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晶：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楊晶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佈局，綜合研判世界經濟形勢和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項重要任務，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工作的主線。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中央有關重大決策部署上來，深刻把握其中的重大意義、基本要求和若干重大關係，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意義重大而深遠。

一、深刻領會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大意義

第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重大創新。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一直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行不懈探索。從鄧小平同志打破片面理解姓“社”姓“資”的思維模式，把計劃和市場都作為發展經濟的手段與形式，明確指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到黨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再到十八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提出 “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我們黨堅持依靠改革開放推動發展，駕馭經濟工作的能力不斷提高，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基於對經濟發展新階段趨勢性特徵的深刻認識，作出了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重大論斷，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強調適度擴大總需求、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針對經濟發展多年積累的深層次矛盾和供求關係的變化，把體制改革、機制創新與結構調整結合起來，既強調供給又關注需求，既做加法又做減法，使供給和需求更好匹配。這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重大創新，是推動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決策，既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也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第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把握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必然要求。 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從我國經濟發展的新常態出發。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最直接的變化是經濟增長從高速轉為中高速，同時還有一些階段性、深層次、趨勢性變化。現階段，國內消費結構升級加快，個性化、多樣化需求趨勢日益明顯，過去多年形成的生産能力，不完全適應變化了的需求，一些行業出現嚴重産能過剩，無效供給過多、有效供給不足。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産業變革正在孕育興起，一些發達國家通過加快創新形成了新的競爭優勢，一些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進程加快。過去我國依靠人力和資源環境等低成本比較優勢參與中低端環節的國際分工，現在全球産業鏈、價值鏈重構加快，傳統産業向成本更低的國家轉移，加之資源環境對我國經濟發展的約束日益加劇，亟需重塑新的比較優勢。這些變化表明，主要靠資源要素投入驅動的粗放發展方式，已到了非轉變不可的時候，必須推動我國經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優化、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進。當前來看，我國經濟下行壓力較大、財政收入增速放緩等矛盾比較突出。這既有週期性問題，也有結構性問題，但主要是結構性問題；矛盾既出現在需求側，也出現在供給側，但主要方面在供給側。這些結構性問題、供給側矛盾，很多是體制機制性的，需要通過深化改革來解決。因此，經濟發展新常態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個有機整體。推動進入新常態的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就要抓住經濟發展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提高供給結構適應性和靈活性。這是適應把握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必然要求和主動選擇。

第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貫徹新發展理念的重要舉措。 面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新趨勢新機遇和新矛盾新挑戰，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破解發展難題的重要手段，同時也是貫徹新發展理念的重要舉措。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包括制度創新、科技創新等諸多方面，其中制度創新主要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科技創新是經濟結構優化和要素效率提高的根本途徑，這些都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協調是持續健康發展的內在要求。我國經濟與社會發展還不協調，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發展還不平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優化生産力佈局和資源要素配置，逐步解決不協調、不平衡的問題。這有利於拓展發展的空間。綠色是實現永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和人民對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體現。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一個重要目標，就是以最小的能源資源消耗和環境代價取得最大的産出效益，實現可持續發展。這是綠色發展理念的有效實現方式。開放是國家繁榮發展的必由之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個重要著眼點是提高對國際需求的供給水平、增強我國國際競爭力，為此必須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積極參與全球合作與競爭，以開放促改革，以競爭促升級。共享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共享發展有利於社會和諧與公平正義，有利於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形成供給側與需求側的良性循環和動態平衡，從而進一步解放生産力，釋放潛在消費能力，增強經濟活力。這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出發點，也是推動力。

第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強大動力。 現階段我國供給側的結構性矛盾，主要表現為部分行業産能嚴重過剩、部分地區房地産庫存高企、企業杠桿率偏高、實體經濟成本過高、經濟社會發展一些領域短板突出。如果這些問題不加以解決，不僅影響當前經濟增長，也會掣肘未來發展。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圍繞經濟結構的制度性問題推進改革，激發內生動力、營造外部環境，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有效解決制約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突出問題，形成經濟增長新機制。現在我國市場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結構正在由中低端向中高端升級，但由於有效供給不夠、高端製造能力和自主創新能力不足，産品質量提升、關鍵設備研發生産等相對滯後於市場需求的變化，綜合成本降低、勞動生産效率提升等難以適應新形勢的要求。我們必須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效滿足國內市場需求，真正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為我國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邁向中高端水平，奠定堅實的基礎。

第五，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應對世界經濟複雜多變局面的關鍵一招。 當前世界經濟仍然沒有擺脫國際金融危機的陰影，復蘇進程艱難曲折，增長持續低迷。國際市場萎縮，世界貿易額甚至出現負增長。國際金融市場時有震蕩，大宗商品價格劇烈波動。地緣政治、突發性事件等干擾因素增多，世界經濟面臨的風險和不確定性明顯增強。一些國家採取量化寬鬆政策，短期可能有一定效果，但難以解決根本性問題，還可能産生外部負效應。我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聯絡日益緊密，當前外部環境給我國經濟發展帶來很大不利影響。過去外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有幾個百分點，但這兩年是負拉動。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我國開放型經濟快速發展，國際競爭力明顯增強，“中國製造”走出國門、享譽全球。但也應該看到，隨著我國勞動力、土地、環境等要素成本逐步提高，傳統比較優勢有所減弱。在外部環境和傳統優勢都發生深刻變化的大背景下，只有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結構優化升級，才能在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佔據主動。

二、緊緊把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基本要求

第一，把握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目的。 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根本任務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國供給能力更好滿足廣大人民日益增長、不斷升級和個性化的物質文化和生態環境需要，從而實現社會主義生産目的。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順應了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落腳點是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針對性很強。近年來，我國不少消費需求無法在國內得到滿足，外溢到國際市場。據測算，2015年我國居民全年出境遊達1.2億人次，消費總額近1.5萬億元。這表明，我們不是需求不足，或者沒有需求，而是人民群眾的需求變了、升級了，但供給的産品卻沒有變，無論是質量還是服務，不少都跟不上。我們要著力解決供給側的這些結構性問題，實現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躍升，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的需要。

第二，把握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任務。 當前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是“三去一降一補”，也就是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這五大重點任務，相互關聯、互為補充，需要統籌兼顧，協調推進。去産能、去庫存，是為了調整供求關係，也是為了企業去杠桿，既減少實體經濟債務和利息負擔，又防範系統性區域性金融風險。降成本、補短板，則是為了提高企業競爭力、改善企業發展條件、增強經濟潛在增長能力。有力、有度、有效落實好這五大重點任務，需要各級政府按照中央統一部署，堅持問題導向，紮實推進。

一是堅定不移去産能。去産能，既要化解過剩産能，也要堅決淘汰落後産能，還要嚴控盲目新增産能。對鋼鐵、煤炭等重點行業去産能，國家已制定了方案，確定了目標，並已經開始行動。2016年要壓減煤炭産能2.5億噸以上、粗鋼4500萬噸左右，力爭5年內壓減粗鋼産能1 ~ 1.5億噸，3 ~ 5年內退出煤炭産能5億噸左右、減量重組5億噸左右。要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手段，加大環保、能耗、質量、安全等方面的標準制度建設和執法力度。去産能的一大難點是人員安置。2016年全國共涉及近200萬職工。要通過內部挖潛、培訓轉崗、內部退養等方式，通過支持發展新經濟創造新崗位等，確保職工轉崗不下崗，妥善解決好這一難題。

二是因城施策去庫存。去庫存主要是解決部分城市尤其是三四線城市房地産庫存高企的問題。房地産屬於不動産，不像普通商品一樣可以在不同城市之間流動，這決定了不同城市的房地産市場供求狀況有很大差異，因此去庫存要分類指導、因城施策。我國仍處於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之中，解決“三個1億人”的問題，改善城鎮居民居住條件，都可以釋放很大的住房市場需求。要加快戶籍制度改革，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深化住房制度改革，以解決城鎮新居民住房需求為主要出發點，以建立購租並舉的住房制度為主要方向，進一步提高庫存較多城市的棚改貨幣化安置比例，鼓勵和支持農民工等群體在城鎮購房，擴大住房有效需求，促進房地産市場穩定健康發展。

三是積極穩妥去杠桿。要全面客觀看待我國的債務問題。目前我國政府負債率為40%左右，中央政府負債率16%左右，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是比較低的。地方政府性債務，70%是有資産支撐、有回報機制的。杠桿率偏高，主要表現在非金融類企業部門。這與我國經濟發展階段、以銀行為主導的間接融資結構等密切相關。高杠桿的形成是歷史的、長期的過程，短期內很難一下子降下來。國際上許多研究和實踐表明，快速去杠桿和快速加杠桿，都不利於經濟增長和金融穩定，杠桿率快速變動觸發金融危機的概率明顯高於溫和變動的概率。因此，要堅持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基調不變，堅持防範金融風險的基調不變，在保持經濟平穩增長的基礎上，首先遏制住杠桿率上升勢頭，再以市場化方式逐步去杠桿。既要通過並購重組、引入戰略投資者、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等方式，化解降低債務存量，又要通過建立債務風險預警制度、強化企業預算約束、提高股權融資比重等方式，來控制債務增量。

四是多措並舉降成本。當前不少企業反映各種負擔比較重、成本上漲很快、生産經營困難，有些企業甚至向成本更低的國家轉移。如果這個問題持續下去，很多企業將難以承受，很多産業發展將難以持續，我國經濟競爭力就會降低，甚至會出現更多風險。因此，必須綜合施策，降低企業負擔和成本。近年來，國家在推開“營改增”、擴大小微企業稅收優惠、階段性降低“五險一金”繳存比例、緩解融資難融資貴問題、降低電價和物流費用等方面，出臺了一系列政策舉措。最近國務院又印發了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方案。這些措施要落實好，讓企業真正受益。降成本不能僅靠中央政府的政策，也需要地方從實際出發採取一些管用對路的措施。

五是突出重點補短板。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農村貧困問題是最大的短板。要貫徹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基本方略，充分發揮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確保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要補齊公共服務短板，增加公共産品和服務供給，建立健全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社會保障機制。要補齊基礎設施短板，提高投資有效性和精準性，推動形成市場化、可持續的投入機制和運營機制。要補齊生態環境短板，大力發展節能環保産業，加強環境基礎設施建設，實施資源節約集約循環利用、環境治理保護等重大工程，實現生態質量總體改善。

第三，把握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在邏輯。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很明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是改革，路徑也是改革。要針對當前存在的問題，通過改革創新，做好“加減乘除”，最終建立起一個不斷適應市場需求的供給體系。黨中央、國務院為此已經作出相應部署，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重點應推進以下幾方面工作。

一是通過深化經濟科技領域的重大改革創新，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當今社會化大生産的突出特點，就是供給側一旦實現了成功的顛覆性創新，市場就會以波瀾壯闊的交易生成進行回應。當前，我國一些行業産能嚴重過剩，同時大量關鍵裝備、核心技術、高端産品還依賴進口，原因是多方面的，從根本上説是由於我國創新能力特別是原始創新能力不強。為此，我們要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持續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最大限度聚集創業創新合力，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和世界科技強國，積極培育經濟發展新動能，改造提升傳統動能，推動現代服務業、高技術産業、裝備製造業快速發展。要深入實施“互聯網+”行動計劃，催生更多新産業、新業態、新模式，支持眾創經濟、分享經濟等發展。加快實施《中國製造2025》，推動工業化與信息化深度融合，促進製造業向高端、智慧、綠色、服務方向發展，加快生産、管理、營銷模式變革和流程再造，重塑産業鏈、價值鏈、供應鏈，推動傳統産業煥發新的生機。為此，最近李克強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專題研究促進消費品標準和質量提升、增加“中國製造”有效供給問題。特別要指出的是，要圍繞彌補自主創新特別是原始創新能力不強這個短板，健全創新激勵機制，大力加強基礎研究，突破關鍵核心技術，砍掉科研管理中的繁文縟節，讓科研人員放手創造，加快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産力。這是解決我國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的治本之策。

二是通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支持實體經濟創新發展等措施，切實增強供給能力。深化國有企業改革，要著力創新體制機制，加快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完善企業法人治理結構，改組組建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提高國有資本配置和運行效率，形成國有資本流動重組、佈局調整的有效平臺。當務之急是打好國有企業提質增效攻堅戰，推動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結構調整，鞏固加強一批，創新發展一批，重組整合一批，清理退出一批。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推動公司股份制改革，深化企業內部機制改革，充分激發企業活力。壓縮國企管理層級，力爭3年內多數中央企業管理層級由目前的5 ~ 8級減至3 ~ 4級以下。同時也要通過出臺更多的優惠措施、探索更多的有效渠道，支持民營經濟、小微企業更好發展。不管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不管是大型企業還是小微企業，都要通過更多的改革創新舉措，推動這些實體經濟大有作為、有更大作為，讓他們創造、提供更多的一流産品、一流服務，為增強我國供給能力作貢獻。

三是通過深化財稅金融體制、價格及要素市場改革，為發展和健全供給體系提供有力保障。要圍繞解決中央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完善地方稅體系、增強地方發展能力、減輕企業負擔等關鍵性問題，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建立健全現代財稅制度。當前要結合“營改增”改革，考慮稅種屬性，進一步理順中央和地方收入劃分，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要改革完善現代金融監管體制，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效率，防止發生系統性區域性金融風險。綜合運用並創新流動性管理工具，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深化利率市場化改革。繼續完善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穩定。深化國有商業銀行和開發性、政策性金融機構改革。發展民營銀行，繼續推進投貸聯動試點。促進多層次資本市場健康發展，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價格機制是市場機制的核心，市場決定價格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關鍵。目前，一些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價格改革尚未完全到位。下一步，要重點完善農産品價格形成機制，加快推進能源價格市場化，完善環境服務價格政策，理順醫療服務價格，健全交通運輸價格機制，創新公用事業和公益性服務價格管理。要將政府定價範圍限定在重要公用事業、公益性服務、網絡型自然壟斷環節等方面，同時也要反映真實的供求關係。要素市場改革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大重點。要把調整和完善人口政策落實好，進一步提高人口、勞動力和人力資源素質。探索完善土地制度，提供有效供給。財稅金融體制改革、價格及要素市場改革到位了，就可以有效激發市場活力，釋放供給活力，提供發展動力。

三、正確處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幾大關係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有些改革和調整牽一髮而動全身，必須週全考慮、統籌兼顧，特別要處理好一些重大關係。

第一，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由於種種原因，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目前還沒有得到充分發揮，影響了資源配置效率，不利於提升我國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這就要求進一步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有關重要指示和李克強總理在全國推進“放管服”改革電視電話會議上的明確要求，深入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進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更好地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聚焦影響改革發展特別是投資環境的突出問題，繼續大幅削減行政審批和各類資質職業資格認定等事項。2016年下半年再取消50項以上行政審批事項，取消1/3工商登記前置審批事項。加快推進商事制度改革，實行“五證合一、一照一碼”。推進政府權力清單、責任清單和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規範權力運行。轉變監管理念，加強和創新事中事後監管，全面推行“雙隨機、一公開”監管，強化綜合監管、信用監管、智慧監管和社會監管，探索審慎監管，提高監管效能。創新政府服務方式，推行“互聯網+政務服務”，提供公開透明、高效便捷、公平可及的政務服務和公共服務。同時，要加快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促進要素資源有序流動。建立公平競爭保障機制，完善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實行統一的市場準入制度，打破地域分割和行業壟斷。健全技術創新市場導向機制，加強知識産權保護和應用，依法保護企業家財産權和創新收益，增強企業創新發展能力。

第二，處理好供給與需求的關係。 供給與需求兩者同生並存，供給側與需求側是管理和調控宏觀經濟的兩個基本手段。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管理和調控宏觀經濟是著重在供給側發力還是在需求側發力，要依據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來決定。過去較長時間，我國總體上是以需求側為主，對推動經濟增長髮揮過重大作用。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結構、市場條件、外部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一系列供給側結構性問題越來越突出。因此，在做好需求側管理的同時，要更加重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們要全面、深刻領會中央的精神，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推進結構性改革尤其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努力解決供給結構與變化了的需求結構之間不完全適應的問題，全面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與效益。同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適度擴大總需求也是相關聯的。消費是最終需求，我們要按照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積極推進落實“十大擴消費行動”，加快實施“增品種提品質創品牌”戰略，改善産品和服務供給，積極擴大新興消費、穩定傳統消費、挖掘潛在消費，推動消費結構轉型升級。當前服務領域的供給還有不少欠缺，像醫療服務長期不足、優質教育資源稀缺，甚至有的地方居民想進公立養老院，排隊要等到100年之後。要消除障礙，放寬市場準入，增加這些服務的有效供給，滿足群眾的消費需求。有效投資對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具有關鍵作用。投資就當前而言是需求，就未來而言是供給。要補上經濟社會領域的一些短板，需要有效投資。當前投資增速持續放緩，特別是7月份民間投資出現了負增長的情況。要創新投融資機制，合理擴大投資特別是民間投資，加快啟動一批“十三五”重大工程項目，繼續推進城市地下綜合管廊、網絡基礎設施、棚戶區改造、農村危房改造等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建設，支持科技創新和企業改造升級。2016年部分地區發生了罕見的大洪水，不少城市內澇嚴重，説明水利設施和城市防澇設施建設仍有不少欠賬，還有很大的投資需求。總之，要正確處理供給與需求的關係，促進需求擴大與供給改善協調推進。

第三，處理好當前與長遠的關係。 我國經濟結構中存在的矛盾和問題是長期積累形成的，“病去如抽絲”，解決起來決非一日之功。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要立足當前，著力解決一些突出矛盾和問題，也要著眼長遠，依靠改革加快形成完善的體制機制。這裡的一個關鍵問題，是要把握好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係。從根本上講，只有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才能長期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也才能長期保持社會和諧穩定。但結構調整、轉型升級需要一個過程，一些措施在短期內可能會有收縮效應，如果把握不好力度、節奏和方法，就存在著經濟失速的危險。一旦經濟增長滑出合理區間，財政、金融、就業等風險就有可能集中爆發，結構調整、轉型升級也難以推進，社會穩定就會出大問題。因此，把握好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係至關重要。過去三十多年來，我們依靠改革推動發展取得巨大成就、社會保持和諧穩定，改革、發展、穩定相輔相成、相互促進。這次推進結構性改革也不例外。我們要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部署，堅持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堅持宏觀政策要穩、産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的總體思路。要繼續創新宏觀調控方式，在區間調控的基礎上加強定向調控、相機調控，引導良好發展預期，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有利的宏觀環境。要善於靶向施策、精準發力，瞄準那些既能改善供給又有利於穩定增長的領域，多下功夫。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舉措，看準了的，要拿出壯士斷腕的勇氣，大膽探索、積極推進，同時要穩妥審慎，步子一定要穩。條件暫不成熟的，有必要通過試點積累經驗。要堅持底線思維，堅決守住保就業等民生底線，努力保持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基本同步。

第四，處理好中央與地方的關係。 這是多年來我國改革發展的成功經驗。對於中央已經做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大部署，地方要全面、準確、不折不扣地貫徹落實，發揚釘釘子精神，確保政策落地生根。鼓勵地方大膽探索，尊重群眾首創精神，重視基層鮮活實踐，是改革不斷深化的智慧之根、活力之源。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地方要敢於擔當、勇於作為，在中央確定的大方向大原則下，結合本地實際，以多種方式探索和創新，努力在重點領域、關鍵環節探索出具有普遍意義的具體辦法和經驗，並加以複製和推廣。還要注重調動企業家、創新人才、各級幹部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營造激勵幹事創業的寬鬆條件。企業家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要用透明的法治環境穩定預期，給他們吃定心丸，鼓勵他們開拓進取，把創新精神、企業家精神和工匠精神結合起來，提升産品和服務質量，打造更多中國金字品牌。對創新人才，要建立完善激勵機制，充分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對各級幹部，既堅持黨紀國法的“高壓線”，也要重視正面激勵，完善容錯糾錯機制，旗幟鮮明地給那些紮實做事、不謀私利的幹部撐腰鼓勁。

第五，處理好國內與國外的關係。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要堅持從我國實際出發，解決國內經濟結構特別是供給側的結構性矛盾，又要樹立世界眼光，擴大對外開放，在互利合作中聚集先進要素資源，打造國際競爭新優勢，同時以開放倒逼改革。要加快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完善對外開放戰略佈局，推動對外貿易向優質優價、優進優出轉變，進一步放寬外商投資市場準入，支持企業擴大對外投資。完善法治化、國際化、便利化的營商環境，加快形成對外開放新體制。紮實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加強國際産能和裝備合作，推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總之，要把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更好地統一起來，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更好的外部環境和條件。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意義重大，任務艱巨。讓我們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攻堅克難，紮實工作，不斷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引向深入，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新的貢獻。

（原載于《行政管理改革》201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