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工程到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從2006年第一批國家級518項名錄到今年第二批510項名錄、147項第一批擴展項目的公佈，以及兩批共777名國家級項目代表性傳承人的命名，閩南、徽州等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區試點的建設，一大批非物質文化遺産專題博物館、民俗博物館和傳習所的出現，近年來，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進展。
7月29日，文化部在北京舉行全國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工作會議，要求在年底前按照計劃完成我國第一次非物質文化遺産的普查，按照普查結果將繪製出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産的分省圖集；要求年底前完成第三批國家級項目代表性傳承人申報；要求在初步建立名錄體系的基礎上，將把重點轉移到加強名錄項目的科學保護上，文化部為此將建立表彰獎勵和“黃牌警告”的督查機制。
誰的普查模式最好
在這次全國會議上，來自各地文化部門的“非遺”保護工作者介紹了一年來的進展，並對當前正在如火如荼進行的第一次非物質文化遺産普查進行了熱議。
這是一項與時間賽跑的任務。
面對五千年文明歷史的積澱和燦若星河的非物質文化遺産，要在四五年時間內摸清家底，繪製出分佈圖集，同時面臨提高普查人員素質、爭取社會各方面支持以及普查手段、甄選、存檔等方面的難題，壓力之大前所未有。
目前已經完成普查的有北京、雲南和浙江。其中，雲南作為試點最早進行，在2003年3月就在文化部部署下開始民族民間文化資源普查，在摸索確定普查重點和原則、完善調查方法和文本格式後，歷經兩年半，至2005年底結束，共1.9萬餘人參與普查，普查自然村寨近1.5萬個，訪談對象近7萬人，基本摸清了家底，目前正在編輯圖集；北京提前進行和完成主要是為了迎接奧運會，因為北京的基層文化工作者大多要投入到奧運活動中。他們從2005年開始一直就加班加點進行，終於到2007年提前完成普查工作，全市近3000人參與，獲得項目近7000項，其中的3000項組成了共18卷20冊的普查彙編。浙江的普查時間較長，在2003年開始，至2008年上半年結束，其中第一階段重點對民族民間藝術資源進行普查，第二階段進行全面普查。其他省區如山東、上海已經完成普查工作的60%以上，總體來看普查已經取得階段性成果。
在普查的實際操作中，各地産生了許多行之有效的做法，如浙江推廣的“村報普查線索，鄉查重點項目，縣做規範文本”的流程和要求每個村上報100條以上線索、每個鄉重點查100個以上項目、18個門類基本平衡的做法，並大大簡化了普查表格，使之簡單易行。山西省採取“三步走”的方針，首先確定一個典型的試點縣，産生基本做法；其次在每個地級市選擇一個縣推行基本做法並完善之；最後形成符合實際的操作範本，推行全省。目前其基本做法已整理成一本薄薄的《山西省非物質文化遺産普查精要》和4張講解光盤，下發至各個普查點。廣西採取培訓——試點——督查——現場會的模式，重點放在機構設置、業務培訓、檔案管理、開發利用，把普查、保護與新農村建設、農民致富等結合起來，充分發揮了普查工作的社會作用。黑龍江要求在普查驗收時必須提交工作報告、項目清單、資源分佈地圖集，建立本區域的數據庫。
實踐證明，在域情千差萬別的情況下，推行任何單一模式都是不成熟的。有效的普查方式或模式因地而異，但都結合了本地的實際情況，在操作上具有現實意義。普查目標和操作現實性要求的一致性，決定了在模式或經驗的借鑒上，大致可以根據每個地區的支持力度、遺産豐厚程度、分佈狀況，選擇適合自己的具體做法。
傳承的文章開始出彩
在文化部的統一部署下，僅僅四五年時間，我國“非遺”保護就基本確立了框架，兩批國家級名錄的公佈和四級名錄體系的建立，一批瀕危非物質文化遺産和重要非物質文化遺産首先得到保護。但進入保護名錄不意味著結束，而是保護工作的真正開始。傳承、利用才是保護的目的。在名錄體系建立的過程中，傳承、利用也已經全面展開。
近兩年，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的關鍵，傳承人保護成為一大亮點。文化部在2007年6月和今年2月，連續公佈了兩批共777名國家級傳承人，並於2008年“文化遺産日”期間出臺了《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産項目代表性傳承人認定與管理暫行辦法》，對國家級傳承人的認定標準、權利、義務及管理作出了具體規定。文化部將繼續加快傳承人保護，明年“文化遺産日”期間，將公佈第三批國家級傳承人。各省區也認定和命名了省級傳承人，其中雲南命名了3批共668名省級傳承人，並建立起了四級傳承人保護體系。浙江、上海、寧夏、江蘇等地都先後出臺了對傳承人認定、管理和補助的規定。如浙江從2007年開始對65歲以上的國家級、省級傳承人每人每年3000元至4000元的政府津貼。江蘇規定傳承人每人帶徒2名以上，兩年內補助經費1萬至3萬元，並建立了考核和激勵機制，把傳承指標量化，年底進行評估獎勵。
隨著文化遺産保護觀念日益深入人心，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逐漸融入社會生活，成為推動文化建設、社會發展和經濟建設的重要力量。
近年來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一個較大特色，是一批專題博物館、民俗博物館和傳習所的出現。據統計，目前全國有專題博物館363個，民俗博物館241個，傳習所359個。如山西省有“非遺”博物館40余處，其中大部分為項目保護單位自建，包括汾酒集團、東湖老陳醋工業旅遊區，晉商文化的各類博物館等，在保護當地文化遺産的同時，也促進了當地文化、旅遊、經濟的發展。江蘇各類“非遺”博物館、民俗館和傳習所已達67座，其中如桃花塢木刻年畫博物館集展示、傳習、創作于一體，還探索出一條傳統文化保護與市場運作相結合的路，實現了年畫創作、生産的良性循環。
在山東，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直接促進了文化、經濟的發展。不少傳統戲劇團體由於劇種作為“非遺”項目得到保護，而獲得了發展良機；一些地方圍繞“非遺”項目如楊家埠年畫、嘉祥石雕、聊城葫蘆雕刻等，建起了文化産業園區；以非物質文化遺産項目為品牌的文化節會如濰坊風箏節、膠州秧歌節等也成功舉辦。
在探索中解決問題
“前所未有”和“意義重大”，這兩個詞語對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事業的描述，反映了在保護工作中必然遇到大量困難和問題。
理論研究相對滯後。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研究在更多的方面，著力於操作層面過多，目前理論相對深入的主要在保護意義、重要性的挖掘上，而從民俗學、文化人類學等學科意義的研究，則還主要散佈在各個具體門類，缺少對非物質文化遺産整體進行梳理。即便對實踐的研究，也還有許多不足，無法對保護工作提出指導性意見，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保護工作的深入。
人才隊伍建設亟須加強。普查中普遍反映出一個現實問題是基層非物質文化遺産各種人才的極度匱乏。目前基層工作主要承擔者為基層文化館站工作人員，由於我國文化館站建設長期滯後，隊伍老化、青黃不接十分嚴重。即便是省級保護中心，也大多存在這方面問題。採訪中記者了解到，全國可能只有山西省中心，由於新辟的獨立建制，人員基本上清一色是新近畢業的相關學科的研究生。
長效保護機制尚未建立。學者賀學君曾碰到過一件令她十分感慨的事，她曾想了解一個進入名錄的項目，結果申報該項目的地方表示材料還需要重新組織，原來的已經找不到了。這典型反映了保護過程中存在的“重申報，輕保護”的現象。如何持續保護，是一個需要認真解決的問題。
此外，還有如機構設置需要進一步理順，目前承擔“非遺”保護工作的各級保護機構，性質、結構、人員配備各有差別，將導致保護質量的不一而齊；部分地區和領導對保護工作的認識還不夠，工作經費嚴重不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