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１０月２２日電(新華社記者韓潔　羅沙)上世紀７０年代末，山東省泰安市和全國大多數地區一樣，實行的是統收統支的財政體制，財政運轉步履維艱。１９７８年，泰安的地方財政收入滿打滿算不過１億元，為了保障正常運轉，地方財政經常是“拆東墻補西墻”“湊齊了吃飯錢，沒了辦事錢”。

    泰安當年的“吃飯財政”之困代表著當時中國財政的普遍現象。令人欣喜的是，３０年改革開放見證了財政體制改革從建設型財政邁向公共財政的大跨越，財政收入持續穩步增長，支出重點轉向公共領域，財政宏觀調控體系不斷健全，財政體制改革也逐步深化。

    財政實力日益強大　公共財政情係民生

    ２００７年，泰安的地方財政收入突破６０億元，是１９７８年的６０倍。

    改革開放３０年，見證了我國財政實力的日益強大。尤其是１９９４年分稅制實施以來，我國財政收入穩定增長機制逐步建立並不斷完善。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全國財政收入不斷跨上新臺階。

    １９７８年，全國財政收入首次突破１０００億元，達到１１３２．３億元。２０年後的１９９８年，全國財政收入突破１萬億元，是改革開放之初的１０倍。２００３年，全國財政收入又躍過２萬億元大關，２００５年超過３萬億元，２００６年接近４萬億元，２００７年突破５萬億元大關。

    今年以來，全國財政收入繼續保持較高增幅，前９個月全國財政收入達到４８９４６．８６億元，同比增長２５．８％。

    國家財政實力的不斷增強，為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的重大決策部署，維護改革發展的大局，推進社會全面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改革開放以後，為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和公共財政要求，財政支出結構開始向公共財政方向調整。財政資金逐步退出一般性、競爭性領域，著重保障政府履行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等職能。

    立足我國國情，中央和地方財政按照“廣覆蓋、保基本、多層次、可持續”的原則，增加對公共服務領域的投入，優先保障和改善民生，向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傾斜，向社會事業發展的薄弱環節傾斜，向困難地區、基層和群眾傾斜。重點加大在“三農”、教育、科技、就業、社會保障、醫療衛生、住房保障、公益文化、生態環境、節能減排等方面的投入，穩步推進民生保障體系建設。

    一系列支農惠農政策的出臺促進了農業發展和農民增收，推進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在全面取消農業稅的同時，進一步加大“三農”的財政投入，２００８年中央財政安排用於“三農”的各項支出達到５８００多億元。數字的變化表明，財政用於保障民生和公共事業的比重正在不斷加大，我國正在著力建立以民生為導向的公共財政體系。

    財政宏觀調控體系不斷健全　調控方向轉向科學發展

    改革開放３０年，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財政宏觀調控體系不斷健全完善。在這一過程中，財政部門充分運用稅收、預算、國債、轉移支付、貼息、政府採購等政策工具，加強和改善財政宏觀調控，促進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１９９８年發生亞洲金融危機時，恰逢我國處於經濟週期的低谷，經濟增速明顯趨緩。在這一背景下，政府適時調整財政政策，由緊縮性財政政策轉向擴張性財政政策，最終走出通貨緊縮陰影，實現了經濟平穩可持續發展。

    到了２００３年，我國經濟形勢再次發生變化，出現了通貨膨脹壓力加大、信貸和投資增長過快、外資流入偏多等問題。此後的五年間，我國每年經濟增長率都在１０％以上。２００５年，我國宣佈財政政策再次轉型，實施以“控制赤字、調整結構、推進改革、增收節支”為特徵的穩健的財政政策。

    在穩健財政政策調控下，為轉變原先粗放的經濟發展方式，中央財政近年來陸續實施了一系列節能減排政策，特別是採取以獎代補等方式和強制政府採購政策，支持十大重點節能工程、中西部地區污水管網、污染減排監管體系等建設，並加快建立促進節能減排新機制。此外，還建立落後産能退出機制，全面推進礦産資源有償使用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和完善資源開發生態補償機制，在太湖流域開展排污權交易試點。

    進入２００８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全球金融風暴，國內高通脹壓力以及經濟增速放緩、企業利潤下降、出口增速降低等新問題的出現給未來財政宏觀調控走向帶來新挑戰。

    最近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今年四季度要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採取靈活審慎的宏觀經濟政策，儘快出臺有針對性的財稅、信貸、外貿等政策措施，繼續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

    繼今年８月１日起我國上調部分紡織品和服裝的出口退稅率，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１０月２１日宣佈，將從１１月１日起再次調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稅率，其中包括適當提高紡織品、服裝、玩具等勞動密集型商品出口退稅率，以及提高抗艾滋病藥物等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退稅率。

    財政體制改革不斷深化　公共財政漸行漸近

    改革開放之初，兩步“利改稅”和財政包乾制破除了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統收統支財政體制，增強了中央和地方活力。１９９４年，我國全面實施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改革，初步建立了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財政體制框架，規範了中央和地方之間的分配關係。

    １９９８年我國提出建立公共財政框架，在此基礎上２００３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要求“健全公共財政”，２００７年黨的十七大提出“完善公共財政體系”，這一突破傳統財政理念的重大轉變旨在由政府提供公共産品來滿足人民的需求並逐步使其均等化，同時使財政體制更加公平、公開、透明。

    在向公共財政邁進過程中，我國通過實施所得稅收入分享改革、出口退稅分擔機制改革、緩解縣鄉財政困難的激勵約束機制和建立健全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等，進一步完善了省以下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規範了財政管理體制，規範了財政分配關係。全國財政收入穩定增長和地方財政統籌能力明顯增強，為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地區協調發展提供了財力保障。

    回首３０年，我國還著力推進稅制改革，積極構建有利於科學發展的財稅制度，稅收籌集國家財政收入和調節經濟、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不斷增強。

    １９９４年的分稅制改革初步建立了以流轉稅和所得稅為主體，其他稅種相配合，多稅種、多環節、多層次調節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稅制體系。２００３年以來，我國又按照“簡稅制、寬稅基、低稅率、嚴徵管”的原則，不斷完善稅收制度體系，及時調整了個人所得稅政策和消費稅等政策，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制度，開展增值稅轉型改革試點等，進一步規範了國家與企業、個人之間的分配關係，強化了稅收調節經濟和收入分配的職能作用。

    此外，３０年來，預算法、會計法、審計法、政府採購法、行政許可法等有關財政方面的法律法規頻出，有力地促進了財政的依法管理和科學管理，財政運行日趨規範。預算管理不斷規範，逐步將預算外資金納入預算管理，會計、審計制度等基礎建設不斷加強，財政管理績效評價體系逐步建立，貫穿財政運行全過程的財政監督檢查機制初步形成，財政資金使用效益明顯提高。

    從建設型財政到公共財政，３０年的財政改革之路記載著市場經濟體制下公共財政制度的建立和政府職能的轉變。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展望未來，公共財政前行之路依然漫長，財政體制改革亟待攻堅，面對挑戰，我們唯有堅定信心，繼續改革，才能在發展道路上再創新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