重後果還會進一步顯現。

    發展改革委有關負責人近日表示，受這場危機影響，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企業經營困難增多，經濟增速下滑已成為當前經濟運行中的突出問題。

    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表明：我國ＧＤＰ增長已連續５個季度回落。在今年１１月份的經濟數據中，包括工業增加值、進出口、外商直接投資等，都不樂觀。

    然而“危”中有“機”——這是中國領導層、經濟界的共識。

    “危機面前，首先必須看到一個大趨勢，即中國在國際上的分量在加重。儘管我們困難還很多，但中國在發展，中國還將繼續大發展，這一條是我們獲得戰略機遇期的最重要基礎。”中央黨校原常務副校長鄭必堅語氣堅定地説。

    “改革開放３０年來，中國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完全具備了抵禦風險的能力。當前我國經濟增長的基本面沒有發生根本性的逆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夏斌説。

    黨中央關於本世紀頭２０年是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判斷，是建立在對經濟全球化現狀的分析基礎上作出的。

    這場金融危機，雖然重挫了美國長期依賴虛擬財富效應支撐負債消費的增長模式，但經濟全球化趨勢不會逆轉。

    權威專家分析認為，危機對中國發展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但也至少帶來了三大機遇：其一，金融危機雖然導致我國外部需求大量減少，但客觀上也為我國擴大內需和調整結構提供了巨大的外部“倒逼”壓力。其二，世界經濟增長明顯減速，造成國際能源資源和資産價格回落，為我國開發利用海外能源資源和提高科技實力帶來了有利條件。其三，金融危機給發達國家帶來巨大壓力，對改革傳統的國際金融體系提出了新要求，對我國加強國際合作，謀取更多國家利益提供了有利時機。

    戰略機遇期事關一個國家的前途命運。“在國際金融危機來襲之時，中央果斷提出重要戰略機遇期仍然存在，這不僅是鼓舞信心之舉，更是精確把握了我國經濟自身發展階段和規律得出的結論。讓大家心裏有了底，明確了努力的方向。”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長李揚説。

    面對這場危機加深與國內增長方式轉變的雙重擠壓，中國有信心在進一步擴大內需中實現保增長的當前任務和調結構的長期任務，最終轉危為安，從而在更高層次上實現新的跨越。

    “倒逼機制”推動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有色金屬價格暴跌，甘肅白銀有色集團遭遇嚴峻困境。但是１１月底，白銀集團成功引進了中信集團戰略投資３２．６億元，而這筆鉅資將全部用於其傳統産業的改造升級。

    白銀集團副總經理齊成章説：“改造傳統産業是市場危機逼出來的，也是企業多年想做沒做成的事。從這個意義上説，金融危機又是我們的一個重大機遇。”

    這一案例對辯證看待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頗有啟示。金融危機導致我國外需大量減少，客觀上為我們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提供了巨大的“倒逼機制”壓力。如果科學處置，變壓力為動力，就能化“危”為“機”。

    新華社記者近日在東、中、西部地區調研時發現，部分行業當前遭遇的困境並不能完全歸咎於國際金融危機。産業結構不合理，內需外需不均衡，投資消費比例不協調，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經濟發展方式粗放的格局沒有根本轉變……破解這些長期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體制性、結構性矛盾，既是應對金融危機的有效手段，更是現階段我國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駐華首席代表維韋克·阿羅拉分析説，中國外貿依存度高達６０％，出口依存度為３７％，這樣的局面幾年前就引起了人們的警惕。中國要全面增強抵禦外部風險的能力，就必須把目光轉向國內１３億人口的巨大市場。目前，中國政府把應對金融危機的立足點放到擴大內需上，就是要利用國際經濟結構調整的時機，加快形成消費需求拉動經濟增長的格局。

    隨著國際金融危機不利影響的加重，廣東、浙江等省的中小企業受到較大衝擊。這暴露了我國製造業總體上處於國際分工鏈條低端、競爭力弱的問題。危機恰恰為我國推進産業兼併重組、優勝劣汰、技術進步提供了有利條件。國家近期不斷出臺政策措施，明確提出要加快自主創新步伐，支持高技術産業化，嚴防擴大內需投資流向“兩高一資”、低水平重復建設項目，正是這一思路的體現。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劉鶴分析認為，雖然我們面臨著保增長的繁重任務，但加快發展方式轉變、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大方向不能動搖，必須把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有機結合起來，要以增強發展協調性和可持續性、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為目標，通過擴大最終消費需求，帶動中間需求，有效吸收和消化國內生産能力，形成發展的新優勢。

    “只要在此次危機中認真貫徹這一戰略思想，我們就能使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取得實質性進步，使國家整體競爭力得到顯著提升。”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金融系主任李稻葵説。

    “改革提速”構建科學發展新體制

    “長期以來，我國一些改革難以推動，有的是因為時機不成熟，有的是因為阻力太大，有的是因為矛盾太多。這場世界金融危機為我國加快改革提供了歷史機遇。”經濟學家袁崇法説。

    正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強調的，必須把深化改革開放作為促進發展的根本動力。抓住時機，推出有利於實現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的改革措施，這是提振市場信心的最好方法。

    群眾反映最強烈的問題在哪，改革的著力點就在哪。

    近期，“醫改”方案徵求意見稿引起廣泛關注，甚至不乏直率的批評之聲，説明群眾對“看病難、看病貴”意見較大，對“醫改”寄予很大期望。其他如住房、上學、就業、養老等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民生問題，同樣是群眾利益訴求最集中的領域。在金融危機面前，著力推進這些公共領域的改革，就抓住了改善民生、擴大內需的重點。

    制約經濟健康持續發展的阻力在哪，改革的著力點就在哪。

    近期國際原油價格不到半年狂瀉六成以上，而國內油價依然居高不下。群眾對建立科學的成品油定價機制呼聲日盛。當前，金融危機導致國際油價持續走低，正好為中國啟動包括燃油稅、要素價格在內的相關改革提供了難得的機遇。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有關專家説，從資源類要素看，中國工業電價是日本等發達國家的６２．５％，能源消耗系數比發達國家高４倍到８倍，能源使用效率僅為３０％，水價為國際平均水價的三分之一。在這種要素稟賦環境下，中國企業如果仍然依靠廉價要素資源獲利，就會失去技術創新的動力。

    據專家測算，長期以來生産要素價格低估，令中國企業不合理節省了２０％至４０％的生産成本，這使企業一直不願意承擔更多資源節約和環保責任。

    面對金融危機，人們期待在兼顧低收入群體生活保障的前提下，及時推進要素市場改革，真正實現調結構、擴內需的戰略轉變。

    另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多年來，我國居民收入增長低於經濟增長速度。這種狀況不改變，就無法實現“讓全社會分享改革發展的成果”，更難以實現以消費拉動為主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陸學藝説，支撐內需靠擴大居民消費能力。顯然，改革不合理的收入分配製度，成為下一步改革的重要著力點。當前，必須把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水平挂鉤，最低工資制度要包括農民工。同時，應把縮小城鄉收入水平，作為貫穿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一個調控點。

    權威專家梳理認為，在應對金融危機中，我國應重點實施五項改革，即推動價格體制改革，加快公共體制改革，推進金融體制改革，完善投資體制改革，深化國有企業改革。

    事不避難，知難不難。上世紀３０年代大蕭條時，美國總統羅斯福有一句名言：“我們唯一害怕的是害怕本身。”可以預見，依靠改革開放３０年的發展經驗和雄厚實力，只要我們加快改革，應對得當，正如危機改變不了全球化的趨勢，危機也同樣改變不了中國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