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濟南１０月１日電　“新華視點”記者　在新中國５８歲生日的時候，記者採訪了幾位共和國的同齡人。透過他們個人的生活變遷，可以看到共和國成長的足跡。

    無論是基層的普通農民，還是改革開放大潮中的弄潮兒，他們個人的成長經歷都驗證了一個道理：國家命運決定個人命運，國家的前途就是個人的前途。

    俺村生活變化太大

    山東濟南歷城區金剛纂村農民馬守三對記者説，金剛纂村三面環山，種的都是山嶺薄地。“説出來不怕你笑話，我小時候全家就一床被子，１５歲以前沒穿過棉鞋，衣服補丁摞補丁。”馬守三説，因為窮，他只上了三四年學，１５歲就開始跟著大人下地掙工分。

    改革開放後，土地承包到戶，生活從此改變。上世紀８０年代，村裏打了機井，挖了蓄水池，吃水吃飯的問題都解決了。

    最近幾年，村裏變化最大：種地不用交公糧，政府還給補貼；中小學生免除學雜費；村民家裏都裝上了有線電視、熱水器。

    “現在，每天能洗個熱水澡。以前哪正經地洗過澡啊，都是夏天在河溝裏衝衝。現在的生活，真是跟城裏沒啥兩樣了。”説到這裡，馬守三呵呵地笑了。

    更讓他感慨的是，農民在政治生活中有了更多的發言權。村幹部是村民選出來的，大事小事都要和村民代表開會商量。

    比如開山修路的事，由於缺乏資金，全體村民硬是靠義務工修出了一條山路。以前幾十年都沒辦到的事，現在成了現實。

    改革開放帶來的機會

    山東玉泉集團總裁常金月對記者説，３６歲以前，他的經歷與大多數中國人無異。童年時代生活艱難，吃過樹皮樹葉；１９６８年入伍；１９７１年復員，被分配到濟南保溫瓶廠當拋光工。

    １９８５年，已當上車間書記的常金月，決定放棄當時的職位到一個街道辦事處當普通辦事員。這個街道辦事處準備利用空閒辦公樓辦飯店，頭腦靈活的常金月獲得了承包經營權。

    靠著從銀行貸來的１２萬元，常金月辦起了“玉泉酒家”。１９９０年前後，飯店的年利潤達到２００萬元左右。

    隨著企業的不斷壯大，權責不明晰造成的矛盾逐漸顯現。“這企業到底是誰的根本説不清，怎麼用人、怎麼用錢都有了矛盾。”常金月説，他決心自立門戶，二次創業。

    １９９２年，我國市場經濟的步伐加快，經商環境進一步寬鬆。常金月建起了濟南市第一家四星級酒店——股份制的玉泉森信大酒店。如今，酒店已成為面積６萬平方米、資産６億多元的“中國名酒店”。

    總結自己的成功經驗，常金月説，就是緊跟時代腳步，抓住改革開放、經濟體制轉軌帶來的機會。他認為，一個更加開放、寬容的社會，會有更多機會在等待他。

    法治進程逐年加快

    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副廳級審判員姬生平對記者説，５８年前一個冬天，他出生在長清縣一個貧苦的農家。參軍１３年後，他的命運在１９８２年出現了轉變：國家急需充實公檢法隊伍，他與４８名部隊幹部一起轉業進入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

    “在那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法律是什麼，幸虧有半年的培訓，才救了急。”

    姬生平説，同時期的法官大部分是軍隊轉業幹部，有大專學歷的很少。

    “看看現在，我們法院本科以上學歷的法官已經佔了７０％以上，碩士生、博士生都不稀罕。”

    姬生平説，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整個社會的法律意識還很淡薄。記得第一部刑法剛實施時，法官宣判後問被告人：“上訴嗎？”被告人搖搖頭説：“不會上樹。”這些事今天聽起來都成為笑談，可在法律百廢待興的時候，這種事並不稀奇。

    姬生平在刑事審判庭當法官時，審理的都是一些重大刑事犯罪案子。犯罪嫌疑人家屬把請律師辯護看成是一件很丟人的事，律師為犯罪嫌疑人辯護時，旁聽席上的人經常氣憤地站起來，不能理解為什麼要為犯罪嫌疑人説話。

    從１９５０年新中國第一部法律婚姻法頒布到現在，國家出臺的各種法律有上千部，法治精神進入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這些年，人們都能主動拿起法律武器維護個人權利了，就連８０歲的老太太拿不到子女贍養費，也會把自己的子女送上法庭。”姬生平説。

    社會多元化值得慶倖

    山東社科聯副主席包心鑒對記者説，他的生活經歷中，有兩個階段對他影響最深刻，一是十年“文革”，二是改革開放。

    包心鑒是“老三屆”，“文革”開始時正讀中學。那時到處是標語、口號。“‘全國山河一片紅’，實際上處在相當封閉的狀態，許多人噤若寒蟬，似乎只有一種聲音。”

    他説，改革開放以來，社會從高度一元化走向政治透明、法制建設。百姓可以通過不同途徑知曉國家大事，參與重大問題的討論。２００３年“孫志剛事件”直接推動了中國收容遣送制度的廢除；一些省人大常委會通過法律形式對公民參與立法的權利進行保護等。

    包心鑒説，中國已進入了多元化時代，經濟成分多元化，社會階層多元化，生活方式多元化。人們選擇生活的自由度大大提高了。（參與采寫記者張曉晶、王婭妮、王海鷹、趙仁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