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初年末，寒風襲人，在位於北京宣武門外大街的新聞出版總署辦公樓裏，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柳斌傑接受了記者專訪。

    “這五年，我國新聞出版領域可以説發生了大改革、大發展、實現了大變化、大跨越。”柳斌傑説。一個多小時的採訪中，柳斌傑如數家珍，回顧了新聞出版業取得的斐然成績，更描繪了新聞出版作為産業所蘊含的光明前景。

    四年前，柳斌傑開始掌舵新聞出版總署。很快，這位當過工人，下過礦井，辦過企業的專家型官員，即以勇於改革、勇於探索的形象享譽新聞出版界。他的鮮明的市場意識更是給人留下深刻印象。“沒有市場談何陣地？”這句柳斌傑最喜挂在嘴邊的話，將市場與社會效益的關係梳理得分外清晰。

    深化改革成為近年新聞出版業響亮的主旋律。其中，分清公益性與經營性的不同屬性，將經營性新聞出版單位從事業單位改為企業，成為新聞出版單位走向市場的關鍵一步，亦被視為加入國際文化競爭的必由之路。

    站在“十二五”的起點，回望過去，柳斌傑深感欣慰：國有經營性文化單位轉企改制已經取得實質性成果，出版、發行領域轉企改制率先完成。目前，148家中央各部門各單位出版社的轉企改制也于2010年底前全面完成改革任務。地方和高校出版單位已完成轉企改制，除個別地區外，發行單位轉制也基本完成。截至2010年12月31日，148家中央各部門各單位出版社已核銷所有事業編制共18000多名，其中106家出版社已規範完成轉企改制。

    以産業視角衡量，改革成就更是斐然。2010年，新聞出版業總産出預計達到1萬3千億元，中國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出版大國。

    改變文化生産的模式

    記者：從2009年中央各部門各單位出版社體制改革工作啟動開始到2010年12月30日，中央各部門各單位出版社已經全部完成轉企改制，用通俗的話來説，就是他們都從事業單位變成企業了？

    柳斌傑：出版單位的轉企改制是文化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中央一直把出版單位的轉企改制工作作為文化體制改革的突破口。從2003年開始試點，選了35家單位進行試點。在2006年全面推開，要把重點放在出版單位的轉企改制上，特別是中央專門成立了出版單位轉企改制領導小組，可見這個工作在文化體制改革中間是一個中心環節。

    “十一五”時期，新聞出版體制改革是最大的亮點，始終走在文化體制改革前列，制約發展的體制性障礙進一步消除，極大地激發了文化創造力。經營性圖書、音像出版單位基本完成轉企改制，1251家非時政類報刊出版單位轉制或登記為企業法人，10多萬家印刷複製單位、3000多家國有新華書店完成轉制，100多家新聞出版企業集團成功組建。投融資體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45家新聞出版企業成功上市，總市值達到5700億元。從2009年開始，于2010年全部完成了中央各部門各單位所屬的148家出版社的轉企改制。這項事業單位改革涉及到的人員有幾萬人，涉及到的社保投入的經費達20多億元，是非常巨大的艱巨的工程，但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

    記者：為什麼我們需要下那麼大力氣、必須做這樣的改變呢？

    柳斌傑：這就是要改變我們文化生産的模式。由於過去階級鬥爭的傳統觀念，把文化領域、新聞出版領域只當做階級鬥爭的工具。沒有考慮它作為本身行業的生産、發展的規律。第二，是由於過去是計劃經濟，這些單位由國家完全養起來，沒有形成一種內在的活力，競爭機制不適應當前市場經濟的需要。第三，創新能力不夠。由於這種思想觀念和計劃經濟的模式，它沒有進入市場競爭，所以它沒有創新、創造的思想來指導它的工作，按部就班，年復一年。這樣的局面不改變，就跟當前的市場機制游離了。別的門類都是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則，參與市場競爭，在競爭中發展，而我們這個行業游離了市場經濟。

    另外，現在人民群眾接受的信息，閱讀的知識門類廣泛。可以説是分眾化、對象化、個性化，需要我們出版單位提供適合各個門類，各種人群、各種文化程度、各種職業、各種文藝欣賞水平的文化，文化由政府計劃的模式全部都落後了。

    更重要的一點，國際出版市場是一個以跨國出版公司為主導的、開放的、競爭的市場。而我們這種體制、這種方式不能參與國際競爭，使中國文化的影響力出不來。我們在世界的話語權沒有主導，所以我們文化生産力解放不出來，人的創造能量發揮不出來。所以必須要改造我們的體制機制，確立一種新的模式來參與國際競爭。

    記者：關於文化出版單位的轉企改制，你曾經説過不僅要換湯而且要換藥，還要把藥罐子都砸碎了。您這樣説是想傳達什麼呢？

    柳斌傑：就是説文化體制改革必須是徹底的、可核查的、不可逆的、堅定不移地按照市場化的方向發展。因為它生産的是一種産品，所有的産品都要符合市場經濟的規律，才能生産得好，才能生産得多。如果我們違背了它的規律，過分強調它的特殊性而否定了一般的規律性，它是不能持續的，也不能持久的。我們之所以下這麼大的決心來改革它，我們長期形成的思想觀念一涉及意識領域就非常敏感，一涉及到文化就非常神秘，總是解放不出來，這個觀念變不了。

    通過五年改革，400多萬人砸掉了鐵飯碗，走向了市場，在競爭中發展，這就是巨大的變化。我舉一些例子，你就會更加理解這個問題。“十一五”期間，圖書品種增加到了135.8萬種左右，這是什麼概念呢，就是1949年以前，我們中國從先秦到民國一共生産了110萬種書。我們這五年，平均每個人達到了26種書。這個生産能力不是改革是做不到的，過去一個出版社出上百種書都出不來，現在四五百、上千種都能出來。圖書品種增加，圖書的發行量也大增。“十一五”期間，我國日報總發行量居世界第一位，世界日報發行量百強中我國內地佔了25席；我國圖書出版品種和總印數居世界第一位，五年累計發行2000萬冊以上的10種圖書中，我國就佔3種；我國電子出版物總量居世界第二位，印刷業年産值居世界第三位。這些重要的門類在國際上都居於前位，應該説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出版大國。

    講好我們自己的故事

    記者：您多次提出“傳播力決定影響力，傳播力就是競爭力，要繼續深化新聞出版體制改革，加快新聞出版産業發展，以改革為動力全面提升我國的傳播力”。過去五年，我國文化傳播力有哪些變化？

    柳斌傑：我國文化的傳播能力發生了深刻變化。主流報紙、期刊、廣播電視等借助現代化媒體和數字傳播手段，通過技術升級，改造和實施一系列工程，進一步穩固了主流媒體的地位，加強新聞信息的傳播能力。各種傳播載體共同發展，構建一個巨大的發佈平臺，節點多、覆蓋面廣，時效性、傳播質量和影響力都是空前的。這裡，技術變化是重要因素。傳統媒體適應數字化、現代化，與時俱進是另一個重要因素。之前，互聯網是個人、公司辦的，因此我們發愁，傳統媒體如何適應網絡。然而，我們的傳統媒體，每幾年局面就有大改變。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電視臺、中國國際廣播電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國日報等央媒的國際影響力比過去大大增強，覆蓋面廣了，在世界很多地方都設了傳播中心、記者站和發佈點，記者更是遍佈全球各地；圖書期刊已經進入193個國家公共圖書館；報紙的發行範圍已擴大到了八九十個國家，發行量也在不斷上升；同時，廣播、電視的多語種覆蓋也越來越廣。

    在出版方面，我們的國際地位也得到很大提升。舉個例子，我們每年參加40多個國際書展，過去僅是租幾個展位，只有幾個重點區域受人關注；現在，中國展位已然成為國際書展的一個中心，外國參展商常常團團圍著中國參展商，我們辦的大型活動也已成為國際上最有影響力的活動之一。現在好多書也能進入國際市場甚至進入排行榜前幾名。法蘭克福書展、希臘書展等中國都是主賓國。為什麼？因為中國的影響大了，中國的發展創造了奇跡，吸引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對中國文化、中國傳媒感興趣。

    一句話，通過傳統轉型，在流通流域的努力，再加上新傳播手段的使用，我國文化的整體傳播能力大大增強。

    記者：在提升我國的文化傳播力方面，還存在哪些問題，需要如何改進？

    柳斌傑：雖然我國新聞出版業的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在不斷上升，但就目前而言，我國新聞出版業的國際話語主導權還有待進一步提高。我們很少能提出關注人類文明的問題，也很少能提出全世界關心的、能變成世界議論中心的問題。要改善這種現狀，就需要“創新”。我認為，創新不足是出版業整體的文化國際影響力弱的一個主要原因。

    如果我們缺乏時代感的創新精神，就推不出能夠代表我們這個時代的好新聞、好圖書、好藝術作品。我們的故事沒講好，拿不出好東西來，只能大量引進外國的書，也就不可能掌握國際話語主導權。

    這五年，提高原始創新能力始終是新聞出版工作的最主要內容之一。創新包括內容創新、形式創新、體制機制創新、技術創新、傳播手段創新等等。我相信，憑藉我們現在的基礎，再加上內容方面的創新，我們能夠抓住時代精神的本質，提出全世界關注的中心問題，推出引人注目的新聞出版作品。

    版權貿易逆差在縮小

    記者：內容建設一直是我們新聞出版業“走出去”的短板之一。我國目前在圖書版權貿易方面情況如何？

    柳斌傑：在版權貿易方面，五年間我們成功實現了大跨越。版權貿易引進輸出比從2005年的7.2：1轉變為2009年的3.3：1，逆差明顯縮小。出現這些變化，因素很多。

    中央提出實施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以來，新聞出版總署將新聞出版“走出去”戰略作為“五大戰略”之一。這幾年，各個出版單位，特別是大集團對國際版權高度重視，推出一些精品力作，適合外國人引進出版的項目不斷增多。當然，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國際上對中國的關注度提高，大家對中國很感興趣，希望了解中國的故事和中國的發展奇跡。這幾年，版權引進的內容發生了很大變化，過去主要引進中國經典著作等傳統文化和中醫、功夫、烹飪等特色文化，現在則主要引進關於中國現代化建設和發展的書籍，包括重要領導人的著作，研究中國的書籍等。而且，引進國也發生了很大變化，過去以漢語圈國家居多，現在則主要是西方國家。歸根到底，還是因為中國發展了，國家強大了。當然，我們下一步還要繼續努力，多下工夫，提高我們在更多領域的出版能力。

    記者：“十二五”期間，總署將採取哪些改革措施，繼續推進“走出去”戰略，提升我國出版物的國際傳播力和影響力？

    柳斌傑：總署將繼續深化“經典中國國際出版工程”，重點實施“中國出版物國際營銷渠道拓展工程”和“重點新聞出版企業海外發展扶持工程”，在産品、渠道和資本三大方面推進“走出去”工作取得新進展。

    力爭到“十二五”末，新聞出版産業“走出去”政策體系更加完備；數字出版産品的出口額在“十一五”末的基礎上翻一番；實物出口數量和金額繼續保持增長；印刷外貿加工規模總量為“十一五”末的兩倍，佔全國印刷工業總産值的15%以上；培育一批有國際影響力的知名品牌；打造一批實力雄厚、有國際競爭力的“走出去”龍頭企業；培養一批外向型高層次的新聞出版專業人才；基本形成覆蓋廣泛、重點突出、層次分明的新聞出版“走出去”的新格局，使我國新聞出版業的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顯著增強。

    記者：您談到了培養專業人才問題。當前，隨著傳播工具、傳播手段的不斷變化，新聞出版行業對人員素質的要求也越來越高。請問，在“十二五”期間，從政府管理工作的角度，有沒有培養新聞出版行業領軍人才、國際化複合型人才的考慮？

    柳斌傑：你説的這一點非常重要。文化行業與工業不一樣，工業是流水線設計，設計一旦定型了，誰來操作就不那麼重要了。文化行業基本生産力是人腦加電腦，每一個環節都有人的創造力，這是關鍵問題。所以，“十二五”期間，人才培養僅排在出臺正確的政策這一項之後，是第二個支持條件。

    目前，已經有了培養四大人才的人才推動計劃，“四大人才”是指領軍人才、高級專業人才、高技能人才和複合型人才，複合型人才即懂經營、會管理、懂新聞出版的人才。

    迎接數字出版挑戰

    記者：“十一五”期間新聞出版業碰到的最大挑戰是什麼？

    柳斌傑：新聞出版傳播數字化革命，是這個時期碰到的最大挑戰。傳統出版突然面對技術革命時代，傳播手段變了，出版領域出現了數字出版問題，新聞領域出現了多媒體問題。過去，看報紙、聽廣播、看電視是信息傳播的主要內容，現在一下子變得對象化、分眾化，傳播速度也大大加快。此外，文化市場化進程與原有的一套秩序發生了矛盾，這也是一大挑戰。

    記者：如何看待數字出版對傳統出版的影響？數字出版被很多人看做是出版業未來發展的趨勢和制高點，這是否意味著未來出版産業發展格局將會發生重大變化？

    柳斌傑：新媒體對傳統出版的影響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從總體上看，新媒體為我們提供了更多的閱讀方式，能更好地滿足廣大讀者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的文化需求，壯大了整個新聞出版産業。從近期看，對報業會有些衝擊，比如，減少了報紙的廣告收入，分流了一部分讀者。從圖書出版看，則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圖書的銷售。

    在我看來，未來五年，新聞出版業將呈現出傳統出版和新媒體、新業態協調發展的新格局。在新技術的帶動下，新媒體、新業態迅猛發展，正在極大地改變著新聞出版的傳播形態和傳播方式。傳統媒體與新媒體互動融合，兩者各有優勢，相互促進，共同發展。這要求我們必須加快傳統出版向現代出版轉型的步伐。

    記者：在發展數字化方面，新聞出版總署將有何舉措？

    柳斌傑：我們在“十二五”發展規劃中，把發展數字出版作為戰略重點，通過科技創新，建設國家級數字出版基地，實施重大數字出版工程，加快建設現代傳播體系等措施，推動傳統出版企業戰略轉型，發揮其在繁榮和發展新聞出版業中的主力軍作用，發展壯大新媒體、新業態，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對精神文化的個性化和多樣化需求。

    同時，對於數字出版，我們也始終堅持“一手抓發展，一手抓管理”。新聞出版總署日前印發的《關於加快我國數字出版産業發展的若干意見》，對發展和管理寫得很明確。在管理方面，我們將進一步完善法律法規；加強資質審批和準入管理，實行責任編輯制度，加強崗位培訓力度；嚴厲打擊侵權盜版非法行為，營造良好的市場環境，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健康繁榮的數字出版市場體系。

    正在考慮設立國家讀書節

    記者：農家書屋從2005年開始建設，從當初的225家到2010年的近30萬家，覆蓋了全國50%的行政村，實現了跨越式大發展。“十二五”期間，農家書屋工程建設有哪些新思路？這樣一大批書屋在建好後如何加強管理以更好地發揮作用？如何保障這項有利於培養新型農民、提高農民素質的惠民工程能夠持久開展下去？

    柳斌傑：農家書屋建設是“十一五”期間中央決定實施的一項重要工程，目標就是解決農村讀書難、讀報難的問題。截至2010年上半年，中央財政投入專項資金20多億元，地方財政投入30多億元，建了30多萬家農家書屋，提前完成了“十一五”的目標任務。

    按照中央“加大力度、加快進度”的指示，農家書屋工程“十二五”建設已于2010年啟動，預計2011年將是農家書屋建設新高潮，到2012年將基本覆蓋全國所有行政村，提前3年全部完成。

    其間，除了完成建設任務，還要把它管好、用好。為此，我們創立了幾個機制。一是農村圖書更新機制，確保每年要有新書進去，或者通過圖書館，延伸、擴大閱讀範圍；二是把農家書屋變成農村的圖書文化産品代銷點，為其提供長期生存的土壤；三是把農家書屋變成農村的代郵點，和郵政部門合作，進一步確保農家書屋的長期生存。

    此外，今後還會在政策方面為農家書屋提供更多支持，如考慮到農民家庭購書能力相對較弱的客觀現實，農家書屋在銷售圖書文化産品上將享受免稅政策，使農民真正受惠，解決讀書難問題。

    記者：我國每年圖書出版數量大，品種豐富，但現代人生活節奏快，讀書時間似乎越來越少，應如何協調這一不平衡狀態？

    柳斌傑：一方面，我國圖書出版品種、總量居世界第一，電子書出版居世界第二。五年間我們圖書品種總計達135.8萬種，而在解放前的幾千年裏，我國的圖書品種僅為110萬種，這個階段的比過去幾千年的還要多20多萬種；總的發行量在上升，五年累計出書338億冊，年均近70億冊。我國已是名副其實的圖書出版大國。但另一方面，我國圖書的人均佔有量和發達國家相比還遠遠不夠。我國的圖書出版依然滿足不了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閱讀需求，還有巨大潛力可挖。

    在圖書出版方面，我們將加強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強管理和引導，減少重復出版；二是鼓勵原創出版，特別是少兒出版方面，鼓勵我國的圖書版權輸出；三是生産精品力作。

    記者：2006年，新聞出版總署等11家部委聯合倡導開展“全民閱讀活動”，成效如何？今後有什麼規劃？

    柳斌傑：全民閱讀是世界各國的共同做法。提高公民素質主要靠讀書。像美國、以色列、德國、英國等發達國家，對國民的基本閱讀能力都有明確要求，並有成套機制和政策保障。而且，國家領導人也都身體力行，西方領導人在每年生日那天，都給孩子們讀書，有的讀他自己寫的書，有的讀經典的書，目的是倡導一個社會讀書的風氣。這種做法很成功，國民素質也通過讀書慢慢得到提高。希望通過全民閱讀工程的推行，傳播閱讀理念、培養民眾的閱讀習慣和提高民眾的閱讀能力。如今，全民閱讀活動已成為建設學習型社會的重要手段。

    目前，這個活動已得到比較廣泛的開展，全國所有大中小城市都有“讀書節”、“讀書日”、“讀書周”等活動。農村的讀書活動也依託農家書屋慢慢搞起來了，農民通過讀書獲取更多知識，懂得了法律、醫療衛生保健知識。下一步，國家還會進一步科學規劃全民閱讀活動，在政策、制度、經費等方面採取一系列新的措施。比如，我國正在考慮設立國家讀書節。（記者 璩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