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回頭看08年這一年，好多我們的鄰居其實也面臨挑戰，像發生在印度孟買的恐怖襲擊，泰國政局的動蕩，包括尼泊爾的政權等等，包括韓國也在面臨金融危機，其實和我們一樣，也面臨很大的貨幣貶值（壓力）等等，那麼我們如何在與亞洲鄰居的交往當中，既相處相交，還要在金融危機情況下相助？

　　楊部長：有人也跟我説，説最近我們周邊好像出了不少事不太穩定，你剛才提出的這些事件，我想背後都有很多原因，有的是因為某些國家處於政治、經濟的轉型期，有的是因為一些極端的思潮、恐怖主義在作祟，有的是因為突如其來的外來因素，比如説金融危機。因此亞洲國家非常需要來加強溝通與合作。你知道我們的政策是“與鄰為善，以鄰為伴”。我想對“善”和“伴”兩個字做一些我個人的解釋，我覺得“善”就是希望鄰居好，希望鄰居政治上穩定，希望鄰居經濟發展，那麼在應對金融危機方面，我們都是在一條船上；“伴”是什麼意思呢，就是真誠的合作夥伴，我覺得在保持亞洲的政治穩定，在應對金融危機和打擊恐怖主義等各方面，中國作為一個亞洲的大國、一個經濟正在不斷發展的國家，我們應該為亞洲的穩定和發展，不斷地作出重要的貢獻。

　　記者：在新的一年中，中俄之間關係的發展，其實又出現了一個年份，是60年的概念。

　　楊部長：對。

　　記者：因為從前蘇聯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到現在整整是60年了，這一年會有什麼樣的動作，怎麼評判過去這60年中俄之間所走過的道路？

　　楊部長：中俄之間有好多的大事，是需要我們去好好慶祝的，比如説中俄建交60週年，還有2009年將在中國舉辦俄語年，後年(2010年)要在俄羅斯舉辦漢語年，現在兩國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發展得很好。就2008這一年，胡錦濤主席同梅德韋傑夫總統就進行了五次會晤，這種高層的互訪、會晤對兩國關係的發展會起到很大的推進的作用。那麼這個地方我一定要提一下，就是我們國家發生汶川特大地震災害的時候，俄羅斯既派出了救援隊，又派出了醫療隊，他們還派了米-26直升機，來幫助我們解決堰塞湖的問題，（特別是）堰塞湖搶險工作中的難題。我們一些受災地區的兒童受到梅德韋傑夫總統的邀請，到俄羅斯各地區療養，一共去了1000多名學生，有的學生在去之前，還受到了胡錦濤主席的接見，孩子們都高興極了。後來溫總理在訪問俄羅斯的時候也講了，説這些孩子們是中俄友好的使者。我相信孩子們，以及接待他們的俄羅斯的孩子們，都會成為將來中俄友好關係發展的橋梁。

　　記者：所以透過09年在中國（舉辦）俄語年，和在俄羅斯（舉辦）漢語年能看到，在這兩個鄰居的交往中，文化、民間所扮演的角色，可能在外交當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基礎。

　　楊部長：俄羅斯的文化我剛才講了是光輝燦爛的，那麼我們現在恐怕對俄羅斯的一些老歌比較熟，特別是像我們這一代人。我在想，時代是在發展的，我們兩國的年輕人應該進行更多的接觸。在50年代的時候，中國有很多留學生能夠講非常流利的俄語，現在當然也有這樣的人才，但是我認為還是不夠。語言是文化的基礎，所以我們認為，搞俄語年，搞漢語年有著非常深刻的長遠的意義，我們雙方都在商量，如何把這兩件事情辦好，為中俄兩國人民，特別是年輕人的交流，創造更好的條件。

　　記者：談到08年的時候還有一個30年。中日之間在08年的時候正好是和平友好條約簽訂30年，而且也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正好是鄧小平30年前拉開改革大幕的時候訪問的日本，您怎樣看待在這個30年的？以及大家都比較關注的2008年胡錦濤主席的暖春之旅？

　　楊部長：確實這幾年中日關係有了不平凡的經歷。這一次，胡錦濤主席同福田康夫首相簽署了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這是一份很重要的政治文件，對兩國在新世紀關係的發展有著重要的長遠的指導意義。

　　楊部長：説來也巧，日本方面簽署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和簽署這次聯合聲明的是父子倆人：已故的福田赳夫首相和福田康夫先生兩位。在日本方面，我覺得還是有很多很多的政治家，很多的公眾不斷地致力於推進中日關係。這次奧運會的時候，當日本運動員拿著中國和日本國旗進場的時候，他們受到了熱烈的歡迎。所以我覺得我們作為外交官，還是要更多地為兩國關係的發展來架橋鋪路。

　　記者：回頭去看這30年中日之間的發展，也看到了中間一段非常艱難的時刻，但是這兩年，明顯發生了變化，儘管日本首相這兩年更替比較頻繁，但是中日之間發展也比較平穩，所以大家關心，是不是中日之間（的關係）已經進入到一個比較平穩的發展階段了。

　　楊部長：我希望目前的這種良好關係，能夠保持下去，我們兩國地理相近，文化相通，應該講有不少共同語言。那麼現在國際上就面臨著很大的問題，那就是要應對金融危機。這個危機對美國、對歐洲是挑戰，對我們亞洲、對中日兩國也是挑戰，那麼中日兩國都是亞洲的經濟大國，我們在保持亞洲經濟的發展，對國際上的金融機構進行必要的改革方面，應該更多地進行交流，更多地來商量對策。

　　記者：其實談到08年外交的時候，大家印象很深的是，外交也需要平臺，而在08年我們的平臺變得更大了，像奧運會開幕式的時候，幾乎是空前的，從來沒有一屆、哪個城市辦的奧運會有這麼多國外的領導人來出席；還有像亞歐峰會的時候，一下45個。那麼這個對於外交來説，該是一種什麼樣的考驗，您怎麼看待這個更大更高的平臺？

　　楊部長：我認為現在的平臺，是越來越多，越來越廣闊了，這主要是因為一方面世界已經進入到一個全球化、信息化的時代，各國都更加重視多邊外交；另外一方面也是由於我們國家的實力、影響（和）作用已經明顯上升了。今年由於奧運會，由於亞歐峰會等等原因，我們共接待了180多位國家元首、政府首腦跟其他領導人。

　　楊部長：這是前所未有的。

　　記者：對，到2009年，在建國60年當中是從來沒有過。

　　楊部長：從來沒有過。現在我們都在學習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觀講的一個根本的方式方法就是要統籌兼顧。統籌兼顧也是推進外交的根本途徑，我覺得這方面應該講三個統籌：

　　第一個就是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我們需要清楚的看到，現在外部世界對中國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那麼中國的發展又對世界形勢的走向有著重要的影響，所以外交必須要有一個全局觀念，這是我要講的第一個統籌。

　　第二個統籌就是要統籌好地理區域外交跟具體領域的外交。大家細想一下今年發生的情況，比如説要應對金融危機，這並不是某一個地區的問題。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要更加重視，比如説安全外交、經濟外交、人文外交、公共外交等諸方面。這是一個領域的問題就金融領域，將來當然可能還發展到其他的領域。所以要有一個全局的觀念，要把握住這些問題，看清走向，要認識到這個問題的走向對我們國家的經濟，對我們國家的社會發展會産生什麼樣的影響，對世界的經濟、社會、發展會産生什麼樣的影響，對於我們同有關國家的國家關係將發生什麼樣的作用，這些都是必須要考慮的。

　　另外一個統籌就是要統籌好雙邊跟多邊。我們一方面要繼續發展我們同大國、周邊國家和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友好合作關係；另外一方面，我們要非常注重利用好聯合國等國際舞臺，這樣的話能起到一個互動的作用，相互促進的一個作用。所以今年我們在聯合國（和）一些重大的會議上都發揮了很積極的作用。

　　記者：從08年這個角度來説，大家又看到一個新的關係，就是中國與世界的關係，由於中國地位的提高，我們也看到世界各國對我們的要求好像也高了，應該承擔更大的責任，尤其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對中國的表揚聲音很多，背後希望你做更多的事情。

　　楊部長：中國的實力作用跟影響確實是比以前更大了，這是事實。那麼我們在國際上，為促進和平穩定發展所作的貢獻，客觀來講，也比以前多了。今後隨著我們國力的發展，我們要進一步地為世界和平發展作出貢獻，這是我們應該做的，這也有利於進一步樹立我們在國際上的良好形象。

　　另外一方面，中國畢竟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按照人均GDP來看，我們還排在100位之外，如果力所不能及的事情，我們勉強去做，于己於人都沒有什麼好處。這一方面我覺得我們外交方面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讓世界更多地了解我們，了解中國的實情，了解中國的政策。我們也應該強調，就中國作為這麼大的一個發展中國家，有13億人口，只要中國能夠繼續保持自身經濟平穩較快的增長，這不能不説是對亞洲跟世界應對金融危機的一個最大的貢獻。

　　記者：如果回頭看08年，談到中歐之間關係的時候，大家的心情突然就變得複雜了一點，覺得看到了兩個歐洲：一個歐洲是比如説在大地震的時候，對我們的幫助，包括在奧運會的時候，有很多的領導人包括百姓的支持；可是另一方面的確在貿易方面，包括在達賴問題上，包括火炬傳遞上，又讓很多的中國百姓感到很氣憤，您怎麼看待如此矛盾在08年的時候呈現出來？中歐之間關係的走向如何？

　　楊部長：我認為中歐關係在2008年，一方面是取得了進展，另一方面也經歷了一些非常複雜的情況，應該講是有一些曲折的。

　　那麼從好的方面來講的呢，雙方保持了高層的溝通，使雙方的經貿關係繼續向前發展，是起到了一個重要的作用。你剛才又提到了在抗震救災當中，一些歐洲國家民眾、政府慷慨解囊，有些國家還派出了醫療隊，或者向我們提供醫院的設施。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覺得確實有一些人對中國做了錯誤的事情。在處理中歐關係方面，是需要從長遠的、戰略的角度來認識對方的國情，以及對方為什麼要採取某一種發展的道路，應該理解。因為中國跟歐洲很多國家發展的歷史背景、文化都不一樣，發展的水平也不一樣，而且我想大多數的歐洲公眾可以看到，中國找到了適合自己國情的發展道路，而且歐洲方面也從同中國的貿易中得到了很多的實惠。從長遠來看，我認為我對中歐關係還是充滿希望的，我認為雙方之間存在著很多的共同的利益，這個關係會繼續向前發展。

　　記者：楊部長你看，一進入到09年從外交的角度，馬上就看到一個30年的概念，中美已經建交30年了，而這30年您是見證人，79年的時候，您跟著鄧小平去出訪，97年跟著江主席出訪，然後06年的時候跟著胡主席，那您現在怎麼去看中美之間這30年？

　　楊部長：我當時隨同鄧小平同志訪美的時候，只是一個年輕的翻譯，也可以講是見習翻譯，當時擔任主要翻譯的是冀朝鑄同志。我覺得那一次訪問，應該講是在兩國建交以後立即進行的訪問，是開啟了中美關係一個新的時代。

　　1997年，江澤民主席對美國進行的訪問，這是在冷戰以後，中美關係處於一個轉折時期的訪問。這個訪問呢，就定下了中美關係的基調，那就是要走上健康、穩定、發展的道路。

　　第三次是胡錦濤主席，他是2006年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我認為那次訪問是兩國面向未來，確定了在新世紀要發展面向二十一世紀的健康、穩定的關係。這30年來，兩國關係的發展確實是很大，想當初兩國建交的時候，雙邊貿易額只有20億美元，現在已經達到3000億美元，增加了120倍；本來人員往來很少，現在每天據説就有5000人往返于太平洋兩岸。我認為中美關係取得這些成績，都是很值得珍惜的，但是二十一世紀是一個富有挑戰，也是富有機遇的世紀，所以中美都是兩個大國，我們兩國關係搞好了，是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於促進地區和世界和平、穩定發展。

　　記者：如果説剛才這個概念，是一個30年的概念，可能接下來這個問題就跟“八年”和“六年”有關。咱們先説八年，布什總統這八年任期，2001年的時候，您當時剛剛當駐美大使，突然遇到了“中美撞機”這個事件，但是八年過了，我聽到了很多國內外各種各樣的評論，説布什的對外政策有很多，可能他們有各自的看法，但是在中美關係這方面，幾乎沒有批評布什的，您怎麼看待從2001年遇到那麼大的挑戰，但是當八年後即將結束的時候，反而公認這是一個的中美關係很好的的時期？

　　楊部長：我認為中美關係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雙方都有一個增進彼此了解（和）溝通的一個過程。布什剛上任的時候，當時的兩國關係當中確實有不少消極的因素。在2001年4月1日發生了撞機事件，當然我們要作出必要的反應，要維護我們國家的主權、領土完整跟尊嚴。那麼這件事情後來得到妥善的解決，我想通過這件事情，美方也進一步認識到，需要重視中美關係。所以我覺得，美方以後所採取的政策，也是比較務實的。兩國關係這些年來取得發展，我想一個是定位現在是清晰的，雙方是利益攸關方，同時也是建設性合作者。那麼這些年來，雙方在關係發展當中，發現都互有所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我認為應該講冷戰結束以後，總體來講，過去的七年多的時間，是中美關係平穩發展最長的一個時期。

　　當然兩國關係當中，總還是有一些問題需要精心地去處理，比如説，涉及中國核心利益的台灣問題，涉藏問題等等。我們認為雙方應該按照中美三個公報的原則，按照雙方所作出的承諾來處理好敏感的問題，應該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內政，這樣的話關係還會繼續平穩地、健康地發展。

　　記者：但是變化也即將到來，因為在1月20號的時候，奧巴馬正式成為總統，那麼從這個角度來説，大家也看到，08年一年，胡錦濤主席跟布什總統四次會晤，這個頻率一點都不低，包括戰略對話，經濟對話，中美之間都在非常制度化地穩定進行，隨著奧巴馬就任，會不會發生改變？還會向著更好的方向去走？您是什麼樣的期待和判斷？

　　楊部長：不久前，胡錦濤主席同奧巴馬先生進行了電話交談，當時氣氛很好，雙方都表示要繼續推進中美關係。那麼奧巴馬先生他對世界的情況、對亞洲的情況是了解的。他本人作為來自伊利諾伊州的聯邦參議員，對那個州同中國的合作，以至於美國同中國各方面的合作和交流，也都是清楚的。我相信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奧巴馬先生一定會從戰略的、長遠的角度來處理中美關係。因為我們雙方有很多共同的利益，在反恐、環保、對付跨國犯罪和處理熱點問題上，雙方之間都存在著重要的共同利益。所以我認為，現在重要的是這種中國同美國新一屆政府的關係要開好局，走好步。

　　記者：可能很多人熟悉您在美國工作了多年，但是可能好多人不知道的是，您從95年開始，因為工作的原因，幾乎把加勒比海地區和拉丁美洲的國家跑遍了

　　楊部長：對。

　　記者：我想那您對那塊土地應該也是感情非常地深？

　　楊部長：是的，我從1995年擔任部長助理之後，就參與處理中國同拉美、加勒比地區的具體事務，曾經有八年的時間是主管這方面具體的事務，我幾乎走遍了所有拉美和加勒比地區同中國建交的國家，我覺得那個地區的人民熱情奔放，待人非常友好，而且拉美跟加勒比地區也是一個非常富有發展前景的地區。胡主席最近對拉美進行了訪問，他訪問了哥斯達黎加、古巴跟秘魯三國。三位國家元首對胡主席的熱情的接待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古巴的勞爾·卡斯特羅主席專門陪同胡主席去看望在古巴留學的許多中國學生，並且當場帶領大家唱《東方紅》。

　　記者：他也參加唱。

　　楊部長：他也參加唱，而且他是領唱，還唱得很好。另外秘魯的加西亞總統，用中文發表歡迎宴會上的祝酒詞，贏得了滿場喝彩。那麼除了政治關係發展好的一面，雙方的貿易關係有很大發展，比如説我記得在1995年、1996年這個時候，我們同拉美加勒比地區的貿易只有60多億美元，中國在他們國家的對外貿易夥伴的排名次序上，往往是八九名、十來名這麼一個地位，去年中國跟該地區的貿易額就超過了1000億美元，今年1到10月份已經超過了1200 億美元，中國實際上已經成為很多拉美國家的第一大貿易夥伴，或者第二大貿易夥伴。

　　記者：過幾天，等於2009年一開年，您就要出訪非洲了。後來再仔細地一看資料，這可不僅僅是您作為外長在一開年就出訪非洲，十多年來，咱們的外長一開年如果出訪的話，都是去非洲，這個時候大家都可能會想，為什麼是這樣的一個選擇？

　　楊部長：首先我要講，我們國家領導人對發展中非友好合作關係非常重視，就外長來講，好的傳統是從錢其琛同志開始的，他每年第一次出訪必然是非洲，以後幾位外長也繼承了，我認為是非常好的傳統。我們的非洲兄弟在各方面給了我們很多的支持，包括我們抗震救災當中，承辦奧運會方面都給了我們很多的支持。如你所知，我們在2006年在北京同非洲各國的領導人一起舉行了中非合作論壇峰會，在會上，胡錦濤主席宣佈了對非務實合作的八大措施，很多措施或者已經落實了，或者基本落實了，或者正在執行當中，比如説免債、減少關稅、還有向他們提供各方面的專家幫助。明年這一年，對落實胡主席所宣佈的八項措施，是關鍵的一年，也是最後的一年，我們一定要把工作做好。

　　記者：您常説一句話，外交應該是為人民做外交，是人民的外交，那麼過去可能好多人會覺得，外交離我們每一個人挺遠，那是國家跟國家之間的事兒，但是這幾年，大家感覺慢慢會改變，比如説外交部公共開放日，您是怎麼思考這樣的一個表面上看只是一個日子，但是背後的一種思路的變化？

　　楊部長：我們認為外交首先就是要維護國家的主權、領土完整，維護國家的安全和發展利益，在這方面沒有半點的含糊；另外，我們認為現在的外交跟以往的外交是不一樣的，現在的外交應該更多地傾聽人民的呼聲。公眾開放日這個做法已經延續了好幾年了，我們力求每一次公眾開放日都搞得富有特色。

　　比如在奧運會前後，我們進行的公眾開放日就很強調如何來支持奧運。我的同事們提議説，你喜歡打乒乓球，是不是咱們請鄧亞萍作為前世界冠軍來跟你搭檔打雙打。我考慮了一下，覺得用打乒乓球這個實際行動來支持奧運確實是有它可取之處，所以我也同意，打了。

　　楊部長：後來我發現我責任重大啊，我對面站著的兩位清華大學的小將。

　　記者：校隊的。

　　楊部長：校隊的那水平遠遠高於我，所以我如果拖累了鄧亞萍，砸了她世界冠軍的牌子，這可了不得，所以幸好經過努力，當然是通過鄧亞萍使出她渾身的解數，我們並不容易地贏了那場比賽，

　　記者：這樣的公眾開放日，對於大家更好的去貼近外交，而且將來會反過來幫助外交起到什麼樣的作用？

　　楊部長：起到重要的作用。就説打乒乓球前後吧，我跟公眾進行交談，就是三五人在一起，他們提出各方面的問題，不光是奧運啊，還有很多大的問題，中國同某某國家的關係等等。

　　記者：尖銳的問題。

　　楊部長：尖銳的問題。我盡我自己的能力去答覆他們，我想讓他們進一步了解外交部的工作，使他們感到中國的外交是人民的外交，是代表人民的利益，這樣我們的外交就更有民意的基礎。

　　記者：剛才説外交跟每一個人越來越近，一個是像公眾開放日所體現出的，另一方面説句實話，隨著中國去國外旅遊的人越來越多，然後在外頭要求助咱各個大使館的特別多，外交部是不是對這方面的工作，現在是越來越在乎，當成自己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

　　楊部長：對，我們外交部領導有分工，現在哪位領導要管我們的領事僑務工作，那就是要佔去很大很大的一部分時間，晚上經常半夜起來處理應急的事務，現在中國人在世界的各個角落都有，單説人數吧，我們國內居民每年出境人數就達4200萬人次，那麼我們在國外的企業已經達到12000個，勞務人員 84萬，因此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可能發生你預期不到的事情。比如説前一段時間，乍得發生了內戰，我們的大使館就在雙方交火的會集處，但是當時王英武（大使）跟使館的同事們想的是在乍得的我們的公民，我們的同胞，安排他們撤退。我們當時就講了，要到最後一個同胞撤走以後，我才撤。

　　記者：就是每一個（公民）出去的時候，到了國外遇到什麼問題的時候，當他下意識腦海中會想到大使館，會想到領事館的時候，可能就是一種責任。

　　楊部長：對，這就是我們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