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清朝的封建統治得到鞏固後，立即採取措施，恢復社會生産，發展社會經濟。

    首先是獎勵墾荒，發展農業生産。對有主荒地，由原主開墾，政府給優惠，三年不收稅；對流民不論原籍本籍，編入保甲，開墾荒地，發給印信執照，永準為農，從而促進了全國農業生的恢復與發展。公元1662年（清聖祖康熙元年）統計，全國有耕地5493萬頃，到公元1685年，清聖祖康熙二十三年，全國耕地增長到607.9萬頃。直隸京畿、太湖、長江三角洲、鄱陽湖地區，都已成為主要産糧區。興修水利，同時治理黃河，公元1662~公元1676年，清康熙元年到康熙十四年的十多年間，黃河決口多達60余次，到了公元1703年，康熙四十二年，黃河兩岸被淹農田日漸復耕作，黃河下游水患大體摸清。後又修治了淮河和永定河。然後是開發礦業，發展生産，清朝對採礦業，實行獎勵政策，廣東羅定、海陽和陽山的鐵、鉛礦，廣西南丹、賀縣的錫礦，四川邛州、蒲江的鐵礦，湖南衡州、永州兩府的銅、鐵、錫、鉛以及貴州的水銀鉛礦，山東萊陽與陜西臨潼的銀礦，河南涉縣的銅礦等，都陸續得到開採。鼓勵發展手工業。清朝對發展手工業實行物暢其流，民便為要的寬鬆支持政策，從而促進了全國手工業的恢復與發展。鐵器鑄造業，大城市漢口有鐵行13家，蕪湖有鋼場數十家，山西陵川有鐵鋪12家。棉布染織業方面，在江蘇常熟、蘇州、廣東佛山等地的染坊、織布作坊都有可觀的數目。糧食加工業方面，全國在各個産米區都有較多的碾米作坊。制茶業方面，在全國各産茶區，都有加工制茶的作坊。其餘像制糖業、制瓷業、造紙業、木材加工業，全國各地都有很大的發展。

    清朝時期商業繁榮，在東北主要發展土特産人參交易，在吉林、黑龍江新建城市8座，遼沈地區新建城市15座；在長江以南，揚州、蘇州、南京、杭州、廣州、漢口等城市的工商業最為發達，除此之外，浙江的烏青鎮、濮院鎮、楓涇鎮，江蘇的平望鎮、震澤鎮、南翔鎮，江西的景德鎮，廣東的番禺、東莞，四川的成都、重慶等等大小城鎮，工商業都已相當興盛。舊城市的發展和新城市的興起，是清朝城市發展的兩大特點，當時天津已擁有70萬人口，廣州城內居民有90萬，珠江上的帆船經常有5000多只。從商品銷售來看，全國茶葉銷量，公元1685~1725年，由15.8萬引，增加到49.6萬引，40年增長2倍；食鹽銷量，公元1653~1733年，收376.2萬引，增加到523.4萬引，80年間增長近40%；全國絲出口公元1741~1831年，由278擔，增加到8560擔，增加近30倍。在發展對外貿易方面，清朝的對外貿易規定是沿海廣東、福建、江南、浙江、山東與直隸省船隻可以自由貿易，在江南、福建、浙江、廣東四省設海關，管理來往船隻，徵收稅銀，直隸、山東、江南、浙江、廣東各省，取消一切海禁，所以清朝的海外貿易發展非常迅速。

    首先在貨幣外流方面。清朝的貨幣在對外方面大體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我國同國外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正常交流，而使一部分錢幣很正常地流出到國外；另一種是由於外國的經濟侵略和掠奪而造成的錢幣流出國外，這是一種不正常的情況。

    在正常交流方面通過陸路與鄰國的經濟往來，而使貨幣流出國外；一是西北邊貨幣流出到伊朗和阿富汗。撒馬爾汗和布哈拉是清朝與中亞各國貿易的中心。二是西南邊，貨幣流出到克什米爾、不丹、孟加拉、尼泊爾等國。這些國家出産的披巾、棉花、皮革、煙草、染料、珍珠、珊瑚、剪刀、眼鏡，換走了中國的一批又一批錢幣。三是南邊，貨幣流出到越南、暹羅、緬甸，這些國家的棉花、食鹽、羽毛、黑漆、銅砂、象牙、獸角，也換走了中國一批又一批錢幣。四是東北邊，貨幣流出到朝鮮，兩國之間一向“往來相善”，“或東或西，聽民所往”，清朝的錢幣也隨著商人流出國外。再就是通過海上貿易，貨幣流出到日本、朝鮮、琉球。公元1684年至1688年，清聖祖康熙年間，中國赴日商船迅速上升到194艘；清政府規定“內地商民船至朝鮮者，除原禁貨物外，聽其發賣回籍”；琉球到中國的船隻，最多到過5艘，運送來的多為海産。在南邊，貨幣流出到印度、緬甸。從中國港口出發的大商船隊，每年都到達印度西海岸的古裏，和緬甸南部的丹那沙林沿岸，貨幣流出到馬來半島；從馬來半島，北走可以到達暹羅、越南，南走可以到達蘇門答臘、爪哇，東走可以到達婆羅洲、菲律賓群島，中國帆船開往新加坡的，最多一年達到250隻，“中國帆船來臨的季節，新加坡的市場便大大活躍起來”。除此之外，清朝貨幣還流出到其他亞洲各國。

    以上都是正常的貿易往來和貨幣交流，而從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開始，就變成了非正常的外流。英帝國主義的經濟入侵，把大量鴉片輸入到中國，掠奪中國人民的財富。鴉片這種毒品輸入我國後，吸食者一天天增多，既在精神上使人們更加昏怠腐敗，又在經濟上使中國清朝對外貿易順差變為逆差，造成大量白銀貨幣外流，這種情況在嘉慶、道光年間最為嚴重。每年有三千多萬兩的白銀貨幣流出國外，這對清朝政府來説，也是一個嚴重的經濟負擔：公元1810年，清嘉慶十五年，嘉慶帝在詔書中驚呼：“鴉片煙性最酷烈，食此者能驟長精神，恣其所欲，久之遂戕賊軀命，大為風俗人心之害”，要求今後“一有緝發，即當按律懲治，並將其煙物毀棄。”

    清朝時期，社會上圍繞著貨幣大做“文章”；發放高利貸．就是圍繞貨幣所做的“文章”之一。而在清朝已經出現了早期銀行的各種形式，這些票號經營兌換業務，發放貸款等，貨幣成為了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一個工具。

    清代地主階級剝削農民的方法是發放高利貸。據史書記載：公元1666年，清康熙五年，山西有一農民，向地主借了二兩九錢，折合銅鑄制錢約4800多文，在還不起債的情況下，被迫到地主家當雇工，“以工抵債”，在地主家一共幹了三年半，抵折債務後，分文不剩。廣西有一農民，借地主高利貸白銀五兩四錢，但結局更慘，因無錢還債，這位農民和妻子二人只好到地主家“準折為奴”，但仍還不清債，積欠本息白銀變成五兩六錢，地主索債，強迫這位農民的弟弟和弟媳二人，到地主家“準折為奴”。除此之外，農業高利貸，還以“典當雇工”和“年限女婿”、“配以婢女”的雇工形式來剝削農民。印子錢是清朝時期高利貸中的一種形式，放債人以高利發放貸款，本息到期一起計算，借款人必須分次歸還，每次歸還都要在摺子上蓋一印記，所以人們就把它叫做“印子錢”。據《清史稿·張照傳》記載：“民間貸錢徵息，子母相權，謂之‘印子錢”。

    在我國清朝，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進步，民間資本的發展，經營貨幣這種特殊商品的單位機構，已經開始出現。而且他們經營著各種業務。

    錢幣匯兌業務，這是今天各家銀行普遍辦理的一項主要業務。“匯兌”，在我國唐朝叫“飛錢”。在我國清朝，匯兌業務大權沒有掌握在我們中國人自己手中，而是掌握在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和英國散商及美國商人手中。從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檔案中看出，我國清朝時期的廣州，大約在18世紀60年代初，就已經開始辦理匯兌業務。到了18世紀70年代中期，在我國廣州和英國倫敦之間的匯兌業務，已經成為英國東印度公司在中國經營的主要業務；18世紀80年代初，英國東印度公司從我國廣州向英國倫敦開出的匯票，一年之中，達到110多萬兩，到了19世紀初，每年開出的匯票，增加到250萬兩左右。後來，美國商人也參加進來，在我國當時的廣州，也大力開辦匯兌業務；公元1831年～1832年，清宣宗道光十年到道光十一年，美國商人帶到我國廣州來的匯票達248萬元，公元1832年～1833年，清宣宗道光十一年到道光十二年，便猛增到447萬元，增加了一倍多。

    貨幣放款業務，這種貸款業務，也是今天各家銀行重中之重的一項業務。這種放款業務，在我國清朝時期，它不是中國人向自己的中國商人放款，而是英國的商人向中國的商人放款，並向中國商人收取高額利息。據英國東印度公司檔案記載，英國商人大約在17世紀末就已經向中國商人放款。英國商人對中國商人放款，是為了鴉片走私，是為了對中國進行經濟掠奪。據史書記載，英國東印度公司在19世紀初為了支持中國鴉片經紀人走私，經常給這些經紀人以小額的放款；英國商人對中國商人放款的利息非常高，一般的是年息18％—20％，最高的達到40％。公元1779年，清高宗乾隆四十四年統計，中國行商累積拖欠英國商人借款380萬元，其中的本金只有180萬元，其餘200萬元，都是英國商人計算變利，用“息變本，本再生息”的辦法滾上去的。

    貨幣承兌匯票業務，承兌匯票業務也是今天各家銀行都在辦理的一種業務。這種承兌匯票業務，是由付款商人開出匯票，交給收款商人，收款商人在規定的期限內，向付款商人指定的銀行或公司集團，領取現款，但付款商人必須在事先取得指定的銀行或公司集團“承兌”現款的“承諾”，指定的銀行或公司集團在對付款商人付出現款進行“承兌”、“承諾”之後，再向付款商人收取一定的“利息”：公元1771年，清乾隆二十六年，有中國商人，為了支付英國商人的貨款，就曾經請求英國東印度公司設在廣州的賬房，以向英國倫敦簽發“承兌匯票”的形式，給予借款。公元1817年清嘉慶二十二年，中國的另一個商人黎光遠，欲從印度購進棉花，但是沒有錢，只好請求英國東印度公司賬房，以向孟加拉簽發“承兌匯票”的形式，給予借款。

    中國人辦貨幣匯兌業務是在公元1821年，清宣宗道光元年，晉商山西平遙人雷履寬開設了一家“日升昌票莊”，這是中國第一家專門經營匯兌業務的“票號”；它的前身，就是清朝嘉慶年間的“日升常顏料鋪”。而中國人辦銀行業務是在公元1776年，清乾隆四十一年，在我國上海成立“錢業公司”，或者叫“錢莊”；“錢莊”就是銀行的初級階段。到了公元1845年，清宣宗道光二十四年，英國人在我國香港和廣州設立了“麗如銀行分行”；公元1848年，清道光二十七年。這家銀行又在上海開辦了“東方銀行分行”。

    官銀錢號是清朝初年朝廷官辦的一種金融機構，公元1662年—1735年期間，也就是在清朝康熙、雍正年間搞起來的，起初叫“官錢局”、“官錢鋪”。當時主要是兌換銀錢，調節錢價和傾熔銀鋌，後來慢慢擴展到經營貨幣兌換，代理省庫，從事存款、放款、匯兌、貼現、購買生金銀等業務。

    票號是清代經營貨幣匯兌業務的信用機構，當時，有的人管它叫“票莊”、“匯號”、“匯兌莊”。公元1821年之後，也就是清宣宗道光初年，山西平遙縣日升昌顏料莊，改名後組建日升昌票莊，這可能是清朝時全國最早的一家票號。第一家票號搞起來之後，在山西的平遙、祁縣、太谷縣，又有不少商人集資開設票號，從此，票號這個行業，變成了山西人的獨佔，所以人們又統稱之為山西票號。票號有獨資的，也有合夥出資的，資本金從幾萬兩到二三十萬兩不等：票號行業一般存儲在總號，各大城市再設分號，但不另給資本金。山西票號業務活動的中心在北方，但南方也有。當時山西票號的總號有30多家，在各省設立的分號有許多家，後來，在日本東京、還有新加坡，都設有分號。我國清朝的票號，信譽很高，內部管理嚴格，嚴守秘密，所以不少貴族、官僚都願意把自己的私蓄錢，存放在票號裏；票號也發放貸款，主要對像是錢莊、典當、富商，對沒有資金實力的一般商人則不發放貸款。

    錢莊是我國清朝辦理貨幣存放、匯兌的一種信用機構。它是從經營銀、錢兌換業務的錢攤慢慢發展起來的。長江流域和東南各大城市，都叫“錢莊”；北京、天津、瀋陽、濟南、鄭州等 地，叫“銀號”、“錢鋪”；徐州、漢口、重慶、成都也有叫“錢莊”的，也有叫“銀號”的。在鴉片戰爭前，錢莊可以簽發“莊票”，上海商人在購買豆、麥、棉花、棉布時，用“莊票”支付貨款，“莊票”可以收劃銀錢，實際在市場上和貨幣一樣，起到了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