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明朝社會經濟發展情況，可分為兩個階段。從明太祖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開國，到明宣宗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明宣宗執政的這段六七十年時間裏，隨著政局的穩定，被戰亂破壞的地方，又重新建立起社會秩序，農業逐漸恢復，戶口與墾田逐漸增多，糧食産量增加，政府稅收增多，官營民營手工業陸續發展，商業城市增多，東西南北商業流通暢快，海外貿易往來活躍。

    從公元1522年，明世宗嘉靖元年，到公元1573年，明神宗執政以後的一百多年時間裏，是我國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的時期，這個時期，商品經濟的發展，工商業的繁榮，超過了以往的任何一個朝代。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概括：

    一是農業生産技術和農業紡織業，當時發明了一種“代耕”新式農具，耕田利用機械原理，既省力，又效率高；農業肥料，使用高效的“榨油枯餅”；植棉採用著名的“張五典種棉法”；農業灌溉採用徐光啟仿製的“龍尾車”取水，“省物而不煩，用力少而得水多”；實行了農業多种經營，等等。在農業和棉紡織業方面，當時江南稻穀畝産達二三石（擔），北方小麥畝産在二四石（擔）之間，甘薯、玉米、煙草、油料、花生，已在南北各省種植。棉布已成為全國主要衣料，徐光啟的棉紡工具“攪車”，以一人當三人句容式，一人可當四人；太倉式二人可當八人。

    二是陶瓷業，造紙印刷業和礦冶業。當時，僅景德鎮一處，就有上萬家制瓷工匠和作坊，擁有制瓷的高超技術，有設備完善的官窯，也有生産大量民用瓷器的民窯。當時已遍佈福建、江西、浙江、河南、四川等省的，“紙廠槽戶不下三十余槽，各槽幫工不下一二千人”，紙張品種有“竹紙”、“火紙”、“糙紙”、“柬紙”、“吉紙”、“皮紙”、“棉紙”。印刷作坊，規模相當大，印刷的創新是銅、鉛活字印刷，彩色套印和拱花等工藝。採煤業、煉鋼冶鐵、銀礦開發都得到了很快的發展。

    三是商業。隨著城市交通發達、農産品的商品化和手工業的發達，在全國已形成龐大的商業網絡。當時的南京、北京是全國最大的商業城市；西安是西北重鎮，南北大運河沿岸，出現了清江浦、濟寧州、臨清州、天津衛、河西務等一大批新興商業城市；在古老城市之間及周圍，陸續出現了一批新興的中小城市。民間貿易活動定期進行。州縣一級的集事，每月有五六個；鄉鎮每月有二三個；府城則每日一集；有的地方有藥王廟會；淮河以北秦晉以東，各方商賈運送物品，入城為市。在當時對外貿易上，分“朝貢貿易”和私商貿易兩種。東南沿海的“海商大賈”和“海湖大姓”的海外走私也很活躍；“漳閩之人，與番舶夷商貿販方物，往來絡繹于海上”。

    在我國明朝，人們可以發現，許許多多的商業資本是在國內的許多商業活動中，一步一步地積累、壯大起來。從明史的記敘中，看到人們在經營貨幣這種特殊商品時，所獲得的暴利：一是鑄錢獲暴利：在明朝，公元1522年—1572年，明世宗嘉靖和明穆宗隆慶年間，民間私自鑄造錢幣的人越來越多，儘管“死罪日報，終不能止”：據史書記載，當時鑄錢用銅，每百斤銅料，銷售後可得錢16 000文，折合白銀23兩，而百斤銅料的成本價只有白銀十兩，這樣計算，利潤率就高達150％以上；如果鑄錢者心術再壞一點，鑄造次質銅錢，那麼獲得的利潤還會更高。二是販鉛從中得到白銀。當時湖南、湖北一帶，盛産白鉛，當地售價每擔白鉛可得白銀2兩，商人運到廣東，賣給出海做生意的商人，每擔可得白銀6兩；海船把白鉛運送到日本，每擔白鉛可煉取白銀18兩；提煉剩下的白鉛，再運送回國，每擔白鉛還可以賣白銀6兩：這樣一算，每販運一次白鉛，可以凈賺白銀8兩，利潤率最高達到200％!在明朝的商品交換中，隨著生産的發展、商品流轉的擴大，貨幣反映的社會關係，已經發生了變化。明朝初年，或明朝初年以前，貨幣作為特殊商品，在市場交換中表現的是生産者之間交換勞動的關係，貨幣在中間起著媒介作用，明朝兩大商人集團代表了這些情況。

    徽商是我國明朝時期最大的商人集團，這個商人集團住居在我國安徽省歙縣、黟縣、婺源、徽州一帶，所以人們稱為徽商。安徽徽州，山多地少，明朝時，賦稅徭役苛重，人民生活困難，不得不到外地去經商謀生；徽州出産的紙、茶、木器、漆玉、陶瓷、硯、筆，變成了徽州商人資本的物質基礎。徽州商人資本活動的範圍，主要在長江流域，當時有“無徽不成鎮”的説法，可見徽州商業資本已達到無孔不入的地步，後來這些商人資本的活動達到了山東、河南、陜西、河北、遼東、廣東、福建等地，有的甚至經商到海外。徽州商業資本經營的行業十分廣泛，除了壟斷鹽業經營之外，還有糧食、茶葉、木材、典當、棉布、絲織品、書籍、墨硯、倉庫旅館業等等；徽商同時還經營金融業，接受存款。徽州商人還投資搞鐵冶、漿染、陶瓷。他們的經營活動帶有明顯的寄生性和野蠻性：發放子母錢，進行高利貸剝削；還役使僮仆、伴當(實際上就是雇工)。這些剝削手段，對促進徽商的資本積累起了較大的作用。還有就是西商，我國明朝的這個商人集團，居住在我國陜西、山西一帶，所以人們稱為西商：陜西、山西商人集團主要經營布匹、糧食、茶、馬、食鹽，商、業活動範圍大體上是，輸粟于邊塞，治鹽于淮揚河東，販布于吳越，運茶于川蜀，有的甚至達到湖廣、河南、河北、山東、遼東等地，陜西、山西商業資本經營的行業，主要供應軍需，投資産業少，官僚資本多據史書記載，公元1573年～1619年，明神宗萬曆年間，“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安徽徽州)：江北則推山右(山西)，新安大賈……藏鏹有至百萬者，其它二三十萬，則中賈耳。山右……或轉販……其富甚于新安”：以上這段文字充分説明了當時西商的富有。據史書記載，徽州商人資本，大富戶擁有百萬以上，中富戶也有二三十萬。明朝萬曆年間，徽商開典當鋪的人最多，另記載，僅河南一個省，就有213家；其餘在南京、淞江、湖州、嘉興等府都有徽商開設的當鋪：明朝末年，北京有一姓汪的徽州商人，家有資財數百萬，開設了幾十家典當鋪。這兩大商人資本，採取各種手段，盤剝重利，累積財富：史書記載，這些商人用高利貸盤剝手工業和農業，商人資本經營糖房業，春以糖本分與蔗農，冬收其利；商人資本在河南、江蘇農村，春時出母錢貸下戶，秋時加倍收子錢。嘉靖年間號稱天下巨富的無錫鄒望、安國二家，既是大商人又是大地主，以地租、利息、商業等剝削手段相結合，榨取手工業者和農業生産者。我國明朝商人資本的發展，在歷史上有它的實用性和進步的一面，主要表現在當時有促進社會小商品生産發展的作用，也在某種程度上使商業資本和産業資本相結合。據史書記載，明朝時的徽州商人資本投資搞礦冶業，生産規模都比較大，雇工超過千人以上；江西的一些商人資本，投資搞瓷窯生産，結果投資者收益，雇工收入也比農業收入為豐。還有一些商人資本，投資搞造紙、紡織業，也對當時社會的生産起到了一定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