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統一中國後，在經濟上採取了一些措施。在農業生産上實行了均田法與租調徭役，從而解放了農業生産力。農業豐收後，又採取置倉積谷，預防荒年。當時倉有兩類，一類是官倉，另一類是義倉。官倉防大災，義倉可防小災，這種積谷防災法起到一定作用。手工業生産技術有進一步提高，造橋術和造船術發展很快，趙州氵交河上的安濟橋“製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為”。當時造船高45尺，長200尺，起樓4層，船體堅固，能載重，説明當時有一種特殊的技術。當時商業南方比北方發達，各地需要的商品，都可供應，可見當時商人囤積的貨物之多。

    到了唐朝，農業生産比較興盛，這主要與均田變為莊田以及租庸調變為“兩稅”是有關係的。當時受田的農民，一個丁繳一份租賦，服一份徭役，每丁每年納粟2石（擔），叫做租；納絹2丈，另外加綿3兩或麻3斤，叫做調；每年無償勞動20天，不需要勞役時，每天收絹3尺，叫做庸；如果需要增加服役日數，加15天免調，加30天租調全免。唐朝的手工業，有官營、私營兩種，官營手工業産品供朝廷使用，私營手工業産供商賈買賣。當時紡織業比較發達，織製品有繚綾、輕容、輕絹、紅線毯；染色業、採礦業、造船業都很發達；制瓷業已進入由陶到瓷的完成階段，我國最優良的瓷器産地江西景德鎮，當時叫新昌縣，磨面業的磨坊，一般用馬牽石豈，有水利的地方，設水磨；唐朝的印刷業，已有印刷品的出現，印刷技術已達到較高的水平；造紙技術的提高，已能用紙寫字印字，還有糊窗的紙，包茶葉紙，和做紙錢的紙；當時揚州送上甘蔗，榨取蔗液，可以製成糖塊。唐朝商業對交易有無，加強經濟聯絡，以及與四鄰各國的貿易，都有積極作用。當時全國最大的商市，是西京、東京兩市；州縣市也是較大的市；離州縣城較遠，在交通便利的地方自然形成的市稱為草市；還有行市、墟市、亥市、集、廟會。唐朝國內水陸交通暢達，陸路交通，以長安為中心，分為東路、南路、西路、北路四條幹線；水路交通以揚州為中心，通濟渠是南北交通的總幹線；唐朝對外海上交通，仍保持大國聲望，中外交通主要是海上交通、暢達無阻；唐朝對外貿易也很發達，但史書記載“錦綾、羅彀、綢絹、綿布、牦牛尾、珍珠、金、銀、錢、鐵，並不得度西北邊諸關”，從南方海路上來通商的各國，都是較遠的國家，禁令稀疏，貿易往來，完全自由。

    五代十國時期，我國北方經濟比較落後，由於戰爭和統治階級的爭權殺戮，北方人口大減，這實際上是對農業生産力和手工業商業生産力的一種摧殘。公元943年後晉出帝天福八年，春夏裏有早災，秋冬有水災，蝗蟲大起，境內竹木葉都被蝗蟲吃光；再加上軍事上人為的決黃河水，水浸汴、鄂各州，使北方的生産遭到極大破壞。而在當時的南方，經濟一直在緩慢地上升，並且形成了若干個以大城市為中心的經濟區域：前、後蜀是農業、工商業發達地區，史書記載，蜀倉庫經常裝得滿滿的，武器、錢糧、金銀、數以萬計；吳、南唐重視農桑，注意恢復生産，境內粗安出現了相對繁榮的景象；吳越農業發達，興修水利尤為積極；楚主要靠賣茶和通商，在一些州縣設立了一些圖務（商店），且運茶到黃河南北，交換衣料和戰馬以獲利；閩以保境息民為立國方針，勸農桑，定租稅，獎勵通商，民眾得到了30年的休整。

    我國唐朝時期不僅國內經濟較繁榮，商業發達。還是對外貿易最發達的時期，和四鄰諸國聯絡最密切的時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我國鑄造的貨幣，也是在唐朝前後流出最多的時期。

    在我國唐朝時，和東南亞各國在經濟、文化上的聯絡非常密切，隨著人員的往來，我國唐朝的財物、錢幣一批又一批地通過海運和陸路，流到了東南亞各國：林邑(今越南中部)、真臘(今柬埔寨)、室利佛逝(今印尼的蘇門答臘)、墮婆登(今印尼)、獅子國(今斯裏蘭卡)和驃國(今緬甸)都經常派人來我國唐朝，他們帶到中國來的是香料、珍珠、象牙、棉布，他們帶回去的是糧食、金銀、錢幣。當時，唐朝人對東南亞各國帶到中國來的商品非常喜歡，並把它看成是難得的珍品。當時貨幣流出到印度洋和地中海各國。在我國唐朝時期，朝廷在今廣州設有市舶使，專門管理對外貿易的收稅工作，外國商人來中國經商做買賣，只要不違犯當時中國唐朝政府的法律，貿易往來完全自由。當時，中國載著出口商品、食物和錢幣(零花用)的船隻，往返航行于波斯灣地中海一帶，據阿拉伯人蘇萊曼在《東遊記》中説，唐朝時中國建造的航海船，特別高大，儘管波斯灣、地中海風大浪高，但中國船隻卻通行無阻、安然無恙：所以，現在埃及開羅南郊福斯他特遺址，還發現數以萬計的我國唐朝時期的瓷器碎片。據傳，在今印度勃拉名納巴特遺址，也發現有中國唐朝時期的瓷器碎片。 同時在東南太平洋的婆羅洲北部沙撈越地方，也發現了我國唐朝人開沒的鑄鐵廠；可見當時唐朝鑄造的錢幣，隨著我國對外貿易商人、航海人員購買日常生活必需品，也流散到了現在的埃及、印度和馬來西亞等國。我國貨幣還流出到我國北方的突厥國及其鐵勒、回紇、拔野古、葛羅祿、等部族。

    據史書記載，造成我國貨幣流出到這些國家、部族的起因有：

    一、公元604年之後，隋煬帝當政時期，突厥王始畢可汗，招收了大量中國的避難人，這些人帶著財物和錢幣，逃到突厥去幫助攻打契丹、吐谷渾；

    二、公元622年之後，唐高祖當政時期，派人和突厥商議和好，唐朝每年贈送給大批財物、錢幣；三、唐太宗當政時期，與突厥王頡利聯盟，在往來中大批的財物、錢幣隨著贈送流出；

    四、唐武則天當政時期，我國的財物、錢幣等物隨著突厥人經常來到我國內地而大量流出。我國東北方的高麗、百濟、新羅、日本等國也有我國的貨幣流入。

    據史書記載，造成我國貨幣流出到這些國家、部族的原因有：

    一、公元666年唐高宗乾封元年，高麗國發生內亂爭權，並派泉獻城到唐朝要求出兵援助，我國先後派軍隊帶著人馬糧食、錢幣等物，先後到達高麗國的平壤等地。

    二，公元663年唐高宗龍朔三年，我國派人攜帶糧食、人馬、衣物、錢幣，到達百濟國。

    三，新羅國一直和我國保持著友好關係，公元735年一823年期間，新羅人口販子，經常運送奴婢來中國出賣，換走不少財物和錢幣。

    四、日本自隋唐以來。一直和我國保持著友好往來關係，公元600年，隋開皇二十年．至公元614年，隋大業十年期間。日本多次派使者來華，每次往返都要帶走一—批財物、錢幣：到了唐朝，日本對吸收中國文化，非常熱情，經常派出一批批留學生、學問僧來到我國，同時，我國唐朝漢文化的各個方面及佛教的各個宗派，都派人移植到日本。到了唐朝後期，兩國商船來往數十次。以上這些和日本的文化交流及經濟往來，每次都從我國帶走大量物品和錢幣。

    此外貨幣還流出到我國西北方的西突厥、大食國、吐谷渾，泥婆羅國、西方天竺諸國。據史書記載，從隋末到唐朝，我國曾派出李靖等大將帶領人馬、糧食、衣物、錢幣。深入到葉谷渾；特別是到達泥婆羅國後，國王見到大喜，優禮相待。在我國和西方天竺國的交往中，玄奘法師起了積極作用。公元627年，唐貞觀元年，玄奘法師帶著隨員、糧食、衣物、錢幣從長安出發，經涼州、瓜州，出玉門關，越過蔥嶺北隅，經過大清池到達碎葉城，渡過葉河、烏滸水、孔道鐵門關(今阿富汗)，穿行吐火羅，越過大雪山，進入迦濕彌羅(今-克什米爾)，渡恒河，到達摩揭陀伽耶城(今印度比哈爾邦)和烏萇王朝的國主戒日王所建的曲女城(今印度北方邦坎諾吉城)。在唐朝，從我國長安安遠門，西行上垅坂，通過河西走廊的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門關，經伊州、北庭、輪臺，越伊黎河至碎葉進入中亞。這就是當時的“絲綢之路”。我國和中亞西亞的商人、貴族等攜帶著錢幣財務往返于著絲綢之路，是我國當時貨幣流出的主要途徑。總之唐朝是我國歷史上的鼎盛時期也是對外交往的最繁榮時期體現了華夏泱泱大國的風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