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長沙５月２４日電(記者朱玉、丁文傑)５月上旬，剛從美國參加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就任儀式回國的袁隆平院士，在湖南省農科院接受了新聞記者的集體採訪，下面是答問實錄。

    袁隆平（開場白）：我在大學的時候，同學們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説，袁隆平愛自由散漫，的確，我喜歡自由自在。與記者見面，我感到壓力非常大。人怕出名，出了名之後自由度越來越小，隱私權越來越少。

    我現在還有兩個願望，一是第三期雜交水稻能夠在２０１０年實現大面積畝産９００公斤，二是把雜交水稻推向國外，造福世界人民。

    我得的獎很多，國際性的獎也不少。１９９７年我在墨西哥得了一個榮譽獎－－作物雜種優勢利用先驅科學家，這個榮譽不是屬於我個人的，是代表我們國家、代表中國人民，也算是給中國人民增添了一點光彩。

    新華網記者朱繼東：這麼多年您獲得了這麼多的國際性大獎，您最看重的是什麼獎？很多網民尊稱您為人民科學家，您喜歡嗎？

    袁隆平：我的確得了很多國際性獎，很難説喜歡哪個，我認為這些獎都差不多，都是國際上的榮譽，沒有什麼高低之分。我不是科學家，也不是什麼農民科學家，我是科技工作者，頂多就是農學家，科學家談不上。

    農民日報記者黃朝武：２０年前農民日報報道就稱呼您為“雜交水稻之父”，您怎樣看這個稱呼？

    袁隆平：這個“之父”呢，也可以説是創始者，雜交水稻的創始者。最開始是國際水稻所的所長給我取的稱呼，叫“雜交水稻之父”。後來在國際上的影響大了，慢慢就這麼尊稱我，開國際會議介紹我的時候就説“雜交水稻之父”，我認為這是很高的榮譽。

    光明日報記者胡其峰：您是新中國知識分子的代表，但一些報道也稱您是中國最著名的農民，您怎麼理解農民？

    袁隆平：農民是非常樸素、勤勞的，農民身上一些好的東西我還學不到，很慚愧。有些人瞧不起農民，這是不對的。我認為農民的那種樸素、勤勞、節儉的精神，應該值得我們每個人學習。我對農民非常尊重。他們很樸實，非常重感情，非常好客，你到他家裏，他再窮也會把家裏最好的東西拿來請你吃。所以説，農民科學家也好，現代農民也好，我認為是一個美稱。

    新華社記者朱玉：您是研究糧食的，有沒有體會過饑餓的滋味？

    袁隆平：你們年紀輕可能不知道，餓肚子是非常難受的。上世紀６０年代初期的３年困難時期，每個人吃飯都定了量，總是吃不飽，剛剛吃完飯，肚子又餓了，一天到晚就想吃飯。有時候用糠來替代，越吃越餓。我那時候在農村實習，根本吃不飽，雙腳鬆軟無力。冬天到了晚上，睡覺烤火把腳烤熱了以後，放到被窩裏面，又是冰涼的，到第二天早上起來還是冰涼的。沒飯吃身體就沒有能量。那個日子真的很難受。

    文匯報記者江勝信：您怎麼看現在學術界存在的腐敗現象？另外，現在中國不存在糧食短缺的問題，您研究水稻對中國來説具有哪些現實意義？

    袁隆平：關於學術腐敗，少數地方的確存在這樣的現象，剽竊人家的成果，搞虛假的東西等等。但總體上來看，學術界還是好的。弄虛作假的現象有，包括個別院士也弄虛作假，但畢竟是少數。

    關於糧食問題，我覺得太重要了，全國１３億人口，國家雖然儲備了一些糧食，但我認為目前不能夠盲目樂觀，不能掉以輕心。糧食始終是戰略物資，要適當地有點儲備，不能因為糧食多了就不重視它的生産。要適當提高糧價，保護農民的種糧積極性。再好的技術，再好的品種，農民不願意種，糧食也出不來。所以政府出臺的糧食最低保護價政策是件好事，對鼓勵農民種糧積極性有好處。但現在最低保護價是７２元一擔谷，太低了，如果提高到１００元，這樣農民就有較多的利潤，種糧積極性就更高了。而這對城市居民只增加了極小的支出，完全負擔得起。

    經濟日報記者楊忠陽：您做過很多科學實驗，也經歷過許多失敗，您有沒有想到過放棄？

    袁隆平：當時是一邊倒，什麼都向蘇聯學習，我當時迷信蘇聯，就按米丘林學説搞無性雜交，把番茄嫁接在馬鈴薯上面，把西瓜嫁接在南瓜上面，搞得西瓜不像西瓜，南瓜不像南瓜，後來才醒悟過來，便偷偷學孟德爾經典遺傳學。

    北京青年報記者譚璐：您怎麼看待科研中的成功與失敗？

    袁隆平：搞科研課題的方向對不對，這是前提，如果方向不對，再努力也是白搭。只要方向是對的，儘管有挫折和失敗，通過努力，最後還是會成功的。雜種優勢是生物界的普遍現象，小到細菌，大到人類，都有雜種優勢，有沒有優勢決定到兩個親本遺傳的差異度。天然雜交稻優勢很明顯，我們對此堅定不移。當然也會遇到一些挫折，但失敗是成功之母，要搞研究，就不要怕失敗，怕失敗就不要搞研究。

    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記者趙明明：我知道您這些年特別關注人才培養，您自己過著這麼樸素的生活，卻把很多錢捐出來培養年輕人，您這麼做是基於什麼樣的考慮呢？

    袁隆平：年輕人搞課題研究沒有經費，我就適當地資助他們一點，獎勵在農業方面有貢獻的年輕人。過去有些課題經費，很多年輕人申請不到，沒有錢你怎麼搞研究？要調動他們的積極性，我就資助他們３萬元、２　萬元，多的一年資助５萬元。還有培養博士生，原來每年給我１個指標、一些經費，我們設立了基金會，我就可以多帶幾個博士生。國家拿不出更多的錢，我們基金會可以解決。

    科技日報記者賈婧：您曾説過您上學的時候很淘氣，是一個學習不怎麼好的差學生？

    袁隆平：差是差一點，説老實話，我不是很好的學生。我小時候就喜歡游泳。抗日戰爭的時候，我在重慶讀書，日本飛機天天在轟炸，我們就跑到河裏游泳躲避轟炸，後來乾脆就逃學，不上學。我喜歡的課成績就好，不喜歡的就只求三分好，我現在最遺憾的就是數學沒學好，初中學正負數的時候，負乘負要得正，我不懂，就問老師為什麼？他不解釋反而要我呆記，我從此不感興趣。結果數學就沒有學好。我同桌的一個同學（後來也成了中國工程院院士，得了科技進步特等獎）數學成績很好，但他不會游泳。我們就搞交易，我教他游泳，他幫我解習題。他倒是學會了游泳，後來在游泳比賽中得了第二名，我對數學還是一頭困惑，還是不懂。

    北京日報記者王鴻良：您對名和利怎麼看待？

    袁隆平：追名求利本身並沒有什麼不好，但有些人沒有幹多少事就去爭名奪利，得什麼獎，發表什麼文章，都要去爭。有些老實人做了很多事反而沒有在乎什麼名利。我認為，把名利看淡泊一點，不要去爭名奪利，心裏就會好一些。人生不是為了追名求利，應該要更崇高一點，要讓思想境界高一點，這樣你就會取得更多的成就。如果把名利看得太重，稍微有點不如意，受了挫折，心裏反而很難受。

    中國廣播網記者劉紅衛：現在的青年人渴望成功，也不免追逐名利，心高氣躁，您對他們有什麼樣的建議？

    袁隆平：我希望他們努力工作，努力學習，為國家為人民多做貢獻，把名利看淡泊點，把工作和事業放在第一位。完全不講一點名和利，這樣的人是很少的。但是，可以把名利放淡泊一點。

    人民日報記者朱雋：大家對您追求科學的精神和勇氣肅然起敬，如果有人對您的權威提出質疑的話，您會有一個什麼的看法或態度？

    袁隆平：我認為不同學術觀點之間，百家爭鳴，這是正常的。在學術界是經常的，大家來探討。比如常規育種和雜交水稻的觀點就不同，水漲船高，常規育種是８００斤，我就可以到１０００斤，常規育種１０００斤，我就可以到１２００斤。有些搞常規育種的人就不相信，廣東有一個很有名的老育種專家，他育了很多的好品種，不同意我的觀點，他認為常規育種會超過雜交水稻。雖然觀點不同，但是我們還是在一起搞科研、搞試驗，最後在對比結果的情況下，他不得不認輸，最後自願加入我們的隊伍。

    法制日報記者席鋒宇：您家人當中對您影響最大的是誰呢？

    袁隆平：對我影響最大的還是我的母親。小的時候她教我英文啟蒙，晚上檢查我的作業。她很虔誠，做事一絲不茍。她非常慈善，非常厚道，品德非常好，我現在為人堅持與人為善，跟母親對我的影響有很大的關係。

    中國婦女報記者杜學敏：您和您妻子是同行，已經結婚４３年，生活幸福，您的成功有她的支持在裏面嗎？

    袁隆平：她是我的“賢內助”。我在外面做實驗她並不埋怨我。最使我感動的一次，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講了一些“錯話”，被揪出來批鬥，她正在休産假，看到了關於我的很多大字報，我要她做好思想準備，可能會要上臺一起挨批鬥。她説沒關係，頂多我和你一起去當農民。這對我是很大的安慰。所以我一直叫她“賢內助”。

    南方週末記者向郢：您一直崇尚自由氛圍，但是當時那種比較僵硬的科研體制與您的自由是格格不入的，您的自由散漫是不是您獲得這麼大成果的一個重要因素？

    袁隆平：學術上的自由思想當然是很重要的，尊重權威而不迷信權威，要讀書但是不迷信書，思想要解放一點，自由自在給了我很大的幫助。文化大革命時期，兩派之間你鬥我、我鬥你，我們就到廣東、海南等外地單位工作，不參與當地派系之間的爭鬥。這反而給了我們一個自由空間，我帶著我兩個助手，在那裏專心致志地搞研究。

    光明網記者鄭煒：在高考填報志願時，農業科技成了比較偏冷的專業，您對此怎麼看？

    袁隆平：農業分傳統農業和現代農業，城市里長大的孩子認為農業非常落後，農民非常窮，所以不願意學農。真正的現代農業是高科技的，傳統農業比較落後，比較窮、比較苦。我們農科院準備搞個現代農業觀光旅遊，可以請他們來看，改變他們的看法。我們現在要逐步引導年輕人，改變學農沒有出息的錯誤觀念。

    中央電視臺《面對面》欄目記者閆雪怡：您的工作類似苦行僧，您為什麼還會有那麼深的情結？

    袁隆平：對事業的追求就是樂在苦中，搞農業科技工作是很苦的，整天在太陽底下曬、在泥田中踩。但是因為有希望在那裏，會出好品種，所以樂在苦中。如果沒有希望，盲無目的，就不會有樂趣。

    湖南日報記者姚學文：您能不能講一個在遇到困難和挫折時候的故事？

    袁隆平：我講個最有趣的故事，文化大革命期間，工作組到學校來搞運動。當時他們有一個指標，要揪５％的牛鬼蛇神出來，一個禮拜揪一個，已經揪了５、６個出來了，我是第７個，牛棚裏的床舖都要準備貼上“袁隆平”三個字了。這天工作組組長突然找到我，要我晚飯後到他辦公室去一下，我心想，糟了。我問他什麼事，他説是抓革命促生産，既要抓革命還要促生産。他要我選一塊試驗田。後來我問工作組長為什麼不批鬥我，他説本來是要批鬥的，要新賬老賬一起算，但是後來，上面來了一個文，要求重視和支持我的雜交水稻研究，他就去請示，問我到底是批鬥對象還是保護對象，説當然是保護對象，於是就取消了對我的批鬥。

    工人日報記者龍巨瀾：雜交水稻技術在把農民變成農民工方面的作用是什麼？

    袁隆平：現代農業的科技含量越高，農民就越來越少，從事第二、第三産業的人也將越來越多，這是個好現象，説明社會在進步。如果一個國家農民佔了７０％－８０％，説明生産力很低下，國家很落後。我們的國家在進步，農民大多數都出去打工去了，這是好事情，我認為我們國家的農民佔到４０％－５０％就已經很不錯了。

    湖南衛視記者謝燭：推廣雜交水稻技術，有什麼國際意義？

    袁隆平：雜交稻推廣，對提高我們國家在國際上的影響還是有積極意義的。現在國際上一些總統級的人物也到我們研究中心來訪問，如利比裏亞總統、印度尼西亞前總統等，總理級的、部長級的就更多了。中央領導同志也説，雜交水稻是一張外交王牌，對我們爭取更多的國際朋友有益。

    中國青年報記者甘麗華：國家惠農政策實施糧食保護價，但是化肥等農資産品相應提高價格，抵消了惠農政策給農民帶來的好處。您認為這應該怎麼辦？

    袁隆平：政府出臺了很多惠農政策，比如糧食補貼、農機補貼等等，這是好事情，最基本的還是要提高糧價。物價部門要發揮作用，控制其他相應産品的漲價。現在國家財力增強了，完全可以拿一筆錢出來，提高糧食保護價，讓農民得到真正的實惠。

    湖南人民廣播電臺記者任起國：目前湖南省正在推廣“種三産四”，５年後會達到什麼效果，在提高産量和推廣面積的同時，如何提高米質，讓中國的大米真正走向世界市場？

    袁隆平：原來是要解決溫飽問題，所以把産量放在第一位，品質放在後面。現在大家生活水平提高了，我們堅持産量和品質並重，但是有個原則，不能以犧牲産量為代價來追求優質，必須在高産的前提下，去追求優質，雖然難度很大，但做得到。我們的超級稻在１萬畝片、１０萬畝片的産量是每畝６００公斤到７００公斤之間，浙江金華１萬多畝，平均也是６５０多公斤１　畝，“種三産四”是做得到的。

    三湘都市報記者徐焰：超級雜交稻第一期、第二期的目標接連實現，您和您的團隊是怎麼實現這個目標的，目前第三期畝産９００公斤的目標實施情況怎麼樣？

    袁隆平：第一期的超級雜交稻畝産７００公斤是跟江蘇農科院合作的，第二期的超級雜交稻是我們雜交中心的幾位育種專家研究的，在我提出的技術路線指導下完成的，現在第三期的超級雜交稻有一點進展，但難度還是很大的。８００公斤畝産日本搞了二十幾年都沒成功，我們現在已經超過他們，實現第三期目標我們還是充滿了信心。

    湖南日報記者姚學文：您對學農的大學生有什麼建議？

    袁隆平：我建議，學農的大學生要到實驗田裏去，電腦等先進設備很重要，但在電腦和書本裏是種不出水稻的。希望他們聯絡實際，多到實驗田裏走一走，看一看。

    新華網記者朱繼東：在農業第一線工作必須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貧，您對他們有什麼建議？希望國家有什麼優惠政策？

    袁隆平：辛苦是辛苦，但不一定寂寞。搞農業科研並不寂寞。建議要增加農業科研經費，農業本來是弱勢産業，希望政府多支持一點。

    央視國際記者多國麗：在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中，不乏憂國憂民者，您最喜歡哪一位？

    袁隆平：最喜歡蘇軾。

 德“藝”雙馨　科技楷模
——湖南農業科技人員暢談學習袁隆平事跡體會

    新華社長沙５月２４日電（記者丁文傑　朱玉）“這幾天一直在看關於袁隆平的報道，覺得袁院士的科研精神非常執著，科研道德非常高尚，他有很強的團隊意識，真是我們學習的楷模。”從事水稻研究的湖南農業大學教授唐文邦告訴記者。

    近日，雜交水稻之父、中國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先進事跡經媒體報道後，引起強烈社會反響。湖南省農業科技人員通過讀報、看電視，舉行專題座談會等多種形式，討論學習袁隆平的先進事跡。

    湖南省一些農業科技人員普遍反映袁隆平院士的事跡感人，對他們是一次激勵和鞭策。他的科研成果不僅解決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而且為世界糧食安全做出了積極貢獻。袁隆平品德高尚，顧全大局，不計較名利，不以權威自居。儘管他為世界做了這麼大的貢獻，可他卻從不擺架子。

    湖南省科協主席、中國工程院院士何繼善説，袁隆平為解決中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吃飯問題，幾十年如一日，不計較名利得失，奮鬥在雜交水稻研究這一艱苦的領域裏，創造了輝煌的業績，為我們科技界樹立了好的榜樣。“袁院士是一位可親、可敬、可學的科技界的典型，在他身上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東西。”

    湖南省農業廳科教處副處長尹麗輝告訴記者，要學習袁隆平把個人理念、職業選擇與國家需要、人民疾苦結合起來，急國家之急，憂人民之憂；還要學習他搞科研的戰略眼光，他在雜交水稻領域站得高，看得遠，一步一步實現其科研目標。這兩個方面值得年輕科研人員學習。

    湖南雜交水稻研究中心李新奇研究員説：“大家覺得袁老師最值得學習的是他對科學的追求精神，他做學問非常專注。”湖南雜交水稻研究中心黨委書記、常務副主任青先國記得，有一次，袁老師在海南育種時，花１００元買了７件襯衣，還和大家“吹噓”可以穿好幾年。曾和袁隆平一起推廣雜交水稻的湖南省科技廳退休幹部陳明山説：“袁院士對人總是很溫和，出了什麼錯也總是和風細雨，動之以情。”

    何繼善指出，目前，科技界存在一定的浮躁心態，影響了科技事業的發展，學習袁隆平精神，必將有利於凈化科技人員的心靈，整頓科技界的作風，推動湖南乃至全國科技事業的進一步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