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28日，法國《費加羅報》發表對傅瑩副部長的專訪。傅瑩就G20峰會、中法關係、人民幣匯率、聯合國安理會改革、中日關係等問題回答了記者提問。傅瑩是在10月17日出席法國國際關係研究院在摩洛哥馬拉喀什主辦的第三屆世界政策會議期間接受了《費加羅報》副主編ALAIN BARLUET專訪。現將採訪實錄刊登如下：

    記者：G20首爾峰會對中國有何重要意義？

    傅瑩：對中國來説，G20是重要的國際平臺，也是個學習的過程。中國積極參加了歷次G20峰會，重視與其它參與各方協力應對金融危機、分享觀點、協調政策的機會。當前，世界各國的相互依存日益上升，G20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都無法單槍匹馬應對國際社會面臨的挑戰。因此擁有廣泛代表性的G20使中國得以更好地理解挑戰，並與國際社會一道共同應對。

    首爾峰會是在世界經濟困境緩解的背景下舉行的。我們認為世界正在一定程度上從危機中走出，然而各種不確定性和復蘇可能放緩的危險仍然存在。我們認為應該利用首爾峰會這一機會，商議如何穩定世界經濟。G20峰會是在金融危機最嚴重的時刻，為了應對危機而召開的，在我們走出危機之際，G20需要從一個危機管理機構轉變為進行長期思考、採取長期措施的機制。

    記者：中國考慮如何推動G20的長期化？

    傅瑩：G20應保持高效，各方應盡一切努力落實在此前峰會上達成的共識。中國有句諺語，叫“狗熊掰棒子”，也就是掰一個丟一個。

    記者：您認為那個方法不對？

    傅瑩：當然不對，我們要的是實實在在的成果，現在就是要落實已有的成果。當前，各方一致同意進行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份額改革應得到落實。如果我們一直徘徊在已經達成一致的問題上，討論就永遠沒完沒了。因此我們應當落實已做出的決定，然後繼續向前。

    我們同時認為G20應改進金融監管，缺乏監管對金融危機要負部分責任，因此繼續加強金融監管是G20的重要任務。

    記者：您希望G20首爾峰會優先討論哪些話題？比如哥本哈根氣候會議後，有人提出在一個比聯合國更小、更高效的範圍內討論問題。您是否贊同？還有，您認為是否應在首爾峰會上即開始討論貨幣體系改革這一中國認為敏感的問題？薩科齊總統已將其列為法國擔任G20主席國後的工作議題。

    傅瑩：你這一個問題當中包含了很多問題，我一個一個回答。關於第一個問題，我覺得G20不應該變成另一個聯合國，不能從其關注的中心偏離太遠。G20不應該討論那些已經由專門組織或現有機構負責的問題，不要躊躇滿志地以為G20讓我們找到了解決一切問題的萬靈藥，應當專注于G20可以做什麼，也就是G20創設的初衷。

    關於第二個問題，法國不久將接任主席國，明年我們或許會在復蘇的道路上走得比現在更好，更有條件反思國際金融治理存在的弱點。這並不妨礙我們現在就著手處理金融失察這些最棘手的問題以及一些值得加以關注的問題，例如增加發展中國家在國際機構的代表性，特別是在IMF和世界銀行這些機構的代表性，G20已著手探討這些問題。

    記者：您把增加發展中國家在IMF代表性作為重點？

    傅瑩：是的。我們要嚴肅對待這一問題。世界在變化、在發展。二戰後誕生的國際體系原旨在服務於全球的部分人口，即發達國家的1２億人。現在30億，甚至更多的人們加入進來。國際機構必須呼應改革的需要，以更好地體現新的形勢，容納更多的人更廣泛和平等地參與世界事務，G20應體現這一發展趨勢。好在G20成員都認為有必要進行改變。

    記者：回到國際貨幣體系改革這個問題上，法國作為下一屆G20峰會主席國，已將其列為議事日程上的一項重要內容……

    傅瑩：法國作為下屆主席國，採取積極的態度非常正確。主席國要有豐富的想象力，提出許多點子供大家討論。法國並沒有説現在提出的觀點是最終版本，不過是作為未來的主席國提出建議，這沒有什麼不妥。各成員進行討論，在過程中考慮這些觀點，構築共識。我們還有一年的時間，到時就能看到就哪些建議能形成共識。G20成員情況差異很大，達成共識不容易。

    我想法國作為主席國應當有耐心傾聽各方意見，包括有關貨幣體系改革的意見，G20成員之間以及各成員內部也都會展開討論。你説的很對，現在有不少大膽的想法，中國也會認真對待。現在回答“是”還是“否”都為時太早。

    記者：我聽您的意思，是説對該建議表示歡迎，但仍對具體改革方案持謹慎態度。

    傅瑩：我們歡迎這種積極的態度。至於建議，現在表態還為時尚早，首爾峰會還沒開呢，我們可以看看首爾峰會的成果，各成員如何看待這些倡議。

    記者：您是否認為G20有助於規避當前貨幣戰爭的風險？

    傅瑩：各國的匯率是主權問題，特別是像中國這樣金融改革尚未完成的國家。現在中國面對很多壓力，讓我們感覺不舒服，好像中國的匯率問題是解決所有問題的萬能鑰匙，但它不是。

    不少經濟學家也認為找不到依據説人民幣升值能夠解決當今世界的經濟問題。匯率問題不是，也不應被變成政治問題。從1994年中國進行匯率改革到金融危機前，人民幣升值了55%，但同期中國外貿順差卻上升了。金融危機期間匯率改革暫停，但貿易順差仍然下降。在匯率和順差之間並沒有必然聯絡，因為順差是結構性的。我們的貨物貿易是順差，服務貿易是逆差，與美歐貿易是順差，與日韓、東南亞國家貿易是逆差。

    中國仍將致力於推進從今年六月重啟的匯率改革，其實質是讓人民幣從基本盯住美元過渡到根據一攬子貨幣進行浮動的更加靈活的匯率體系。

    記者：你怎麼看待法國與中國的關係？

    傅瑩：中國與法國是在2004年建立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這些年來雙方都為發展這樣的關係做出努力。我觀察，中法關係的兩個特點，一是雙方在重大國際問題上，尤其對世界大的發展潮流看法和主張接近或者一致，在很多事情上能協調、合作；二是雙邊的合作內容廣泛、豐富，2004年中法文化年時，埃菲爾鐵塔披上中國紅，讓中國人記憶猶新。當然，雙方交往中分歧和摩擦也是有的，重要的是雙方都同意要多對話與溝通，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今年4月，薩科齊總統訪問中國的時候，與胡錦濤主席達成的一個重要共識就是，要建立成熟穩定、面向全球的新型中法關係，我們對中法關係是樂觀的，也是有期待的。

    記者：有觀察人士認為，與G20相比，中國更青睞有192個成員國組成的聯合國，因為中國在這個舞臺上的政治運作更好。有些人講中國的決策非常高效，中國的高官一般都得到政府的直接指示。

    傅瑩：你其實提了兩個問題。第一個和決策過程有關。中國的決策程序是一個構築共識的過程，非常民主，所有的利益相關方都參與到討論、辯論、達成共識和決策的過程中。比如我們關於氣候變化的政策就是建立在對各種可能性、經濟、人口等多方面考慮的基礎上。像減排這樣複雜的政策背後有很複雜的計算，不可能因為有些人想讓中國變中國就變。我們要對13億人民負責。

    我們對聯合國有信心。聯合國具有普遍代表性，是最具包容性的國際機構，是就政策議題進行討論不可替代的重要平臺。中國積極參加聯合國的維和行動，維和行動如果得到聯合國授權，就會得到國際社會的大力支持。中國的確在聯合國內非常活躍，但聯合國也不是外交遊樂場，我們更傾向於在聯合國的框架內處理許多嚴肅的國際問題。

    聯合國的確需要改革，因為聯合國成立至今已有60多年，而且成立以來世界變化很大。事實上，聯合國從未停止自身改革。維和就是個例子，聯合國剛開始的時候並沒有維和行動，而如今維和行動得到巨大發展。在聯合國的所有改革中，我們認為發展中國家應當獲得更大的發言權。

    記者：若有朝一日日本要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是否會同意？

    傅瑩：這個不是中國贊成不贊成的問題。日本是中國的重要鄰邦。我們有歷史問題需要解決，但雙方相互依存，並都致力於地區和平與合作，合作與夥伴關係是問題的關鍵。

    記者：中國有沒有任何設想來緩和當前與日本的緊張關係？

    傅瑩：中日雙方都存在一個相互認識的過程。在歷史問題上，我和很多中國人感受是相同的，但作為外交官，我知道促進中日關係的唯一辦法在於深化夥伴關係。兩國不應生活在過去的陰影中，應當本著公平的精神正視當今的議題。這並不容易，但兩國政府應當心平氣和地對話，以大眾的利益為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