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在經濟上採取了一些積極的、有效的措施：以秦京咸陽為中心，在全國修築馳道；通水路，大興水利工程；去險阻，發展交通；統一貨幣制度器具；大移民，開發落後地區；明確規定土地歸個人私有，從而推動了經濟的發展。

    西漢時期的社會經濟

    秦亡以後，項羽與劉邦發生矛盾，雙方進行了長達四年的楚漢戰爭，最終以劉邦獲勝、項羽自刎于烏江而告結束。劉邦在秦王朝的廢墟上，建立起又一個新的封建王朝——西漢。

    農業生産的發展 西漢時期鐵農具的使用已相當普及，考古發現有西漢鐵農具的地區遍及今黃河、長江、珠江三大流域的各個省份和遼寧、福建等邊遠地區。鐵犁的發現證明我國使用此種農具的時間比歐洲早1000年左右。當時的耕作方式以牛耕為主，用二牛抬桿的形式耕地，也有馬耕。趙過總結和推廣的“代田法”和耬播技術是當時的一种先進的農業生産方法。《氾勝之書》詳細記錄了當時農業生産的經驗。

    興修水利 西漢時開鑿了大量的水渠，其著名者有利用黃河水的漕渠、白渠等。還創造了井渠法。漢武帝時修治黃河也是一項重大功績。

    手工業的發展 西漢一代的冶鐵業有很大的發展，到西漢後期，鐵器皿和鐵兵器基本上代替了銅器皿和銅兵器。鐵器品種很多，冶鐵技術有很大進步，發明了淬火技術。紡織業中以絲織業最為進步，有國營與民營之分，國營主要為皇室和官府織造服裝。1972年湖南長沙馬王堆1號漢墓出土的大量隨葬絲織品是當時織造技術水平的最好實證。西漢的漆器製造業也有很大成就。西漢政府在蜀、廣漢等郡設有工官，專門製造供王室、貴族使用的漆器。漆器製造工序繁多，技術複雜，長沙馬王堆1號漢墓出土大量的漆器，反映了當時漆器製造工藝的最高水平。

    商業的發展 西漢時期在全國範圍內形成了十幾個大的經濟區。長安是關中地區的經濟中心。邯鄲、臨淄、陶（今山東定陶）、睢陽（今河南商丘縣南）、江陵（今湖北江陵）、吳（今江蘇蘇州）、壽春（今安徽壽縣）、番禺（今廣東廣州）、宛（今河南南陽）、洛陽、成都等地都是所在地區的經濟中心。這些城市對相應地區的經濟起著溝通有無、調劑多寡的作用。各大城市之間有大道和河渠通連。西漢時期商業經營的範圍極廣，商品種類繁多，據史書記載，當時市場陳列有幾十種商品。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中小城市的興起，交通運輸業也隨之發達起來。在南方考古發現中，經常可以看到木制或陶制船舶或車的明器。同時，考古發現中還經常見到玻璃、琥珀等物品，有的明顯是從海外輸入的，可見當時海外貿易也相當活躍。

    漢高帝實行“與民休息”的政策，在經濟上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建立制度，提倡儉樸；招集官僚，使得官得田宅的滿意；壓抑商賈，不準著絲織衣服，賦比常人加倍。西漢初年到“文景之治”的60多年內，社會經濟不僅逐漸恢復，而且走向了發展，出現了一種繁榮富庶、國庫充足的景象。在農業方面，鐵制農具已推廣到中原以外的很多地區；兼用馬耕和牛耕，但主要是牛耕；農民已有“深耕溉種，立苗欲疏”的經驗；水利事業也很發達，開鑿了許多渠道，形成了一個水利網；全國有1200多萬戶，5950多萬人，墾田827多萬頃。當時已有較大規模的官營和私營手工業，農村的小手工業和家庭手工業已遍及全國，規模大的有煮鹽業、冶鐵業，朝廷擁有的手工業，製成品專供皇室用，有些地區民間手工業特別興盛。當時，官營商業規模巨大，以京城為中心建立起全國範圍的商業網，各地貨物得以大量流通，私營商業也有很大發展，國內商賈往來，不徵關稅，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有無，各得所求。由於官營和私營商業的發展，全國出現了許多大城市，長安是全國的中心商市。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是各個地區的中心商市，當時對國外的貿易也有很大發展，對外貿易有陸海兩路，陸路貿易在邊境關市上進行，海路貿易多數從今廣東沿海出發。

    東漢時期的社會經濟

    東漢時期，由於官府比較重視改善社會狀況，解放奴婢，興修水利，社會秩序漸趨穩定，長期逃亡的人口多回到故鄉，重整家園，農業生産由恢復而發展，到漢明帝劉莊時為東漢時期最富庶、最安定的時期。

    農業生産的發展 東漢時鐵制農具的種類和西漢基本相同而略有增加，主要在器形方面有很大改進。比如鐵犁的鋒部角度縮小，刃部加寬，利於深耕、快耕、翻土和碎土。牛耕這時更為普遍，還出現了全鐵曲柄鋤頭和鐮等新農具。東漢時期官府與郡守縣令都比較重視水利設施的興修，對西漢後期以來長期失修的黃河和卞渠進行了修治，使黃河改道給下游造成災害的情況得到改善。各地還開鑿修復了一些渠道，對農田的灌溉和交通運輸都起到了很大作用。還利用水力進行生産，其中主要是水碓和水排，水碓為糧食加工工具，水排鼓風用以冶煉鋼鐵。東漢末年還發明了翻車和渴烏，是很先進的汲水工具。

    地主莊園 西漢後期以來，地主階級的上層，即豪強大地主，多以莊園的形式剝削壓迫農民，世代稱霸一方，稱為世族和豪族。至東漢時，他們又成為新貴族，瘋狂地侵佔土地，蓄養奴婢，其莊園佔有大量土地，莊園內的農民實為農奴，莊園的生産以滿足地主生活需要為主，是一個自給自足的經濟單位。莊園修有塢堡，養有部曲家兵，這些私人武裝平時為豪強看家護院、巡警守衛，戰時則跟隨豪強打仗。崔實所寫的《四民月令》，詳細具體地反映了地主莊園的經營情況，大量的考古資料特別是在東漢晚期的墓葬中，也經常可以看到這種地主莊園或塢堡的模型。

    手工業的發展 東漢時期重要的手工業有煮鹽、冶鐵、鑄銅、漆器、紡織、造紙等，大多以私營為主，生産技術均較西漢時有所進步。

    冶鐵業 主要生産兵器、車馬器、農具、手工工具和日常生活用具。南陽地區的冶鐵工匠發明了水力鼓風爐（即水排），利用河水衝力轉動機械，這種水力鼓風爐的發明，是冶鐵技術史上的一大進步。東漢冶鐵技術的另一重大成就，是低溫煉鋼法的發明，這一技術的發明和推廣，使鋼的使用普遍化了。

鑄銅業 這時的鑄銅業仍有所發展，鑄銅作坊遍及全國，主要生産生活用具，製作精巧，還有鎏金、錯金銀等工藝的運用。

    造紙業 從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來看，造紙術的發明是在西漢。東漢和帝時，蔡倫總結前人的經驗，發明了用樹皮、麻頭、破布、舊漁網等作原料造紙，並在紙漿的化學處理和漂白等關鍵工藝上有重大突破，使造紙業得以廣泛推廣。

    商業的發展 由於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商品生産較多，但由於地主莊園的普遍存在，自然經濟特點突出，對商業的發展有所限制，所以東漢商業發展的特點是既發展卻又不很興盛。這時商品比西漢多，市場亦有所擴大，城市中都設有交易商品的市。商品交換關係的發展促進了交通事業的發達，中原地區的陸路和水路交通都有新的發展，中原與邊疆地區的交通也有所發展。南方地區也出現了新的經濟發展地區，太湖、錢塘江流域、鄱陽湖、洞庭湖周圍地區及成都平原一帶都成為新的商業發展地區。東漢時期，民族間和官方組織的定期或不定期的商業交換，叫做“合市”或“互市”。合市在西漢已出現，東漢時漢與匈奴之間定期合市。

    秦漢朝時期的貨幣流通情況

    秦漢時期的貨幣流通情況最顯著的的特點是出現了貨幣貶值。這是我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貨幣貶值現象，因為在秦漢時期，國家貨幣的單位價值與以前比較，有一段時間都是在下降，所以我們把它稱為“秦漢時期貨幣貶值現象”。

    首先，從秦王朝末年到漢高祖劉邦當權的這二十多年期間裏，出現了貨幣貶值現象。秦朝末年（公元前210—前190年左右），統治階級不惜億萬資財，徵用幾十萬民工，為皇帝修建了一座又一座窮工極巧的地上宮殿和地下宮殿（陵墓）。為了削刮民財，當時秦朝徵收的賦稅，相當於春秋戰國前的二十倍，派給農奴階級的徭役，相當於春秋戰國前的三十倍：農奴們不僅要向皇室繳納糧食，捐獻貢物，就連農民收穫的稻草(禾桿)政府也規定了繳納的數額。除此之外，統治階級抽調民工修長城、修直道、修馳道，配備上萬輛車馬供皇室使用，所有這些人吃馬喂的糧食、草料，都是由全國各地的農奴階級轉送來的：窮苦到了極點的老百姓，不是出糧，就是出工，弄得整個社會十室九空，家貧如洗，社會上處處是一片愁苦和哀鳴聲。當時的秦朝，真像一個殘酷的人間地獄。統治階級的殘酷剝削激發了農民起義。公元前209年，陳勝、吳廣舉起了反抗的義旗，接著又暴發了楚漢相爭的長期戰亂，這個時期全國人口急劇減少，農業、手工業日趨萎縮，商業日益凋敝，全國各地物資奇缺，搶購之風日盛，物價也一天一天地上漲。據史書記載，當時市場上一石(擔)米售價一萬錢，而在此之前只不過一百錢左右；一匹馬售價一百萬錢，而在此之前只不過一萬錢左右。據説西漢初年皇室用馬也很困難，皇帝出行都不能用四匹同色的馬來駕車；將相和大臣，有的只好乘坐牛車。造成秦末漢初貨幣貶值的原因，用我們今天的眼光來分析主要有兩條：一是統治階級由於追求荒淫腐朽的生活，再加上連年的戰爭，使政府的支出成番論倍地增加，而從老百姓那裏能壓榨出來的稅收，卻遠遠滿足不了政府支出增加的需要；二是貨幣鑄造氾濫，朝廷、軍閥、大商賈都在鑄造貨幣，從而出現了在貨幣需求量不變的情況下，貨幣的供給增加過多、過猛。

    其次，王莽篡位代漢時期出現了貨幣貶值現象。從公元9年到公元24年這段時間裏，王莽為了樹立新朝的威望，否定西漢劉氏政權所推行的政策和制度，推行了一系列改制復古的措施。據《資治通鑒》記載，王莽認為漢朝劉氏政權是由“卯、金、刀”構成的，於是下詔，凡“正月剛卯”(是漢朝在正月卯日用金、玉、桃木做成的一種飾物)和金刀錢幣不準再通行，並廢除錯刀幣、謬刀幣及五銖錢。王莽代漢期間，幣制經常改動。改一次幣制，過去鑄造的貨幣就不能再在市場流通，這時，受苦受損失最大的是農村的農民和城市裏的小工商業者，他們損失一批貨幣之後，就要破産和失業，所以每當王莽改變一次幣制，農民和小手工業者就要破産和失業一次。據史書記載，王莽篡位15年，先後五次改變幣制，在這五次幣制變動中，全國城鄉老百姓的損失該是多麼之大!當時王莽對借貸也有一些規定：凡平民祭祀喪葬缺錢，政府給予無息貸款，祭祀十天后、喪事辦完三個月後歸還；經營生産缺錢，政府也給貸款，然後按經營的純收入收息，息率為10％；農民荒廢田地和園圃要加倍納稅，無業遊民要特別納稅，不交稅的，罰服勞役。據《通鑒紀事本未》記載，當時糧谷價格非常昂貴，邊防士兵二十萬人，依賴朝廷供給衣食。五原、代郡受害尤其嚴重，人民紛紛起來結夥搶劫。當時荊州牧允費興向王莽報告，打算公開宣佈讓盜賊回家務農，借貸給他們耕牛、種子、糧食、稅賦，遭到王莽責罵並被免職。公元17年，全國有不少地方鬧饑荒，憤怒的農民責問：今天我們挖野菜填肚子，明天野菜挖光了怎麼辦?懂事一點的農民説：是誰害得我們無衣無食?是誰奪走了我們的糧食布帛?是王莽，他一會兒搞什麼王田制，一會兒又改錢幣，結果我們受苦，大家起來吧!打倒他!造成王莽代漢期間貨幣貶值的原因主要是對貨幣管理、貨幣制度不嚴肅。五次改變幣制的結果，事實上變成五種貨幣在市場上流通並存。這有點類似我們今天講的貨幣“復本位制”。“五種貨幣並存制”也好，或者“復本位制”也好，都是一種不穩定的貨幣制度。這是因為貨幣有排它性，五種貨幣同時作為本位貨幣，不符合充當一般等價物的商品(貨幣)要固定在一種商品(貨幣)上的客觀要求：在這五種貨幣制度下，一種貨物(商品)會出現五種價格。由於法定比價與市場比價的一致，必然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人們在五種貨幣的差異之間，不斷倒手轉賣，投機取巧，從而激化了社會矛盾，加劇了統治機構的垮臺。

    到了東漢初期，也出現了貨幣貶值現象。公元25年，東漢光武皇帝登基，這時全國貧富兩極分化加劇，窮的越窮，富的越富。幫助光武皇帝打下江山的首席功臣鄧禹，財富和奴婢之多，被稱為東漢一代最顯貴的家族；被劉秀皇帝稱為“北道主人”的耿棄一家，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數，四方莫與為比。據史書記載，東漢時，士孫奮有錢一億七千余萬，折國有錢二億，奴隸八百人，錢比西漢時增加了一倍。這時全國城鄉廣大農民和小手工業者，由於光武皇帝連年用兵，削平赤眉、漁陽、齊、隴蜀，致使市場糧食價格還是萬錢一石(擔)，甚至出現了“黃金一斤，易豆五升”的駭人聽聞情況。當時有一種詩體，叫做樂府，收集了一部分民間歌謠，在《戰城南》一篇中，有這樣幾句：“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鳥可食。”在《悲歌》一篇中，也有這樣幾句：“欲歸家無人，欲渡河無船，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可見當時全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勞若大眾，由於貨幣貶值，生活都處在水深火熱之中。造成當時貨幣貶值的原因，用歷史的眼光來分析，主要有兩條：一是東漢光武皇帝當時正忙於各地的戰爭，還沒有拿出精力來考慮當時的社會經濟生活，因此沒有馬上採取行政命令辦法發行(鑄造)一種新的貨幣，來替換回購王莽篡位時期鑄造的舊幣，以便達到通過行政手段強制縮減市場上貨幣的流通量，從而解決當時貨幣貶值的問題；二是東漢光武皇帝沒有也不可能總結一下春秋戰國時期貨幣氾濫的經驗教訓，即像管仲那樣，對市場上的個別商品和物資，由國家專賣，分配供應，從而達到緩解當時貨幣貶值問題的目的。

    公元前後二十多年的這個時期裏，正是我國漢朝統治的時期，當時政治統一，經濟文化發達，武力強大，是一個擁有五六千萬人口的東方強國。這個時期的世界，在西方，羅馬的屋大維建立了元首制，羅馬共和國轉為帝國，在東方，朝鮮半島北部出現了高句麗奴隸制國家。這時，我國漢朝高度發達的經濟和文化，強烈地吸引著四鄰諸族，他們迫切要求與我國漢朝建立密切的政治關係和經濟通商關係。當時這些四鄰部族和我國漢朝比較，經濟文化比較落後，但又想借助漢朝的經濟文化來促使它們從落後狀態中加速社會的前進，所以這些部族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文化上，都和漢朝不斷發生聯絡：有的在政治上臣服於漢朝，由漢朝皇帝封侯、封爵；有的在經過多次戰爭之後，被漢朝制服，同意年年朝貢，而被漢朝皇帝封侯、封爵；有的則是一會兒臣服，一會兒反叛，處於“和和打打”狀態。不管屬於哪一種情況，總是人民要進步，社會要發展，因此，當時漢朝的四鄰諸侯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文化上和漢朝的聯絡，總是切不斷，止不住，你來我往，交流頻繁。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漢朝製造的貨幣也就源源不斷地流向這些國家了。

    在秦漢時期，社會上還存在著貨幣借貸情況。據史書記載，漢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朝廷派出博士(官名)六人，巡視全國各地，發現有鰥寡病殘，生活無依靠的，政府就發放貸款救濟。而《史記·貨殖列傳》也有這樣一段記述：“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赍貸子錢，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予。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這件事説的是當時的“子錢家”（即今天的錢莊或銀行的老闆）和元鹽二家，一個膽小不貸，一個審時度拋果斷借貸；結果一個發了大財，一個眼看著失去機會沒有發財。當時“子錢家”認為，列侯封地在關東吳楚七國力量控制區，平叛能否成功很難預測，發放貸款風險太大，儘管利息奇高也沒有貸給；而無鹽氏則作出正確估計，大膽發放貸款，本息全部收回，沒有遇到風險，發了大財。這件事情從今天看來，既有經驗，也有教訓。

    在我國歷史上，就有政府給老百姓發放貸款，使貨幣生息增值的情況，這在西漢時期非常盛行。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王莽擔任太傅、安漢公。當年天旱，百姓生活困苦。為了收買人心，為篡奪漢朝政權創造條件，在賑災時，王莽決定廢漢皇室的呼池苑，改設安民縣，由官府借貸給百姓，解決口糧、種子和耕牛的困難。王莽篡權之後，公元10年，頒布了“六完”的詔令，規定由國家從事控制物價的貿易與信貸，讓老百姓低利借貸，享受公平交易。王莽政權的借貸規定：凡平民祭祀喪葬缺錢，政府給予無息貸款，祭祀十天后，喪葬三個月之後歸還；經營商業或者從事農業手工業生産缺錢，政府給予貸款，然後按所得純收入收取利息，利息是年利率不超過百分之十。

    到了東漢，“富商大賈，多放錢貨，中家子弟，為之保役，趨走與臣仆等勤，稅收封君比入。”這段話的意思説，許多巨商專門靠高利貸剝削百姓，還雇了一些中家子弟為他們服務，可見東漢時期的高利貸，比過去還更厲害。東漢明帝、章帝當政時，“州郡以走卒錢給貸貧人”，朝廷發現後撤了他們的職，罷了他們的官。據史書記載，東漢時許多公侯、貴族“假舉驕奢，以作淫侈，高負千萬，不肯償責(債)”，“小民守門號哭啼呼……毆擊責(債)主，致人于死亡”。這説明當時皇親國戚這些特權階層，借了錢耍賴不還，動手打人致死。人民的生活因為償債而更加艱辛了。

    王莽時期的貨幣情況

    在西漢末年，王莽篡位前後，貨幣鑄造和發行極不嚴肅，完全當做兒戲一樣，八年時間改動了五次幣制，平均一年多一點改換一次貨幣。結果造成貨幣制度混亂，嚴重地影響了社會的安定。第一次改換貨幣是孺子嬰居攝二年（公元7年）王莽未正式篡位前，以“攝皇帝”、“假皇帝”的身份，下令鑄造—種值五千的錯刀錢，值五百的謬刀錢，以及值五十的大錢，與漢朝原先鑄造的五銖錢共同在市場上流通。王莽這樣做的用意，據他自己講是為了延長漢朝劉氏王朝氣數，避免出現當時流傳的所謂“三七之厄”。

    僅僅過了兩年多一點，也就是公元9年，王莽又進行第二次貨幣改換，理由是漢朝皇帝姓“劉”，“劉”字有“金”“刀”之意，所以取消當時在市場上流通的五銖錢和謬刀、錯刀等貨幣。過了一年，也就是公元10年，王莽又進行第三次貨幣改換，規定實行“五物”、“六品”、“二十八品”。五物是金、銀、銅、龜、貝；六品是金貨、銀貨、龜貨、布貨、泉貨、貝貨；二十八品是金貨一品，銀貨二品，龜貨四品，布貨十品，泉貨六品，貝貨五品。又過了三年多一點，也就是公元14年，王莽進行第四次、第五次貨幣改換，廢除寶貨制，實行貨泉和貨布。為了達到強行在市場流通的目的，王莽還規定把這幾種貨幣作為外出行走的憑證。他規定，如果不隨身攜帶，驛館不供食宿，關卡盤查拘留，公卿官員不能上朝議事。王莽政權的所謂“借貸”、“改鑄幣”，表面上是為了人民，實質上是為了他自己。王莽以發行貨幣作為手段，用來收購各地的黃金。為達到他收購儲藏黃金的目的，他不惜用嚴厲的刑法來鎮壓人民的反抗，“欲防民盜鑄，乃禁不得挾銅炭”。有一傢俬自鑄錢，株連五家受刑，規定，平民違反丁他的鑄錢命令，要改變其夫妻關係，因此愁苦而死的有大有人在。京城長安關押犯人幾死屍臭不可聞。這樣做的結果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人至涕泣于市道”。王莽在統治階級內部也沒有放鬆聚斂錢財的野心，他規定黃金國有，貨幣也是國有，列侯以下不得私人持有黃金，要一律交給官府；同時他也不給朝廷的官吏俸祿。不但如此，他還以邊關急需為由，沒收一些官吏的大半財産，致使當時社會上出現了人吃人的現象。王莽自己卻侈奢無度，揮金如土，用金銀裝飾自己居住的宮室；他大搞選美，新娶皇后，賜聘黃金二萬斤，其他車馬、珍珠以數萬計。由此可見，王莽政權“借貸”、“貨幣改制”的結果，窮了全國人民，富了他自己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