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國民營醫院增加了1000多家，公立機構的數量略微下降。民營醫院的發展勢頭迅猛。近日，《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2013年主要工作安排》提出，進一步開放醫療服務市場，引導社會資本辦醫。國務院常務會議指出，凡社會能辦好的，盡可能交給社會力量承擔。“十二五”醫改規劃明確，到2015年，非公立醫療機構床位數和服務量達到總量的20%左右。社會資本怎麼辦醫，尤其在90%的市場份額被公立佔有的情況下？還有哪些“玻璃門”有待拆除？

    公立醫院擴張快，民營醫院發展難

    2010年底，國辦發佈《關於進一步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舉辦醫療機構的意見》，從制度上掃清了社會辦醫的障礙。社會辦醫有利於增加醫療衛生資源，擴大服務供給，有利於建立競爭機制，提高醫療服務效率和質量，完善醫療服務體系。

    “40年前，台灣佔總量70%的公立醫院佔據95%的市場營業額，現在25%的公立醫院佔據30%的營業額。”聯新國際醫療集團總執行長、上海禾新醫院院長張煥禎説。

    2012年我國衛生和計劃生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民營醫院9786個，比2011年增加1000多個，公立醫院總量略微下降。但從診療人次看，公立醫院達到22.9億人次，佔總數的90.2%，民營醫院只有2.5億人次，僅佔總數的9.8%。不僅如此，公立醫院的診療人次增長迅速，去年比2011年增長2億多人次。

    公立醫院規模擴張仍然比較迅猛，進一步擠壓民營醫院發展空間。“‘十二五’醫改規劃、2013年醫改工作安排已經明確，嚴禁公立醫院舉債建設。”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劉國恩説。

    然而，很多人發現，公立醫院大規模、超標準新建或改擴建的現象仍較為普遍，且多為負債建設。新建的縣級公立醫院普遍都是兩人間，還有不少單間、甚至套間病房。原衛生部提出，到2015年，每千人口床位控制在四張左右。中部某市千人口床位已達4.58張，其中心醫院仍在擴建。

    多個支持社會辦醫的文件明確指出，調整和新增醫療衛生資源優先考慮社會資本。但是，在公立醫院仍在擴張的情況下，民營醫院的發展空間受限，比如地段一般在偏遠城區、郊區，辦不了綜合的，只能辦一些專科等等。“大型公立醫院不斷擴張，蓋大樓、購置設備，民營醫院無法與之競爭。而在醫療服務薄弱的基層、邊遠地區，民營醫院又無利可圖，難以生存。”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教授姚嵐説。

    社會辦醫需突破人才、融資難題

    “民營醫院要的不僅是優惠政策，更是一個公平發展的環境。這需要政府在醫療服務的投入和産出上，進行公平有效的制度安排，使民營醫院也能提供質量可靠、成本合理、服務便利的醫療服務。”劉國恩説。

    從2003年開始，同仁醫療産業集團陸續在我國南京、昆明、焦作3個城市投資或參股，建起了3所三級民營綜合醫院，規劃床位均在1000張以上。經過多年的長線投入和經營，南京的醫院剛剛基本實現了盈虧平衡。

    “從當前醫療産業的發展情況來看，醫院産業化程度較低，市場的發展空間比較大，但是具體的障礙比較多。”該集團副總裁姜東暉説。

    在價格上，雖然説可以自主定價，但是民營綜合醫院起步時輻射半徑有限，一般在新城區，人口較少，而且醫保病人往往要求按國家價格提供服務。

    在投融資方面，沒有低息貸款政策，銀行方面給民營醫院貸款的條件較為苛刻，股東的壓力非常大，而大型綜合醫院從建設到經營上的盈虧平衡往往要8—10年時間，回報週期長。

    人力資源是醫療服務行業的最大成本。民營醫院的起步階段往往只能是“兩頭”人才，即退休的醫生和新畢業的大學醫學生為主，大量成熟醫生難以從公立人事系統中流出。有些地方甚至規定民營醫院幾年內不準從公立醫院招人。

    “醫生在我國有兩個政府管制的條件，一個是執業資格，一個是執業場所。目前，多數醫生仍是單點執業，不能自由流動，這是制約民營醫院發展的制度性障礙。”劉國恩説。

    今年以來，四川、上海、內蒙古等地出臺實施辦法落實國家指導意見。近日，作為國家公立醫院改革試點城市之一的深圳，擬了一份醫生多點自由執業的政策，直面人才流動的難題，提出了一些具體的解決辦法，備受關注。

    劉國恩説，多點執業政策的放開，等於把社會辦醫的血液放出來了，制約民營醫院發展的一大障礙，將在放開社會辦醫市場和公立醫院改革中逐步清除。

    基本與非基本醫療服務劃分不清晰

    近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指出，要放開市場準入，釋放改革紅利，凡社會能辦好的，盡可能交給社會力量承擔，加快形成改善公共服務的合力，有效解決一些領域公共服務産品短缺、質量和效率不高等問題，使群眾得到更多便利和實惠。

    “按照客觀的經濟規律，根據‘保基本’的原則，醫療服務的提供要區分基本與非基本，並分別給予相應的政策。”北京工商大學經濟學院産業經濟學教授馮中越説，醫療服務的供給不存在公立、私立之分，提供基本醫療服務的醫療機構不一定就是公立機構，民營機構也可以提供，並得到政府對等的保障政策；提供非基本的醫療機構，應該走市場的政策，接受政府行業監管。可以採用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符合基本標準的可以納入購買服務範疇，但必須專款專用。

    那麼，基本和非基本的界限在哪？“臨床上，並沒有劃定基本的範疇。目前，行業內將其理解為在現有醫保水平下，政府所能提供的基本醫療服務。”劉國恩説，利潤空間狹小的技術、藥品等服務，可以納入政府基本醫保的目錄，由公立醫院提供目錄範圍內大部分服務。“這是一個‘地板’政策，公立系統有責任提供那些利潤薄的、賠本的服務，但民營醫院也可以參與。但沒有納入的部分，主要由非公立機構提供。”他説。

    去年9月14日，國家發改委批復同意溫州作為國家社會資本辦醫聯絡點城市，目前形成“1+17”政策細則。其中，“1”是指《關於加快推進社會資本舉辦醫療機構的實施意見》，“17”指涉及社會資本辦醫的土地、融資、人才、醫保、獎補資金、聯席會議制度等配套政策，較之從前政策有所突破。比如根據政策，公立醫院在編醫生轉到民營醫院後，若想回公立醫院，辦理簡單手續即可，這在以前基本是不可能的。

    “從今年的工作安排來看，鼓勵社會辦醫政策延續了以前的基調，制度性的障礙基本上消除了，方向也很明確。當前該項工作進展較緩慢，與今年機構改革調整有關，同時各方對各項細化政策仍有一個認識的過程，比如投融資政策、多點執業政策等等，有待各方深化認識，共同推進工作。”劉國恩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