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正在日內瓦出席WTO第七次部長級會議的中國商務部長陳德銘接受了路透社、國際先驅論壇報的聯合採訪。以下為問答實錄：

    陳德銘：很高興接受你們的採訪。我想先簡單説幾句，然後把更多時間留給你們提問。這次在日內瓦召開的是WTO的第七屆部長級會議，距離上次在香港召開部長會議已經4年了。此次會議召開有兩個大的背景。一是多哈談判8年遲遲無法結束，全球貿易自由化舉步維艱；二是多邊貿易體制經受了金融危機的衝擊，特別是經受了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的考驗。我們要在金融危機背景下，重新審視多邊貿易體制在當今全球經濟中的作用；加強合作，共同抵制貿易保護主義；推動WTO改革，進一步加強和完善國際經濟治理結構；全面評估多哈回合談判的進展，研究下一步的談判應該怎樣走。下面，我願意回答你們的提問。

    路透社：中國是否仍然相信如各國領導人所倡儀的，2010年多哈回合談判會成功結束？

    陳德銘：中國政府堅定地支持在2010年結束多哈回合談判。這首先是因為如果談判取得成功，將每年給世界創造5000多億美元的收益。二是經過8年的不懈努力，談判已完成了80%左右。三是當前世界經濟雖然開始復蘇，但仍然非常不穩定，世界需要支持經濟復蘇的明確動力。

    但是，我也必須指出在2010年結束談判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們必須尊重香港會議對多哈回合的授權，鎖定目前已取得的成果，將2008年12月農業和非農主席案文作為談判基礎，只有這樣談判才有希望儘快達成成果。如果要推翻已達成的共識，重頭開始談判，就會失去成功的希望。

    路透社：中國現在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國和主要的經濟體，但在貿易談判中採取了相對較低的姿態。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呼聲，包括美歐都希望中國發揮領導力。所謂領導力是一種外交辭令，事實上是希望中國做出更大的讓步，您對這些呼聲有何回應？

    陳德銘：中國現在是世界第二大出口國，但是簡單地拿出口總量來比較是不完整的。中國有13億人口，全球有66億人口，中國人口占世界的19%，而中國的對外貿易去年僅佔世界貿易總量的8.86%。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的經濟和外貿規模仍然是相對較小的。更不用説，中國出口的主要是勞動力密集的低附加值商品，我們出口商品的檔次與美、歐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中國很清楚自己雖然取得了一定發展，但中國還有5000萬貧困人口，人均GDP在世界排名百位以後，我們依舊是發展中國家，所以中國更重要的是，首先要把自己國內的事情做好，使經濟保持穩定較快的發展，這樣才是中國對世界的真正貢獻，這也是我們應盡的責任。

    中國主張在全球經濟治理中不是由一兩個國家説了算，而應由多邊的力量來討論決定，所以中國反對G2的提法，也反對由少數大國來決定多哈回合談判的命運。如果説中國是低調或低姿態，這是因為我們知道自己仍然是發展中國家，是WTO的新成員，是多哈回合談判啟動後加入的新成員。事實上中國也並不低調，而是更多地在代表發展中國家利益訴求的多邊集團中發出聲音，如G20、G33。我們更多地是和發展中國家一起而不是單獨發出聲音。

    您説得非常正確，國際上一些人要求中國在談判中起領導作用的外交辭令，其實質是希望中國單獨做出利益讓步，讓個別大國重新回到談判桌上，使它同意談判業已達成的共識。這怎麼可能呢？這是一個發展回合的談判，更應該關注的是發展中國家而非發達國家的訴求。在多邊談判中，我們也不可能給哪個國家單獨做出讓步。大家知道，在談判中要有所得就必須有所付出，所以如果有些國家希望中國做出讓步，我們也必須知道中國能夠得到什麼。我們是代表13億中國人民來談判的，我們必須對自己國家和民族的發展有一個負責任的交待。現在有些非常發達的國家居然也要求享受等同於發展中成員的待遇，這實際上違背了多哈回合是發展回合的根本宗旨。事實上，只有全球發展了、發展中國家發展了，發達國家目前面臨的這些問題才能從根本上解決。

    路透社：現在美國、歐盟、加拿大等一些發達國家希望中國與其他大的新興經濟體參與非農的部門減讓協議。中國準備參加嗎？如果準備的話，在什麼前提條件下會參加？還是完全沒有可能？

    陳德銘：部門減讓是多哈回合談判中非常重要和敏感的問題，應該説此問題應當在農業和非農模式案文達成一致後才開始討論。

    從談判授權上講，在2005年的香港部長會議上，包括上述發達成員的部長們在內，大家已同意部門減讓是在“非強制原則”，也就是自願的基礎上參加的。中國的態度非常明確，我們會在自願的原則下對部門減讓持開放的態度。但這不是中國和某一個國家的雙邊討論，而應該在多邊的範圍內進行討論，因為它也涉及其他新興國家的參與問題。我想對部門減讓而言，一個大的原則是部門減讓不應導致不平衡的結果。如果要儘快結束多哈回合談判，我們一定要一口一口地吃飯，一步一步地走路，採取務實的態度來對待部門減讓的問題。

    中國2001年加入WTO的時候，非農關稅已經進行了大幅度的削減，現在平均的關稅水平是8.9%，而且沒有水分。如果非農談判可順利結束，按照當前的公式削減之後中國的關稅將降至6%，這都是實實在在的減讓。可以説即便沒有部門減讓，中國也已經做出了實實在在的貢獻。儘管這樣，我們在部門減讓問題上，仍將在自願原則下採取開放的態度。

    國際先驅論壇報：您剛才提到全球經濟復蘇仍然是不穩定的，也提到中國在對全球經濟復蘇的貢獻，那麼您對中國今年和今後的經濟增長及出口形勢如何判斷？

    陳德銘：儘管我們受到了金融危機的較大影響，但中國及時採取了擴大內需等一系列應對措施，經濟得到較快恢復，GDP估計能實現年初設定的8%或者更高一些的發展目標。中國的內需（主要是投資和消費），拉動了GDP增長約12個百分點左右，而國際貿易下降則可能對GDP造成3.5-4個百分點的負影響。和去年相比，中國今年的進出口可能下降16-17%。中國經濟的增長主要是在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刺激下實現的。企業作為市場主體，其活力和投資還沒有完全恢復。所以中國將繼續保持財政金融等宏觀政策的穩定，這對中國至關重要，也有利於世界經濟。明年中國經濟將繼續保持穩定增長，這主要是由於內需的拉動。當前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依然存在，最近迪拜發生的事情就是一個證據。估計明年中國的進出口會在今年的基礎上有恢復性增長，但仍然會低於去年的水平。

    國際先驅論壇報：下一個問題關於匯率，您也提到要保持宏觀政策的穩定。我想問前不久奧巴馬總統訪華時，美中之間是不是在貨幣政策和匯率改革方面達成某種程度的相互理解？

    陳德銘：奧巴馬總統訪華非常成功，中美雙方就建設21世紀積極合作全面的中美關係進行了深入的交流，達成了戰略互信和一系列共識。在經貿方面，雙方決心共同推動全球經濟實現更加可持續和平衡的增長，也重申將繼續在宏觀經濟政策領域加強對話與合作，共同採取調整國內需求和相關價格的政策，促進更加可持續和平衡的貿易與增長。雙方也同意就貨幣政策問題保持部門之間的交流，採取前瞻性的貨幣政策，並適當關注貨幣政策對國際經濟的影響。

    我剛從法國來，法國朋友們也非常關心美元貶值和人民幣匯率的問題。我直言，當前全球關注的重點不應是人民幣匯率而是美元穩定的問題。這兩個貨幣的總量和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是完全不一樣的。美元作為世界主要的支付和儲備貨幣，在當前全球經濟十分脆弱的情況下，應當保持相對穩定，這有利於為世界經濟復蘇創造好的環境。

    至於人民幣匯率問題，我已經講過多次了。中國自2005年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體系，堅持按照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的原則，參考主要貨幣走勢，不斷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自2005年改革至今，人民幣已經相對美元升值了20%左右。

    現在某些國家自己的貨幣不穩定，卻要求人民幣升值，它的主要理由是因為貿易不平衡。在全球化進程中發生的國際貿易分佈和結構的變化，是由多方面複雜因素造成的。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把勞動密集的加工環節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一方面他們獲得了更高的資本收益，同時發達國家的國內産業結構也發生很大變化，更多向高新技術産業，精密機械製造和現代服務業發展。另外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初期利用相對較低的勞動成本接受國際産業轉移，積累一定的貿易盈餘也符合歷史規律，很多國家包括美國、日本、德國也曾在相當長時間內經歷了同樣的歷程。

    中國不刻意追求貿易順差，我們希望進出口更加趨於平衡。明年我們也將努力擴大進口。這幾年我們已採取了不少措施遏制貿易順差過快增長，目前已開始見效。比如去年中國貿易順差是2900多億美元，今年則恐怕不會超過2000億美元，一年之內減少了1000億美元。

    我們希望發達國家，尤其那些希望成為最大出口國的國家要放寬出口管制。只有放寬管制，才有利於貿易平衡。舉個例子，2001年美國佔中國進口高技術及産品的18.6%，但到2008年只佔6.3%。如果美國仍然保持2001年所佔的比例，則可增加對華出口約500億美元。所以，匯率不是影響貿易平衡的根本因素，貨幣升值不能解決貿易不平衡問題。關鍵是大家要實行更加開放的貿易政策，使貿易更加自由和便利化。這就是為什麼溫家寶總理最近在南京會見歐盟領導人時，強調人民幣匯率仍然要保持基本穩定。試想一下，如果人民幣不保持穩定，世界上的預期會怎樣？國際熱錢的流動又會怎樣？我相信這將對世界經濟産生非常糟糕的影響。因此，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也是世界經濟穩定和復蘇所需要的。

    國際先驅論壇報：我想中國國內也會有一些關於人民幣和經濟平衡問題的討論，人民幣和美元的挂鉤是長期可行的嗎？

    陳德銘：經濟結構平衡和人民幣與美元的關係是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我想起在金融危機剛剛出現的時候，大家也討論過這個問題，即什麼導致了金融危機。除了大家一致認可的金融杠桿過高、金融監管缺失等，也都談到了經濟結構不平衡的問題。但大家有不同的解讀。一些經濟學家把它説成是美國超前消費與亞洲出口導向間的失衡。但我想所謂經濟的不平衡，首先是發展的不平衡，是南北不平衡，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不平衡。只要看看非洲的最不發達國家，我們就可以知道他們在金融危機中處於何種窘境。

    至於“美國超前消費和亞洲出口導向”的問題，大家都知道市場經濟下，是消費決定需求的，如果美國的進口商不向亞洲發出訂單，亞洲的企業是不可能大量生産商品的，也就是説，是美國的消費拉動了亞洲的生産。現在資本泡沫破裂了，美國的房地産、資本市場收益減少了，消費減低了，當然我們尊重美國要進行相應的調整。但這種調整應當是市場行為，即體現為美國進口商對亞洲訂單的減少，這樣亞洲也會相應調整結構。

    但如果一方面美國的訂單正在恢復和增長，一方面我們又受到成倍增長的美國貿易保護措施的打擊，如頻繁使用“雙反”措施等，我們將如何看待這種現象呢？所以我要強調的是，調整經濟結構應當建立在貿易自由化和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基礎上。如果通過貿易保護主義來實現國內生産的恢復，是沒有競爭力的，也不能持久。這樣的話，即使美國要成為最大的出口國，要讓亞洲國家更多消費，也是難以做到的。其實亞洲國家也在積極調整自己的經濟結構，特別是中國。中國今年實現8%的增長，主要靠內需拉動，而國際貿易的貢獻則是負值。

    我們觀察百年來美國經濟危機和消費變化的關係，發現每次危機過後，都會出現若干年的儲蓄恢復和消費下降，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消費最後還是會慢慢復蘇。如果美國消費一直低迷，對美國經濟發展也是非常不利的，美國政府也應當採取相應的手段來促進消費復蘇。

    美國和亞洲之間有很大的互補性，完全可以在互相開放的情況下，促進相互經濟的發展，前提是要堅持相互開放，保持自由貿易。中國是這樣做的，也樂見我們的貿易夥伴採取相同的做法。

    至於你講到的人民幣和美元挂鉤的問題。中國的匯率是參考一籃子貨幣的，美元是主要的支付和儲備貨幣，在籃子中佔的比重會大一些。但中國的人民幣並不和美元挂鉤，而是實行浮動的、彈性的匯率形成機制。我們今後仍然將按照主動、可控、漸進的原則來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也要保持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問題的實質是，美元繼續貶值是可行的嗎？這也是世界經濟治理結構中需要認真解決的問題。所以有些國家提出了單一貨幣的弊端問題，提出了特別提款權的問題。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希望我的個人看法對你們有所幫助。

    由於時間關係，我們的採訪只好先到這裡了。最後，我還想説中國越來越開放，我們願意和西方媒體打交道，接受你們的採訪，講真實的想法，希望在今後的各種國際場合繼續和你們交流。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