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總結國際國內生態環境補償機制的成功做法和經驗，研究我國生態環境補償的基本思路和政策措施，探討我國建立健全生態環境補償機制的政策法規框架，近日，國家發展改革委、環境保護部、亞洲開發銀行、寧夏回族自治區人民政府在寧夏石嘴山市聯合舉辦生態環境補償機制國際研討會。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杜鷹出席會議並講話。

    會議指出，生態補償是以保護生態環境、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為目的，根據生態系統的服務價值和保護成本，綜合運用政府和市場手段，調節生態環境相關者之間利益關係的公共制度安排。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生態文明建設和建立生態補償機制工作。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首次明確提出，“按照誰開發誰保護、誰受益誰補償的原則，加快建立生態補償機制”。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再次強調，“實行有利於科學發展的財稅制度，建立健全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環境補償機制”。建立健全生態環境補償機制，是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大戰略舉措，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會議強調，建立健全生態環境補償機制是建設生態文明的重要體制保障。建設生態文明，促進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産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實現人與生態環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進，是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一項重要奮鬥目標。經過連續多年大規模的建設和治理，近年來我國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工作取得重要進展和顯著成就。但是從總體上看，我國生態環境比較脆弱的局面還沒有根本改變，生態環境保護的任務依然十分艱巨，尤其是推進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的利益關係還沒有理順。建立健全生態環境補償機制，就是要使生態環境的外部成本內部化，形成生態環境的受益者付費、破壞者賠償、建設者和保護者得到合理補償的良性運行機制，從而提高社會各界的生態環境意識，促進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調動各方面從事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的積極性，為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提供體制和政策保障。

    會議指出，建立健全生態環境補償機制是推進形成主體功能區的內在要求。按照“十一五”規劃《綱要》，限制開發區域主要包括涉及國家生態安全的天然林資源保護地區、退耕還林地區、草原“三化”地區、重要水源保護區、水土流失嚴重地區等；禁止開發區域主要是依法設立的各類自然保護區。這些區域關係國家生態安全和農産品供給安全，關係到人民群眾生活質量的提高和中華民族的永續發展，加快建立健全生態環境補償機制，對這些地區為保障國家生態安全做出的貢獻給予合理補償，是落實規劃綱要部署、推進主體功能區形成的關鍵，是推進主體功能區規劃實施的內在要求。

    會議認為，建立健全生態環境補償機制是是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舉措。西部地區是我國重要的生態安全屏障，保護生態環境的責任重大。我國重要的水源區和水源涵養區、水土保持和防沙治沙重點區、生物多樣性保護區等，大多位於西部地區。確保西部地區與全國同步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不僅需要西部地區有選擇、有重點地加快特色優勢産業開發，增強造血功能，而且需要國家加快建立健全生態補償機制，特別是通過加大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力度，促進這一地區在保護好生態環境的同時，不斷提高公共服務水平，不斷提高城鄉居民收入，逐步縮小與全國的發展差距。

    會議指出，中國堅持把保護生態環境放在經濟社會發展的突出位置，在積極探索建立生態環境補償機制方面已經取得了一些積極進展。建立生態環境補償政策體系邁出了重要步伐。1998年修改的《森林法》提出，“國家設立森林生態效益補償基金，用於提供生態效益的防護林和特種用途林的森林資源、林木的營造、撫育、保護和管理”。為保證退耕還林工作順利推進，2002年國務院出臺了《退耕還林條例》，對退耕還林的資金和糧食補助等做了明確規定。2008年修訂的《水污染防治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對水環境生態保護補償機制做出明確規定：“國家通過財政轉移支付等方式，建立健全對位於飲用水水源保護區區域和江河、湖泊、水庫上遊地區的水環境生態保護補償機制”。各地在推進生態補償試點中，也出臺了流域、自然保護區、礦産資源開發生態補償等方面的政策性文件。浙江省人民政府在2005年就頒布了《關於進一步完善生態補償機制的若干意見》，在省級層面比較系統全面地開展了生態補償實踐。建立生態補償機制試點工作穩步推進。2001-2004年，國家開展了中央森林生態效益補償基金的試點。從2005年起，中央財政正式設立了森林生態效益補償基金，標誌著我國森林生態效益補償機制正式建立。目前已累計投入資金200多億元，將7億畝重點生態公益林納入補償範圍。2006年，國家有關部門印發了關於逐步建立礦山環境治理和生態恢復責任機制的指導意見，對礦山生態環境補償試點做出部署。同時，中央財政還通過提高環境保護支出標準和轉移支付系數等辦法，加大對青海三江源、南水北調中線水源區以及部分天然林保護區等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浙江、山西、湖北、廣東等不少省份也積極開展生態補償機制方面的試點。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投入力度不斷加大。近10年來，中國先後啟動實施了退耕還林、退牧還草、天然林保護、京津風沙源治理、西南岩溶地區石漠化治理、青海三江源自然保護區、甘肅甘南黃河重要水源補給區等具有一定的生態補償性質的重大生態建設工程，總投資達7000多億元，其中用於各種補助性質的支出3000多億元。開展了大規模的水污染治理工作，加大環保基礎設施建設力度，累計安排用於重點流域水污染治理和城鎮污水垃圾處理設施建設投入的資金有2000多億元。

    會議指出，建立健全生態補償機制是一項全新的戰略任務，各項工作剛剛展開，還存在著補償範圍不明確、補償標準不科學、補償模式比較單一、資金來源缺乏、政策法規體系建設滯後等問題。下一步，要在認真學習借鑒國外有效做法，系統總結各地試點工作經驗的基礎上，切實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一是深入開展建立生態環境補償機制試點。繼續搞好青海三江源、南水北調中線水源地等中央生態補償試點，條件成熟時再選擇有代表性的跨省區流域、主要礦産資源、重要生態功能區開展生態補償試點，啟動實施西藏草原生態補償試點。進一步擴大森林生態效益補償覆蓋範圍，不斷提高補償標準。同時，鼓勵地方根據當地實際，通過資金補助、定向援助、對口支援等多種方式，對生態功能區因加強生態保護建設造成的利益損失開展補償試點。二是認真研究制定完善符合生態補償理念的區域政策體系。結合推進形成主體功能區，按照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原則，完善公共財政政策和投資政策。在中央財政和省級財政轉移支付中增加用於生態保護和修復的支出。國家安排預算內基本建設投資，重點支持生態功能區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建設，扶持適宜産業發展。積極研究完善有利於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的産業政策、土地政策、人口政策、稅收政策和技術標準等，引導商業銀行資金和社會資本，投向生態環保領域和生態功能區項目建設。三是加強生態環境補償機制制度法規建設。抓緊研究制定《生態補償條例》，明確實施生態環境補償的基本原則、主要領域、補償辦法，確定相關利益主體間的權利義務和保障措施，並以此為依據，進一步細化流域、森林、草原、濕地、礦産資源等各領域的實施細則。

    寧夏回族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王正偉出席會議，寧夏回族自治區人民政府副主席趙小平、環境保護部自然生態司司長莊國泰、亞洲開發銀行東亞局局長克勞斯•格爾豪瑟出席會議並講話。國家發展改革委、環保部、財政部、國土資源部、水利部、農業部、國家林業局、國務院法制辦有關負責同志，以及江蘇、山西、青海等13個省（區、市）發展改革委、環保廳（局）有關負責同志近100人參加會議。來自亞洲開發銀行、中國科學院、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武漢大學、環保部環境規劃院等國際組織和知名學府、研究機構的專家學者，圍繞生態補償國際經驗及對中國的啟示、中國生態補償政策框架設計、生態補償政府間財稅關係、生態補償法律關係以及生態補償立法等問題，進行了演講和討論；與會各省區市就本地開展生態補償機制試點情況作了大會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