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籌城鄉發展，是黨中央站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全局的高度，科學把握世界各國現代化發展一般規律，深刻總結建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後我們黨處理城鄉關係的經驗教訓，根據現階段經濟社會發展的特點和突出矛盾而做出的重大戰略決策。

    統籌城鄉發展不僅是落實科學發展觀、建設和諧社會的具體體現，也是新時期農業和農村經濟工作的中心任務，統籌城鄉發展不僅是增加農民收入的根本點和落腳點，也是促進農村經濟全面發展，解決“三農問題”的有效途徑。

    就其內涵和實質來講，統籌城鄉發展就是要把城市與農村、農業與工業、農民與市民作為一個整體，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統一規劃中去通盤考慮，把城市和農村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及其相互關係綜合起來研究，統籌加以解決，建立有利於改變城鄉二元結構的市場經濟體制，實現以城帶鄉、以工促農、城鄉一體的協調發展。

    要使統籌城鄉發展戰略在實際工作中得以貫徹落實，就必須加深對統籌城鄉發展戰略提出進行全面的認識和理解。

    一、從基本國情看，統籌城鄉發展是現階段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

    農村人口眾多、耕地資源稀缺是基本國情，人地關係的高度緊張所造成的資源稀缺性和城鄉分割的二元社會經濟結構所形成的體制性矛盾，是我國“三農”問題産生的根源所在。由於基本國情所決定，人地關係高度緊張，耕地對農民所承擔的福利和社會保障功能要遠遠大於它的生産經營功能，從一定意義上講，耕地是農民的命根子，離開了土地農民如果沒有其他就業機會和收入來源，就失去了基本生存和生活保障。在耕地福利化作用下，公平原則高於效率。要實現以效率為目標的規模經營，必須要以農民在非農産業上有更多的就業機會和更大的收益為前提。這也是二輪土地承包中上訪最多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人地關係高度緊張這個內在基本矛盾制約下，解決“三農”問題在很大程度上要靠農村外部條件的改善，這就需要我們必須跳出農業抓農業，跳出農村來謀劃農民增收，讓農民在耕地以外尋找生存發展的空間，將農民從有限土地上解脫出來，最大限度地轉移到非農産業中去，謀求新的就業門路，這個門路就是城鎮化。

    二、從經濟社會發展一般規律看，統籌城鄉發展是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階段的客觀要求

    按照世界各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人均GDP達到700-1500美元之間，農業在GDP中比重下降到15%以下，農業就業人口比重下降到30%，城市人口超過50%，就可以斷定這個國家已經進入了工業化中期階段。進入工業化中期發展階段的顯著特徵就是：農業和工業處於平等發展機會和權利，國民經濟的主導産業不再是農業，也不需要從農業吸收資本等要素來實現工業化，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由農業轉為工業和非農産業，農業成為了工業反哺對象，這個階段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協調發展的條件已經具備。從上述三個指標看，我們前兩個指標已經達到，只是城市人口這個指標沒有達到。基於這個規律，如果我們還不考慮統籌城鄉發展，還不著手從根本上改變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結構，就會導致城鄉差距的進一步擴大，就會對整個國民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帶來諸多負面影響，這也是新一代領導人提出科學發展觀後，又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的內在動因。

    三、從未來20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看，統籌城鄉發展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必然要求

    十六大提出未來20年我們要建設一個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更全面、發展比較均衡的小康社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難點和重點都在農村，雖然我們在總體上實現了小康，但這種小康還是低水平、不全面地、發展不均衡的。一是城鄉收入差距。從國家統計局已公佈的數字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已由上個世紀80年代的1.8：1，擴大到90年代中期的2.5：1，到目前的3.2：1。如果把農民實物性收入扣除，把城市居民住房、教育、醫療等一些隱性福利都加進去，城鄉收入差距比要遠遠超過這個數，預計在5：1或6：1之間。從1998年到2003年這5年期間看，2003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2622.2元，而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達到8472.2元，五年期間農民人均純收入只增加460元，年均增加92元，而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3074元，年均增加609元，農民收入增長的幅度大大低於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長幅度。二是貧困人口。按中國扶貧基金會2003年統計的數字，如果按625元／年計算，目前我國有3000萬人口沒有擺脫貧困，有6000萬人口徘徊在溫飽線上；如果人均標準提高200元，按825元／年計算，全國的貧困人口就是9000萬，這裡還不包括因病返貧、因學返貧、因遭受自然災害返貧的人口，如果把這些人加上估計要超過1億。不僅如此，這種低水平、不全面、不平衡還體現在大多數地區的農村公共基礎設施、農村基礎教育文化和醫療衛生等方面都與城市有很大差距。要縮小這些差距必須通過統籌城鄉發展來解決。

    四、從保持整個國民經濟健康、穩定、協調、發展看，統籌城鄉發展是實現城鄉經濟良性循環的現實選擇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城鄉之間聯絡更為緊密，農村發展離不開城市輻射和帶動，城市發展同樣也離不開農村的促進和支持，農業與工業和其他産業之間的相互聯絡和依賴，不僅體現在農産品供應方面，而且表現在農業效益和農民收入上。農民收入增長的快慢不僅直接關係國內消費市場的擴大，也關係到國民經濟增長的快慢。消費需求作為社會再生産的最終環節和最終實現形式，是拉動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和決定性力量。發達國家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以後才出現買方市場，在我國人均GDP不到900美元就出現了工農産品的低水平過剩。導致低水平過剩的直接原因就是農民這個龐大群體收入太低，農民收入低所帶來的是農村消費水平低下，農村消費水平低直接影響了全社會的消費率。我國的消費率已由1978年的62.2%下降到2003年的55.4%，是近30年來的最低水平，農村農民購買消費品總額佔全國社會消費品總額也由1978年的67.6%下降到2003年的35.1%。消費率下降抑制了消費需求的有效擴張。消費率下降的重要原因是農民收入增長停滯、農村消費市場低迷。它對整個國民經濟健康發展是極為不利的，農民收入低不僅影響農民生活水平質量的提高和改善，抑制國內消費市場擴大和全社會消費率的提高，而且嚴重制約了經濟結構調整和産業結構的升級與優化，影響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使國民經濟發展處於非良性循環狀態。只有讓農村人口的消費潛力和消費市場得到應有的發揮，才能實現國民經濟發展走向良性循環的軌道。

    我國提出的統籌城鄉發展，為新時期解決“三農”問題，解決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問題，增加農民收入指明了方向。因此，加深對統籌城鄉發展戰略的認識和理解，對於做好當前和未來經濟工作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