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對外文化工作已走過60年的風雨歷程。60年來，在歷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關懷和指導下，文化戰線的同志們努力奮鬥，緊緊圍繞社會主義建設與國家發展需要，創建、開拓、發展對外文化交流事業，歷經艱辛，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在新中國即將迎來60週年之際，在當代中國與當今世界的關係已經發生了歷史性變化的今天，站在新的歷史起點，認真總結回顧歷史，對於我們更好地謀劃和展望未來十分重要。
一
毛澤東同志早在1945年就指出：“對於外國文化，排外主義的方針是錯誤的，應當儘量吸收進步的外國文化，以為發展中國新文化的借鏡。”周恩來總理形象地把文化比作外交的兩翼之一。當新中國還孕育在戰火硝煙中，1949年6月，我們黨就從解放區選派了郭蘭英、孫維世等一批青年藝術家赴匈牙利參加世界青年與學生和平友誼聯歡節。1951年，我國與波蘭簽訂了政府間文化合作協定，這是新中國與外國政府簽訂的第一個文化合作協定，標誌著新中國對外文化交流正式拉開了帷幕。
建國初期，我國主要與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及亞非拉友好國家，在文學、藝術、教育、體育、衛生、科技、新聞、出版、廣播、電影、文物、圖書、博物館等領域開展廣泛的交流與合作。周恩來總理在1955年的亞非會議上提出“我們亞非國家需要在經濟和文化上合作，以便消除我們在殖民主義的長期掠奪和壓迫下造成的經濟和文化上的落後狀態。我們亞非國家之間的合作應該是以平等互利為基礎，而不應該附有任何特權和條件”，“我們相互之間的文化交流應該尊重各國民族文化的發展，而不抹煞任何一國的特長和優點，以便互相學習和觀摩”，表達了中國人民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原則下同亞非各國人民開展文化交流的真誠願望。
在致力於加強與亞非拉國家關係的同時，我國也大力開拓同西方國家的交往。1964年，毛澤東主席提出了“兩個中間地帶”的戰略思想，並指出西方世界“不是鐵板一塊”，應加強同西方國家在經濟和文化上的往來。1964年1月，中法建交。1965年10月，中法兩國政府簽訂了1965年至1966年文化交流計劃。這也是我國與西歐國家簽訂的第一個政府間的文化交流計劃。
由政府主導，重點與社會主義國家、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和部分西方國家的文化交流構成了建國後30年的對外文化工作的主要形式和內容。至1965年，我國與外國共簽訂了35個文化合作協定，平均每年的文化交流項目達一二百起，四五百人次；各類文化代表團互訪頻繁，文化交流項目也不斷增加。在1954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歌舞團一行270人訪問了蘇聯、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和波蘭； 1960年，中國藝術團300余名藝術家隨周總理訪問緬甸，産生了轟動的效果與影響。上世紀50年代後期，我國開始向拉美、西歐和日本派出大型藝術團。這一時期，包括演出、展覽、電影周、文化名人紀念活動、國家藝術節、文化代表團互訪等文化交流活動，為增進所訪國家人民對我國的了解，擴大新中國的影響，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建國後的對外文化交流與合作極大促進了新中國文化事業的發展。在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幫助下，我國引進了芭蕾舞、交響樂、歌劇、油畫等許多西方古典藝術門類，培養了大批優秀文藝人才，大大豐富和繁榮了我國文化藝術的百花園；在學習借鑒國外先進文化管理經驗的基礎上，先後成立了中國京劇院、中央歌劇院、中央樂團、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等一大批完全有別於舊社會戲班子的新型文藝院團；全國各地建設了大量的影劇院、圖書館、美術館、博物館等公益文化設施，基本結束了舊中國文化事業積貧積弱的局面。
“文化大革命”期間，對外文化工作遭到嚴重破壞，機構被撤銷，幹部隊伍被解散，外國優秀文化的借鑒作用被全盤否定，與外國簽訂文化協定和年度的交流執行計劃也全部中斷。但在當時特殊的背景下，對外文化交流並沒有完全停止，而是作為政府外交的一部分，為國家的外交大局發揮了獨特作用。當時除了與一些友好國家繼續進行一些藝術團互訪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土文物展覽”赴西歐、美國、日本、南斯拉伕、羅馬尼亞、墨西哥等10多個國家展出。展品中有稀世的金縷玉衣、馬踏飛燕、銅編鐘等珍品，向各國介紹了我國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以及我國保護文物的政策，受到展出國家的高度讚許和廣泛好評，在法、英、美等國展出時，觀眾人次均達上萬，被讚譽為“文物外交”。著名的“兵乓外交”則打開了中美關係的僵局，在新中國對外交流史上記下了精彩的一頁。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和我國國際地位的不斷提高，1971年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許多國家同中國建交，並與我國開展文化交流，到1978年，我國與外國政府共簽訂46個文化合作協定。
從建國至改革開放前的30年裏，對外文化工作雖然經歷了許多曲折，但為打破帝國主義封鎖，擴大新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影響，為社會主義和平建設爭取有利的國際環境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也增進了中國人民和各國人民的友誼和相互了解，培養和鍛鍊了我國文化事業和對外文化工作的幹部隊伍，催生了大批優秀的文學藝術作品，在文化管理和對外文化工作體制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促進了新中國文化事業的發展，為改革開放以來對外文化工作的大發展奠定了基礎。
二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經濟建設成為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對外文化工作迎來了大發展的春天。1978年9月，國務院下達了《關於對外文化交流工作由文化部歸口管理》的文件；1981年3月，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國務院設立國家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專門負責管理對外文化工作；1982年5月，國務院決定文化部、對外文委、外文局、出版局和文物局五單位合併為文化部，由文化部主管對外文化工作。這一系列舉措為我國在這一時期不斷擴展對外文化關係提供了組織和管理上的保證。1982年，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把發展同各國的文化交流內容寫入憲法。
1983年，鄧小平同志指出：“經濟上實行對外開放的方針，是正確的，要長期堅持，對外文化交流也要長期發展。”在改革開放一系列方針政策的指引下，我國對外文化關係和交流範圍逐步擴大。對外文化交流從1979年的194起、3035人次迅速發展到1986年的1075起、9499人次，分別是“文革”前年平均數的16倍和40多倍，與外國簽訂的政府間文化合作協定數量約是“文革”前的兩倍。交流範圍也從傳統友好國家擴展至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和周邊國家。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國的綜合國力與在世界上的影響力明顯增強，我國對外文化工作面臨的形勢和任務也發生了重大變化。1997年，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指出：“我國文化的發展，不能離開人類文明建設的共同成果。要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原則，開展多種形式的對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國文化之長，向世界展示中國文化建設的成就。堅決抵制各種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蝕。” 進入新世紀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根據國內外形勢的新發展和新變化，對對外文化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更高的要求。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繼續廣泛地開展民間外交，擴大對外文化交流，增進人民之間的友誼，推動國家關係的發展。”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首次提出了關於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新理念。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增強中華文化影響力和競爭力成為我國文化建設的基本目標。文化與政治、經濟一起構成了我國整體外交工作的三大支柱。
時光荏苒，滄海桑田。對外文化工作從計劃經濟條件下較為有限的官方文化交流逐步探索，在繼承中創新發展，目前已初步形成為文化外交、文化交流、文化外宣和文化貿易四大工作領域，構建起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多渠道的工作格局。
文化外交方面。文化是溝通心靈的橋梁，文化外交在增進人民間的了解與友誼，促進國與國之間關係發展的過程中發揮著積極的推動作用。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等黨和國家領導同志親自倡導和參與了一系列重大的文化外交活動。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著名指揮家小澤徵爾于次年3月率美國波士頓交響樂團訪華，鄧小平、宋慶齡等國家領導人出席觀看並上臺祝賀演出成功，傳遞了中國對發展與美國關係的友好信息，對兩國關係進一步順利發展産生了積極影響。1999年10月6日，俄羅斯軍隊亞歷山大紅旗歌舞團訪華並舉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週年和中俄建交50週年演出。江澤民主席觀看了演出並在演出之前會見了俄歌舞團團長和部分演員代表，體現了中國政府對發展中俄睦鄰友好關係的高度重視。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的文化外交日趨活躍，成為國際舞臺上一道亮麗的風景。“中法文化年”、“中俄國家年”、“中日文化體育交流年” 等一系列大型文化外交活動，受到了中外政府與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與廣泛參與，項目之多、規模之大、規格之高、影響之深遠，前所未有，極大提升了中國文化的國際影響力。其中，在中法文化年曆時兩年的舉辦過程中，胡錦濤總書記與法國總統希拉克分別出席了文化年的重要活動。國內17個部委和全國性人民團體以及中法47對友好省市和50多家中法兩國一流企業不同程度地參與，項目達700多個，使中法十幾個城市、上百萬民眾有機會近距離相互了解彼此文化，此活動不僅大大促進了雙方的文化交流，還對歐洲其他國家産生了示範和連鎖效應，帶動了新一輪的文化交流熱。2005年後，意大利、西班牙、德國、希臘、英國等紛紛與我國合作舉辦“文化年”或“文化節”，掀起了中國文化熱。
文化交流與合作方面。目前，我國已同145個國家簽訂政府間文化合作協定和近800個年度文化交流執行計劃，與上千個文化組織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在民間和地方，已與120個國家建立了1500對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關係，與148個國家的458個民間團體和組織建立友好合作關係。從中央到地方、從政府至民間，文化交流的規模和範圍空前擴大，廣度和深度不斷發展，內容和形式日益豐富，渠道和層次日趨多樣。近年，我國對外文化交流項目的年均總數與人次均超過改革開放前30年的總和。
無論是大型文化“走出去”項目，如“中國文化美國行”、“中阿合作論壇——阿拉伯藝術節”、“中華文化非洲行”、“秦始皇兵馬俑展”、“鄭和下西洋展覽”等；還是民間的文化交流活動，如日本創價學會已經邀請37個中國藝術團赴日訪演，足跡遍及日本47個都道府縣，演出場次達1500場，300多萬名日本觀眾觀看了中國藝術家的精彩演出；或是各民間友好組織配合官方外交，積極做未建交國家的工作，如向巴拿馬、多米尼加等國派出藝術團體；或是對外文化援助項目，如為非洲國家培養雜技人才，參與援助柬埔寨吳哥古跡修複國際行動，無償援助蒙古國博格達汗宮博物館維修工程等。豐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動，如涓涓細流，以其特有的親和力、吸引力與影響力，通過官民並舉、以民促官等多樣形式，搭建起心靈溝通的橋梁，為加深中國與世界各國人民間的了解，促進國與國之間關係的發展發揮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美國著名學者約瑟夫·奈認為，近年來，中國通過廣泛傳播獨特的文化來提高吸引力和影響力，使中國軟實力一直處於上升趨勢。
為繁榮國內文化事業，豐富交流內容，積極引進優秀文化，自上世紀90年代起，我國先後舉辦了“國際交響音樂年”、“國際民族歌舞年”、“國際美術年”等國際藝術主題年活動，集中引進20多個國家世界一流的高雅文化産品，在國內外引起了很大反響，為改革開放創造了良好的社會氛圍。進入新世紀，為適應社會文化發展的需要，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我們建立了持續的國際文化交流平臺，舉辦了“相約北京”、“北京國際音樂節”、“亞洲藝術節”、“上海國際藝術節”、“上海國際電影節”、“中國國際民間藝術節”、“中國吳橋國際雜技節”、“杭州國際動漫節”、“南寧國際民歌藝術節”、“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青海湖國際詩歌節”、“新疆國際民間舞蹈節”等活動。“相約北京”聯歡活動自創辦以來已舉辦9屆，藝術節將“古老”與“創新”、“中華”和“國際”相結合，其豐富的內容、多樣新穎的風格、靈活的藝術板塊和面向大眾的定位，逐漸成為可以與世界知名藝術節比肩的綜合性節日。其中“相約北京—2008” 活動與奧運緊密配合，引進8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110個國際藝術團體，近萬名藝術家參與其中，觀眾規模超過300萬，是建國以來規模最大的國際文化交流活動，成為“人文奧運”的最佳注腳。這些藝術節活動架設了中外人民和藝術家溝通的橋梁，同時也奠定了中國作為亞洲國際文化活動中心國的地位。
另外，我國通過開展雙邊、多邊、地區間和國際間的文化合作，積極參與保護文化遺産、打擊盜版和文物走私、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等國際社會共同關注的課題，強化了我國在國際多邊文化事務中的話語權。1997年我國加入國際統一私法協會《關於被盜或非法出口文物公約》，以此為基礎，我國先後從英國、美國、日本、丹麥等國追索回多批文物。2006年我國以高票當選為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産公約政府間委員會委員國，參加《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産公約》和《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産公約》，進入國際文化遺産領域三大國際組織：國際博物館協會、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國際文化財産保護與修復研究中心領導層，使中國在國際保護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産規則制定過程中有了話語權。截至2008年，我國成功申報了世界遺産37處，非物質文化遺産4項，極大地促進了國內文化遺産的保護。通過參加聲樂、器樂、舞蹈、戲曲、戲劇、雜技、攝影、美術、影視等國際藝術比賽，不但提升了國內文化藝術的水準，擴大了中國藝術的國際影響，更讓大批優秀的文化藝術人才脫穎而出、走向國際藝術殿堂。
文化宣傳方面。以文化為載體和手段，以做人的工作為重點，堅持重點面向和影響國外主流社會的方針，通過開展一系列有針對性的豐富多彩的文化活動向世界介紹、宣傳中國，是對外文化宣傳工作的主要方向。
經過30年的努力，我們形成了一系列有影響的文化品牌，面向海外推出的“春節”、“國慶”、“中國走進課堂”、“感知中國”等活動，已成為傳播中華文化的重要載體。其中海外春節活動已涵蓋亞洲、歐亞、亞非、西歐、非洲、美洲、太平洋等廣大地區的18個國家，在泰國曼谷、英國倫敦、澳大利亞悉尼，海外春節活動每年吸引幾十萬民眾參與，成為當地歡樂的節日，得到了外國政要的高度重視和積極參與，産生了熱烈而深遠的影響，成為我們進入21世紀以來宣傳中華文化的重要舞臺。此外，每年我國還採取多種方式，面向國外民眾製作並提供大量的影視作品、紀錄片、圖片、畫冊、紀念品等，獲得了海外民眾的青睞。
海外文化宣傳陣地建設不斷加強。我國已在世界82個國家設有96個使領館文化處（組），此外，建設海外中國文化中心的工作也在逐步有效地展開。文化中心是常態化、陣地化弘揚傳播中華文化的重要手段。1988年，我國在毛裏求斯、貝寧開始設立中國文化中心，1999年，在黨中央、國務院領導的直接推動和支持下，我國開始了互設文化中心的工作，先後在埃及、法國、馬爾他、韓國和德國設立了中國文化中心。除已建立的7個文化中心外，我國與英國、俄羅斯、墨西哥、日本、泰國、蒙古等互設文化中心的工作也在積極籌備中。我駐外中國文化中心自建立以來，在“大文化”範疇內，高效率、不間斷地舉辦了形式多樣的活動，把中國文化送到駐在國公眾的家門口，為增進我國和駐在國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誼以及為配合駐外使領館開展文化公關、塑造國家形象做出了貢獻。
文化傳播海外基礎工程突飛猛進。為進一步提高國際傳播力、打造國際一流媒體，近10年來，我國大力推進廣播電視海外落地，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多語種節目在海外調頻和中波電臺每天累計播出700多個小時，中央電視臺國際頻道海外用戶總數超過1億戶，中國電視節目長城系列平臺海外付費用戶突破10萬戶。
作為中華文化“走出去”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電影走出去”工程開始實施。近年來，每年在境外舉辦各種形式的中國電影展（周）50多次，展映國産影片400多部次。每年選送200多部次國産影片參加近百個國際電影節，其中不少影片在重要的國際電影節上獲得重要獎項。如今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每年都有中國電影展映活動，在世界重要的國際電影節上每年都有中國電影參賽並獲獎。
文化貿易方面。我國打造了一批具有廣泛影響力的國際文化交易平臺，推出了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外向型文化企業，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並積累了新鮮的經驗。
商業性演出交流始於1979年，經過30年的發展，已經取得長足進步。《大紅燈籠高高挂》、《野斑馬》、《霸王別姬》、《少林雄風》、《雲南映象》等越來越多的中華文化精品走出國門，成為國際演藝市場的新寵。創新劇目雜技芭蕾《天鵝湖》在國外演出場次達189場，大大超過國內44場的數量，演出總收入已達4300萬元。截止到2009年4月20日，綜藝舞臺劇《時空之旅》已在國內演出1420場，凈票房收入達到1.523億元，觀眾超過146萬，其中60%為海外來華遊客，創造了在本土出口創匯的高端旅遊演出模式。2007年，僅中國對外文化集團公司通過海外商演創匯收入就達到889萬美元。
版權貿易結構逐年改善，版權引進與輸出比例由1997年的15：1縮小到2007年的5：1。年圖書出口達730多萬冊，是進口圖書數量的兩倍；報刊出口達到400多萬份，發行到了80多個國家和地區，年均增長62.4%，實現了中國出版業由“引進來”向“走出去”的轉變。新聞出版業對外合作的形式日趨多樣，中國出版集團、外文局、人民衛生出版社、中國青年出版社等國內出版機構已經在歐美等國設立分支機構，從事出版業務。2005年以來，中國與法國、俄羅斯、德國、韓國等國家相互舉辦國際書展主賓國活動，有力地推動了中外出版業的交流與合作和中國出版“走出去”戰略的實施。
影視産品海外市場份額和影響不斷擴大，一些優秀國産影視節目成功進入海外主流市場，影視文化産品總體收入逐年增加，創造了良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每年都有幾部國産大片進入國際主流商業院線，據不完全統計，2007年全國影視節目出口總額突破21億元。2008年接近30億元，其中年國産影片海外票房和銷售收入達到25.28億元人民幣。中國影視産品營銷網絡覆蓋亞洲、歐洲、大洋洲、美洲、非洲等近百個國家和地區。
三
回顧60年來對外文化工作的輝煌歷程，我們得到以下幾點基本經驗和重要啟示：
一、必須堅持全國一盤棋，認真貫徹落實中央制定的關於外交和文化事業的方針政策，緊緊圍繞國內和國際兩個大局，堅決維護國家利益。
二、對外文化工作的總體目標和任務，是增進中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的相互了解與友誼，是通過生動活潑的文化交流，促進中華文化“走出去”，擴大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努力提升我國的文化軟實力。
三、要兼收並蓄，勇於和善於吸收、融匯世界優秀文化成果，在比較中鑒別，在交流中借鑒，繁榮社會主義文化事業，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
四、要將堅持文化自主性與尊重世界文化多樣性相結合，在傳播和彰顯我國文化價值觀上的獨立性和自主性的同時，努力維護世界文化的多樣性，尊重各國文化差異，提倡不同文化平等對話，促進世界和諧和文化共同繁榮。
五、堅持以溝通人類共同情感為基礎，以文化人，以文促情，將中國人民了解世界的願望同世界人民了解中國的願望相結合，擴大共識、凝聚友誼、增強彼此好感。
六、堅持整合資源，形成合力，將政府主導與充分調動社會各界力量廣泛參與的方式相結合，促進中央與地方、官方與民間相結合，形成全方位、多層次交流格局。
七、堅持與時俱進，不斷改革創新交流形式和內容，激發文化創新活力，注重將傳統文化和現代傳播方式相結合，當代文化與現代科技相結合，注意研究和把握外國受眾的特點，遵循跨文化交流的規律，提高文化的感染力和影響力。
八、借鑒和利用國際通行的商業模式和渠道，發揮市場機制，推動文化企業和文化産品“走出去”，擴大我國文化産品和服務的國際市場份額，提升文化競爭力。
九、必須始終維護國家文化主權和文化安全，抵禦有害文化入侵，注重依法管理，加強科學有效監管。
十、注重隊伍和陣地建設，加快培養一支有較高素質、精通業務、高效精幹、結構合理的對外文化工作隊伍，大力建設多種形式的海外文化傳播陣地。
60年來，對外文化工作為增進中國人民與世界各國人民的了解和友誼，為加強我國與世界各國的友好交流與合作，為樹立良好的國家形象和提升國家軟實力，營造有利的外部環境，促進國內文化建設做出了積極貢獻。面對當前複雜的國際形勢與和平、發展、合作的時代潮流，我們必須與時俱進，開拓創新，乘勢而上，大力推進對外文化交流與合作，努力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創造新的輝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