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了，九洲體育館！
——一個抗震救災標本的真實記錄
新華社北京６月２９日電（記者宋振遠、郭麗琨、葉超）汶川大地震將記住一個特殊的日子：６月２９日。這一天，緊急接納４萬多名受災群眾避難的綿陽市九洲體育館，送走了最後一批人。
大地震突襲四川，這裡一度充當了傳説中的“諾亞方舟”。
５０天來，數萬張災區群眾的面孔，或悲傷，或茫然，或痛苦，或期待，一直牽動全世界的神經，揪緊全國人民的心。
５０天來，上千名中外記者紛至沓來，與受災群眾一起體驗了痛苦、焦慮和期待，也見證了堅強、勇敢和關愛。
當作別九洲體育館的時候，人們深切感到，這裡就是抗震救災最生動的縮影。最悲傷的和最幸運的在這裡匯集，最痛苦的和最動人的在這裡交織。
大災中扮演“諾亞方舟”
有誰會想到，一年前還有人批評九洲體育館是“寂寞的體育館”，質疑這座耗資億元的體育館經常“閒置”。如今在大地震中，它卻成了受災群眾緊急避難的“諾亞方舟”。
５月１２日下午２時２８分，汶川大地震暴發，災難突如其來。漫天而起的塵土，遮蔽了烈日和長空。恐慌的人群，從川西北各個方向涌出。揪心的哀號和撕心裂肺的呼喚，讓天地變色、草木悲吟……
驚魂甫定，北川縣城的王洪芬直奔北川職業中學尋找１６歲的兒子，但她找到的是兒子的屍體。那一夜，王洪芬與丈夫絕望地看著被夷為平地的死城北川，抱頭痛哭，徹夜未眠。
東方放白，救災部隊一邊搶險救人，一邊組織倖存者向綿陽轉移。此時，沿途不是塌方，就是巨石。摸爬一天之後，王洪芬記不清是怎麼邊哭邊走到擂鼓鎮的，後來她擠上受災群眾攔下的汽車，１３日下午輾轉來到九洲體育館。此時這裡已匯集上萬名受災群眾。
“１３日，溫總理到九洲體育館看望受災群眾後，這裡就成了黑暗中的燈塔。” 體育館指揮部副指揮長熊萬貴説，“此後幾天，２４小時不間斷有受災群眾聞訊趕來，他們來自川西北七八個重災縣。”
從５月１３日到１５日，綿陽市公交公司駕駛員王道清，每天三四趟往返于綿陽與北川、平武之間。“每次，我拉的救災部隊剛下車，受災群眾就搶上來，就像春運的火車一般。可還是有不少人擠不上車，只能走。”
５月１９日左右，九洲體育館的受災群眾達到了最高峰，超過４萬人。學生都集中安置在內館，其他人住在場館的環形屋檐下和館外空地的數千頂帳篷裏。有海外媒體稱，“這裡成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災民避難所”。
體育館指揮部新聞負責人王曉剛説：“我做了２０多年的新聞宣傳工作，接待的記者不及這裡的十分之一。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華盛頓郵報、泰晤士報、朝日新聞……這些平時只在網上見到的媒體，現在都來到九洲體育館。”
據事後統計，國內外先後有５００多批、約２０００名媒體記者到九洲體育館採訪。
一時間，九洲體育館成為震區災民臨時安置的代名詞。
體育館內那些“村長”“保姆”們
６月２８日，可能因為聽到陌生人的聲音，８個月大的女孩突然停止了對母親乳汁的吮吸，將小腦瓜轉向記者。母親楊薛剛剛在臨時浴室中洗完澡，長髮還不時滴著水。
楊薛的家在傷亡最重的北川縣城。“地震第二天我就來過這裡。可那時太擠、太亂、太臟了。” 為了孩子安全，她轉而去投奔親戚。６月２日，她又返回這裡。“那時有秩序了，吃的、奶粉、尿不濕都有。我和娃子還被安排住進母嬰室。”
從混亂無序到井井有條，帶來這些變化的，是５月１３日緊急派往九洲體育館的３００多名機關幹部和隨後到來的數千名志願者。他們被受災群眾親切地稱為“臨時村長”“臨時社長”和“臨時保姆”。
“幾萬人突然擠在一起，開始的時候特別混亂。糞便到處都是，哭聲一片。”大地震第二天，４２歲的山西股民王建紅就賣掉手中所有股票，自購２０００元的藥品，攜妻擠上開往成都的列車，來到九洲體育館當志願者。
在王建紅看來，讓受災群眾最難忍受的除了饑寒、臭氣和孤獨，還有無邊無際的恐懼和擔憂。入夜，一雙雙悲傷難眠的淚眼，無神地望著天空。整座體育館像一葉扁舟，在風雨和余震中飄搖，空蕩蕩的心中只剩下愁和苦。
“突然聚集的人群出現了短暫的管理真空。”王曉剛坦言，“但５月月１３日綿陽市緊急派到九洲體育館的數百名幹部很快穩住了陣腳。”
幹部們將相當於１８個足球場大小的九洲體育館，迅速劃分為４４個社區，每個社區由一個市直部門分工，一個部門管七八百人，有的甚至上千人。各部門幹部２４小時輪班當“社長”“村長”，責任區內受災群眾的吃喝拉撒睡什麼都管。
大災之下，失去了電視、網絡等現代信息渠道，人們越發渴望及時了解黨和政府的救災進度。綿陽市委宣傳部迅速在體育館架起廣播站。這期間，沒有一天停播。
電視來了！躺在體育館的王洪芬開始還以為自己在做夢。使勁睜開眼看，是真的，電視上溫總理在沙啞地説話。他説要不惜一切代價救人，對得起歷史，對得起人民。
那種久違的溫暖是如此真切。王洪芬哭了。她説這輩子都沒覺得電視這麼可愛，像風雨過後見到了彩虹。她覺得總理説話的節奏，就像自己心跳的節奏。
隨著中央領導到來的消息傳出，像王建紅一樣的志願者很快從全國各地匯聚九洲體育館，為災民提供從物資裝卸、發放到消毒防疫的各種志願服務。“他們幫了政府和幹部的大忙！”王曉剛真誠地説。
儘管處於當地共青團的統一管理下，這些志願者仍然“幫派林立”：這裡有以因特網為主要媒介的“希望九洲”心理團隊志願者，有乘坐一輛列車來的“K88”小分隊，還有收編大部分“無幫派”人士的“完美春天”志願隊。
５月１９日是全國哀悼日的第一天。這場集體默哀勾起了九洲體育館數萬災民的悲情。１４時２８分到來時，嘈雜的體育館一下子寂靜下來。３分鐘哀畢時，體育館頓時傳來一片哭聲。
“什麼都能垮，就是精神不能垮。”在體育館值勤的綿陽民警李奎説。
“尋親墻”定格悲情歷史
汶川大地震至今仍有失蹤人員1．7萬多人。在萬人失蹤的背後，是不絕於途的尋親隊伍。
綿陽九洲體育館國旗下方的灰色大理石墻，平時總會被擦得乾乾淨淨。但地震後，這裡一直被各種尺寸和色彩的尋親紙條貼滿。人們説，那是災區隨處可見的“尋親墻”。
在這裡，“遍插茱萸少一人”已屬幸運一類。很多家庭，都是損失兩三個人以上。
“王麗玲，女，6歲，地震不慎走失，請速與爸爸王明聯絡。”……密密麻麻的紙條，或深或淺的留言，對一些人來説，是最後一封家書，是最後一絲希望；而對所有人來説，則是大災大難的歷史記錄，是一種讓我們淚水橫飛的悲情和感動。
在九洲體育館，來自河南的志願者馮輝一直在拼命地工作。地震讓他相愛多年的女友成為上萬名失蹤者中的一個，從此生死兩茫茫。聽到四川地震的消息後，他沒有片刻的停留，拎起包就踏上了尋找女友的漫漫長路。
“在災區找親人很困難。”馮輝哽咽説，“我知道‘痛失吾愛’的切膚之痛，我必須做點什麼。”十多天來，馮輝作為志願者，每天在體育館拼命地搬物資、搞防疫，並極力為尋親者四處奔波。他説：“這樣能幫助別人，也能減輕我沉重的精神壓力。”
在體育館的一處志願者救助站前，一位在地震中失明的孩子的母親，拒絕了大家的善意資助，她一邊流淚一邊説：“我不要你們的錢，只想一家人能夠團聚。你們要是真心幫忙，就幫著找找孩子的爸爸吧，孩子眼看不見了，不要再讓他爸爸看不到孩子。”
“最害怕看到那些失望的眼神，心像針扎一樣痛！”志願者馮輝説。
臨時設立的體育館廣播站不斷播發著尋親短信。王曉剛説，５０天來播發了５萬多條。
成百上千人尋到親人後，在廣播站下的廣場空地相擁而泣。但更多尋親的人只能悵然若失。
我們有理由記住九洲體育館的“尋親墻”，因為它是一座“紀念碑”。它用最簡單的碑文，銘刻了人類愛和被愛的情感。它也用最殘忍的方式，告訴我們“責任”兩個字的重量。這責任，就是愛，就是守望，就是堅持。
復課學生發出“愛的吶喊”
“我要愛！”
當你聽到這嘹亮的聲音在九洲體育館內回蕩時，你可能很難想象這震徹心扉的吶喊，來自再也無法找到父母的一些北川學生。
５月１８日，在體育館災民救助點，近千名學生默默凝聽。“你們不是一個人，也不是體育館的幾萬人，而是千千萬萬的人在一起……讓我們手牽著手站起來，大聲喊：我們在一起……” 中科院心理學專家這樣告訴孩子們。
“大家一定要記住，‘５·１２’地震的‘５·１２’，説的就是‘我要愛’！”專家祝卓宏高聲説。“其實我們是幸運的，還能選擇未來的路，這場災難讓我們重新認識了愛，愛父母，愛老師，愛同學，愛自己。”
祝卓宏讓孩子們大聲地跟著自己念“我要愛！”而孩子們的回應異常地響亮。
在“愛”的力量感召下，體育館附近的九洲帳篷學校短短２４小時建起。兩個白色的大帳篷由澳門捐贈，每個可以容納１５０人同時上課；而藍色的小帳篷是澳大利亞捐贈的。
學校每名學生都發了書包、作業本、圓珠筆等學習用具，這些物品全部是由好心人士捐贈的。而負責授課的２０余名老師來自綿陽中學和綿陽外國語學校。
九洲帳篷學校自５月１９日開課以來，最多時接收災區學生２０００多人，隨著受災群眾陸續返鄉，很多災區孩子也隨家長回鄉或轉學就讀。
九洲體育館內添置了一些運動器械，一直都有學生和小孩在盪鞦千，玩滑梯，孩子們跑來跑去，開心地鬧著，看起來正走出地震的陰影。一個美國記者看到兩個孩子在打鬧玩耍，在報道中寫道：“他們肯定能吃飽飯，否則沒這個閒心。”
５月２３日上午，九洲帳篷學校完成使命，在上完最後一課後，學生們轉到其他學校就讀。
至今，學生們都記得老師在帳篷學校第一堂課給留的特殊作業。老師説：“這份作業不要你們寫，只要你們牢牢地記住八個字：將幸運轉變成幸福。”
別了，九洲體育館！
當６月２８日記者再次來到九洲體育館時，這裡只剩下不足１５００名受災群眾。已適應喧鬧的志願者王建紅，似乎有點不習慣此刻的安靜。“我捨不得離開這裡，我要做最後一名志願者！”
５０天來，自稱“江湖性格”的他在這裡交了很多朋友：這裡的頂頭上司——工會的賈副主席；消毒點上來自東北、廣西的志願者小兄弟；還有已熟識的災民們。
當年過半百的災民何大媽情真意切地對他説“有了你們，九洲就是我們的賓館”時，這個山西漢子哭了。
儘管到綿陽後，因為勞累他雙腿一直紅腫，從不生病的妻子中了暑，但夫妻倆都認為“來得值”。“這是我們一輩子幹得最好的事兒。”説這話時，王建紅激動地揚了揚手。
其實，王建紅不捨的是一種大災有大愛的情感。他知道：人們終究要離開這裡重建家園。
撤離和分流是從５月１９日開始的。“到那一天，九洲體育館已接納避難群眾近５萬人，達到了極限，幾乎無法管理，必須果斷採取轉移安置措施！”王曉剛説，更嚴重的是，周邊受災縣市還一直有人源源不斷地涌入，這樣根本不可持續。
５月１９日晚１１時，北川縣駐九洲體育館負責人、縣紀委書記文剛開始傳達撤離指令。
５月２４日，九洲體育館一天內就撤走６０輛大巴的受災群眾，大約有３２００人。
王曉剛説，受災群眾撤離體育館是有組織的。比如返鄉的必須具備三個條件：一是必須轉移到相對安全的安置點；二是按規定給予返鄉補助，發放彩條布等救災物資。三是自願原則。開始走的大都是有生産自救能力的青壯年。
一家企業贊助的綿陽市高新區永久安置點投入使用後，十幾輛公交車列隊把九洲體育館的受災群眾送過去。
被轉移過來的北川人王清艷，儘管感覺條件比體育館那邊好多了，卻坐臥不安：她牽掛著還在九洲體育館做志願者的兒子。在這場大地震中，丈夫失蹤，女兒受傷，她一直和兒子相依為命。天色漸晚，她執意要到安置點路口等候兒子歸來。
６月２９日下午，滿載最後一批受災群眾的車輛徐徐駛出九洲體育館，馳向安縣安置點。回首這座５０天來承載他們悲歡離合的避難所，許多人再次潸然淚下。
撤離不僅僅是結束，更是一種開始。歷經大地震洗禮後，還有什麼能擋住災區人民重建家園的腳步呢？
別了，九洲體育館！作為汶川大地震的見證者，歷史將銘記你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