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23日，國家人口計生委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舉行改革開放與人口發展論壇。
[中國社會科學院常務副院長 王偉光]同志們：國家人口計生委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聯合召開改革開放與人口發展論壇，作為東道主之一，我代表中國社會科學院對各位領導、專家學者和各界朋友的到來，表示熱烈的歡迎！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各條戰線取得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人口戰線貫徹落實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堅持走符合中國國情的人口發展道路取得卓著成績，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作出了突出貢獻，對此國家人口計生委主任李斌同志做了很好的概括和總結。我想從經濟社會發展，特別是如何轉變為人力資本強國角度，談一下我的認識，主要談三個問題。
圖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常務副院長王偉光同志出席論壇。（中國政府網 陳濤 攝）
一、改革開放30年，我國人口發展已經邁出了轉變為人力資本強國的第一步，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人口發展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的人口發展戰略和理論。
當今世界，人力資源、人才資源成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性資源，人力資本成為推進經濟社會發展的決定性資本。對於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自然資源、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等生産要素固然都起著重要作用，但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貢獻更為重要。在當代，發展必須依靠人力資本以及同人力資本密切相關的其他社會資本，已成為共識併為各國成功發展的實踐所證明。
所謂人力資本，是對人力進行投資所形成的資本，是體現在人身上的體能、技能、知識和經驗的總和，具有其他資本所無法代替的價值。改革開放30年，我國逐步形成了中國特色的人口發展戰略和理論，成功地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人口發展道路，由人口數量大國逐步轉變為人力資源大國，並且邁出了轉變為人力資本強國的第一步。眾所週知，我國素以地大物博、人口眾多著稱於世，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資源相對不足、區域發展不平衡，是基本國情的主要特點。雖然過去人口數量很多，但是由於人口教育、科技、健康等素質不高，人口年齡等自然結構和城鄉、就業等社會經濟結構比較落後，造成人力資本積聚不夠雄厚的局面，嚴重地制約著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
改革開放以來，在生育率、出生率和人口增長率長期持續下降的同時，人口素質顯著提高，如目前與1978年比較，城鄉居民科學、教育、文明素質大幅度提高，國民平均所受教育年限已由4年左右提高到8年左右；嬰兒死亡率持續下降，出生時預期壽命已由68歲提高到73歲左右；人口結構向著合理化方向轉變，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和所佔比例持續增長，城鄉就業人口由4億增加到7.7億，國內生産總值增長因素中，有70%以上是與勞動力數量增長、勞動力素質提高和勞動力配置改善相關的；人口城市化駛入“快車道”，城鎮人口比例由17.9%提升到接近45%；2007年人均GDP達到1.89萬元，提高了近10倍；2006年我國醫療服務、平均預期壽命、嬰兒存活率、成人識字率、大學普及率和農業增加價值比例已經達到第一次現代化標準。
人均GDP、農業勞動力比例、服務業增加價值也接近達標，處於第一次現代化成熟期。這一切表明，我國已經完成由人口數量大國向人力資源大國的初步轉變，這就為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社會發展和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奠定了基礎，並且邁出了向人力資本強國轉變的重要一步。
中國人口發展的這種劃時代的轉變，是黨中央英明決策、全國人民共同努力的結果，其中包括人口科學以及相關學科專家、學者的努力，包括從事人口計劃生育工作的專門隊伍的努力。20世紀50年代我國政府便提出了節制人口和計劃生育的主張，著名經濟學家、人口學家馬寅初先生發表了《新人口論》，主張限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質量，利用人口多這個大資源、但要去掉這個大負擔。然而，馬寅初先生正確的主張卻遭到不應有的批判，人口理論和人口問題變成無人敢於問津的“禁區”。70年代我國在人口數量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的情況下，黨和政府出臺實施了旨在控制出生人口數量的計劃生育政策並取得明顯效果。
當然，在人口理論上真正實現撥亂反正、正本清源，還是在改革開放特別是為馬寅初先生新人口論平反之後。我國從事人口理論研究的一些專家學者全面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物質資料生産與人口生産相適應的“兩種生産”理論，論證了總體人口與生活資料、勞動年齡人口與生産資料、人口老齡化與養老保障、人口教育素質與科技進步、人口城市化與産業結構、人口地區分佈與生産力佈局等的關係，結合我國實際提出和闡發了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調整人口結構相結合，以數量控制為重點的人口發展戰略，為大力控制人口增長、切實加強計劃生育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支持。當時，廣大幹部和群眾將這一理論指導下的計劃生育實踐，概括為“經濟要上去、人口要下來”的簡明道理。在實踐中，通過算賬對比、典型引路、政策扶助等辦法和措施，探尋出符合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的少生快富計劃生育模式。
20世紀至21世紀初以來，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黨中央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和可持續發展戰略，努力推進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從事人口理論研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的專家學者在“兩種生産”理論的基礎上，又進一步論證了馬克思主義的物質資料生産、人自身生産和精神生産的“三種生産”理論，以及物質資料生産、人自身生産、精神生産和社會關係生産的“四種生産”理論，不僅將人口生産納入經濟和社會發展之中，而且同資源、環境保護緊密地結合起來，同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緊密地結合起來。
在馬克思主義人口理論的指導下，又進一步提出並闡發了資源是可持續發展的前提，可持續發展可歸結為資源的良性循環變換；環境是可持續發展的條件，可持續發展歸根結蒂是為了造就有利於人類生存和發展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人口是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只有人類參與並且按照人的科學的、符合規律的、有意識控制的物質變換，才稱得上可持續發展；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是可持續發展的動力，可持續發展必須通過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得以實現等觀點，形成了中國特色的人口發展理論和戰略。
人口學是一門交叉性很強的學科。深化改革的生動實踐和對外學術交流的加強，給人口科學的發展注入新的生機和活力。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歷深刻的經濟發展轉軌，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由數量擴張型向質量效益型轉變；社會轉型，由政府主導型向社會服務型轉變。
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了我國人口發展史上前未有過的人口轉變，包括人口再生産類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轉變，以及步入低生育水平以後的“後人口轉變”，人口科學在這種大轉變中獲得長足發展。經濟轉軌、社會轉型和人口轉變的偉大變革，為人口科學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舞臺，人口科學只有在同實踐結合中才能有所作為。
同時，信息化和經濟全球化的迅速推進，也使當今世界面臨的兩類不同性質的人口問題變得越來越清晰：發展中國家憂慮的是生育率過高，屬人口壓迫生産力性質人口問題；發達國家憂慮的是生育率過低和勞動力不足，屬生産力壓迫人口性質人口問題。對我國來説，必須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鼓勵從事人口研究的科研人員和科研成果走向世界，才能進一步推動人口學學科體系創新，以更好地服務於中國人口發展事業。
二、我國人口發展仍然面臨巨大壓力與空前挑戰，增強人力資本積聚、實現人口可持續發展是我國人口發展的艱巨任務。
迄今為止中國仍是世界第一人口數量大國，人口狀況怎樣，尤其是能否順利實現由人口數量大國向人力資本強國的轉變，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著特殊的意義和舉足輕重的作用。
改革開放30年來人口戰線取得的成績可圈可點，為世人矚目。但是我國所面臨的人口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21世紀仍面臨著錯綜複雜的新的人口問題的壓力和挑戰。在我國，雖然人口增長過快、人口壓迫生産力問題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決，人口零增長的到來猶如海平面上的桅桿依稀可見，但是人口增長的慣性還沒有釋放完畢。據有關數據預測表明，2030年全國人口增長到接近15億時，才有可能停止增長，也就是説，控制人口增長的任務尚未完成，仍需努力。從人口自身的變動和發展角度觀察，在人口增長勢能得到相當程度的釋放之後，人口素質和人口結構方面的問題日益浮出水面，形成重大壓力，需要引起足夠的重視。
比較突出的，一是人口素質問題。目前每年約有20萬到30萬肉眼可見的先天畸形兒出生，地方病患者在6000萬左右，全國殘疾人總數達8296萬人，其中智力殘疾人達554萬，不健康人群總體數量龐大。30年來，各級各類學校入學率和升學率大幅度提高，但是受過高等教育和中等技術教育人口所佔比例仍然不高，國民平均受教育程度剛剛達到8年，距離發達國家乃至某些發展中國家有著相當大的差距。
二是出生性別比問題。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出生人口性別比持續攀升，近年來一直在120上下波動，嚴重偏離103到107的正常值。這不僅影響到人口自身再生産的順利進行，而且會造成未來的婚姻性別擠壓，影響到家庭和社會的穩定。
三是人口老齡化問題。隨著出生率的下降和預期壽命的延長，人口年齡結構正以比較快的速度達到老齡化較高水平。目前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過8%，預計2020年可超過12%，2050年可超過23%，接近發達國家平均水平，居於發展中國家最高水平之列。人口變動和發展的這種狀況，這三大問題嚴重地束縛了人力資本積聚的增長，制約了由人口數量大國向人力資本強國的轉變。
從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角度觀察，目前比較嚴重的問題和矛盾，一是勞動年齡人口的繼續增長和就業問題。出生率長期持續的下降，已使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速度放緩，但是未來10年內勞動年齡人口仍處在緩慢增長階段，10年過後也將長期維持在較高水平。到2010年，勞動力供給總量將達到8.3億。勞動力供需之間的不匹配現象日益突出，一方面對生産性人員特別是熟練技術工人的巨大需求難以滿足，另一方面普通高校畢業生找到合適的工作越來越困難，形成結構性失業。
二是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和遷移問題。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口的流動和遷移空前活躍，我國正在經歷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人口從農村向城鎮的流動和遷移。目前農村進城務工農民數量超過1.3億，形成主要由中西部流向東部地區、年齡以青壯年為主的“民工潮”，今後一二十年還將有數以億計的人口從農村流入城鎮，這既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和動力，同時又是對統籌城鄉發展的一種制約和挑戰。
三是人口與資源、環境之間的矛盾問題。人口多、自然資源相對不足、生態環境脆弱，是我國基本國情的重要特點。改革開放以來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大大增強了我國的綜合國力。但是由於長期以來高耗、低效、高污染經濟增長方式的影響，資源短缺和環境惡化趨勢難以在短期內改觀。
近年來強調節能減排，加速發展方式由數量擴張型向質量效益型的轉變，情況有所好轉，但是耕地、淡水、石油等能源和某些金屬非金屬礦産資源的短缺，水、土壤、大氣和固體廢物等污染的長期存在，使我國的資源和環境處在前所未有的高負荷期。而且，中國作為當今世界上人口最多和增長潛力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承擔著減緩全球氣候變暖、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等的責任和國際壓力，我們只能走生産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科學發展路子。可見，我國人口發展面臨著增強人力資本積聚、實現人口可持續發展的嚴峻考驗。
三、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堅持正確的人口發展政策原則，大力實施人口可持續發展戰略。
人口問題從根本上來説是發展問題。堅持人口可持續發展戰略，堅持人口可持續發展模式，必須堅持以人為本，把人口問題放在經濟社會發展大局中統籌解決，要在繼續控制人口數量增長的同時，大力提高人口身體、教育和文明素質，調整人口年齡、性別、城鄉分佈等結構，使人口的變動和發展同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的變動和發展相適應，促進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和諧發展。
戰略目標確定之後，政策就是決定的因素。人口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現，要依靠正確的人口政策的實施。這裡，我想就當前國內外關於人口政策的不同聲音，談點制定人口政策的理論依據和應當遵循的基本原則。
第一，長期性原則。人口變動具有長期和累積的特點：人口再生産週期比較長，目前我國代際間隔在25年左右；一般人口增長率，包括負增長率不會很高，但是指數增長累進性特點突出，如果保持1%的年增長率，70多年即可翻一番。人口政策不能有大的失誤，調整人口生産不可能像對經濟調整那樣採用關、停、並、轉手段，只能通過生育率的調整，經過年復一年的不懈努力，大約經過七八十年即一個人口預期壽命的時間，才能做出較有成效的糾正。因此，人口政策不但要顧及眼前，還要顧及到將來，起碼要顧及到七八十年以後可能帶來的後果。不能因為人口過多，就實行生育率越低越好的政策；同樣也不能因為人口和勞動力短缺，就實行生育率越高越好的政策。要弄清人口增長，包括負增長的勢能或慣性至關重要，一定要把握好人口零增長拐點出現後的變動和發展趨勢。
第二，全面性原則。人口作為居住在特定時空的總體而言，是數量、質量、結構的統一。不同時期的人口政策可以有所側重，如改革開放以來的人口政策側重人口的數量控制方面，無疑是正確和行之有效的。但是任何時候的人口政策，都要兼顧人口發展的各個方面，不可失于偏頗。如實行旨在降低生育率的政策，出生率的下降必然帶來少年人口比例的下降，相應的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和人口年齡結構老齡化。因此，必須把握好生育率下降的速度和節奏，將老齡化控制在經濟社會發展所能承受的限度之內。對於21世紀的中國人口變動和發展説來，這一點尤為重要。不但人口數量控制要兼顧人口素質的提高和人口結構的調整，而且要將人口“控制”、“提高”、“調整”納入經濟社會和資源環境發展之中，納入可持續發展戰略和科教興國戰略。
第三，協調性原則。可分為兩個層面：一是人口自身數量、素質、結構的協調，要求計劃生育政策不僅能夠有效地降低生育率，還要有利於人口素質的提高和結構的合理調整。從根本上説，我國實行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出生率和出生人數的下降，減少了未成年人口的消費，增加了國民收入再分配中積累的比例，增加了教育、科學、衛生等用於人的全面發展的投資，有利於人口素質的提高和人口結構的調整，但並不等於每項具體的政策都是如此。
二是人口政策與其他政策之間的協調。實施計劃生育基本國策，歸根結蒂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保護資源環境的需要，因而要堅定不移、堅信不移地貫徹執行。然而在改革開放、經濟轉軌、社會轉型、人口轉變深入發展，人口素質和結構問題越來越突出的情況下，大力提高人口健康、教育、文明素質，合理調整人口年齡、性別、城鄉結構，不斷增強人力資本的積聚，顯得格外重要。如果説，改革開放30年來人口政策的重點是人口的數量控制，那麼未來的人口政策則要在繼續控制人口數量增長的同時，加大人口素質提高和結構調整的份量，重點是提升人力資本的積聚，實現由人口數量大國向人力資源大國，進而向人力資本強國的轉變。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