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必須堅持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
制度，而不能搞西方的多黨制
秋 石
政黨是當代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的政治發動機，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採用適合國情、國家性質和社會發展狀況的政黨制度，是一個國家發展進步的重要條件。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政黨學説和統一戰線理論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偉大創造，是我們黨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長期團結奮鬥的重大理論成果和實踐成果，具有歷史的必然性、偉大的獨創性和巨大的優越性。繼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必須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把這一基本制度堅持好、完善好、落實好，而絕不能搞西方的多黨制。
一、歷史發展的必然，中國人民智慧的結晶
歷史是不能忘記的。要認識今日中國，就必須了解昔日中國。鴉片戰爭後，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互相勾結，阻礙中國社會向前發展，中華民族危難深重，中國人民無法享有民主權利。為了改變國家、民族的悲慘命運，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奮起抗爭。20世紀初，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發動和領導了具有資産階級民主革命性質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統治，建立了中華民國。隨後，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頒布《臨時約法》，全盤照搬西方議會政治，允許人們結社結黨。一時間，各類政治團體蜂擁而起，政黨多達300多個，圍繞國會選舉，各黨派展開激烈競爭，國民黨最終贏得勝利。但隨著袁世凱刺殺宋教仁、解散國民黨、取消國會、恢復帝制，民族資産階級及其政黨熱切嚮往的議會制和多黨制徹底破産，中國走向軍閥混戰、四分五裂的局面。民國初年的議會制和多黨制，是當時仁人志士對中國社會發展道路的探索，相對於封建專制是一個歷史性進步，但這不僅為中外反動勢力所不容，而且根本不能解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和問題，無法成為解救中國的濟世良方。孫中山先生也曾指出：“中國幾千年以來社會上的民情風土習慣，和歐美的大不相同”，“所以管理社會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歐美不同，不能完全仿傚歐美”。
近代以來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潮流和趨勢，決定了一黨專制在中國同樣行不通，註定要被時代和人民所拋棄。國民黨蔣介石集團建立的代表大地主大資産階級利益的政權，獨攬國家一切權力，推行“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實行一黨專制。抗戰爆發，迫於國內外壓力，國民黨政府表面上允許中共和其他黨派合法存在，但始終不忘“溶共”、“防共”、“限共”和“反共”，打擊和迫害民主進步力量。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拒絕中國共産黨提出的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政治主張，公然撕毀停戰協定和政協協議，發動全面內戰，最終導致政治上的孤立、經濟上的崩潰和軍事上的潰敗。毛澤東同志曾經指出：“不論是對於過去歷史上説，對於當前任務上説，對於中國社會性質上説，所謂一黨主義都是沒有根據的，都是做不到的，行不通的。”
1921年成立的中國共産黨，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綱領，團結全國各革命階級為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而奮鬥。主要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成立的各民主黨派，其社會基礎是民族資産階級、城市小資産階級以及同這些階級相聯絡的知識分子和其他愛國分子，有著反帝、愛國、民主的政治要求，是中國社會的進步力量。中國共産黨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走向勝利的偉大鬥爭中，確立了在中國各種革命力量中的領導核心地位。1948年4月，中國共産黨提出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得到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熱烈響應。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標誌著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正式確立，中國共産黨與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共同參加新中國國家政權建設。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産黨在執政條件下進一步加強同各民主黨派團結合作，不斷推進多黨合作的理論創新和實踐發展。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我們黨提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八字方針，明確共産黨存在多久，民主黨派就存在多久。共産黨可以監督民主黨派，民主黨派也可以監督共産黨；由於共産黨居於領導、執政地位，主要是民主黨派監督共産黨。“文化大革命”期間，多黨合作制度遭受嚴重挫折，中國也陷於某種程度內亂，從反面説明這一基本制度的寶貴。
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以來，根據形勢和任務的變化，中國共産黨提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十六字方針。1989年頒布了《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1993年八屆人大一次會議，把“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載入憲法，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走上了制度化軌道。2002年黨的十六大以後，從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高度，我們黨先後制定了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意見和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使多黨合作制度進一步規範化和程序化。
中國近現代史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和教訓説明，中國民主政治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基本國情出發，盲目照搬別國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模式，是不可能成功的；實行獨裁專制統治，違背歷史發展規律和人民意志，也必然歸於失敗。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的形成和發展，是歷史的必然選擇，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産物，是中國共産黨和各民主黨派總結中國人民智慧的結晶，體現了中華民族和而不同、兼容並蓄的優秀文化傳統，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二、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體現
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以其獨特的結構功能和運行機制，體現了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要求，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充分行使，是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形式。在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有著相輔相成的作用。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相結合，拓展了社會主義民主的深度和廣度。經過充分的政治協商，既尊重了多數人的意願，又照顧了少數人的合理要求，保障最大限度地實現人民民主，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的民主價值和功能，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政治參與。共産黨領導、多黨派合作，共産黨執政、多黨派參政，是中國多黨合作制度的特徵。這一基本制度為各民主黨派的政治參與開闢了制度化渠道，把各種社會力量納入政治體制，鞏固和擴大人民民主專政國家政權的基礎；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廣集民智，廣求良策，推動執政黨和政府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
——利益表達。人民內部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礎上存在著具體利益的差別和矛盾。特別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能夠有效反映社會各方面的利益、願望和訴求，暢通和拓寬社會利益表達渠道，協調利益關係，照顧相關者利益。
——社會整合。我國現代化建設的艱巨性和複雜性，要求政治制度具備高度的社會整合功能。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以中國共産黨領導為前提，又有各民主黨派的廣泛合作，從而形成強大的社會整合力。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目標下，中國共産黨緊密團結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形成高度的政治認同，促進政治資源的優化配置，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
——民主監督。中國共産黨與各民主黨派互相監督，有利於強化體制內的監督功能，避免由於缺乏監督而導致的種種弊端。各民主黨派反映和代表著各自所聯絡群眾的具體利益和要求，能夠反映社會上多方面的意見和建議，能夠提供一種中國共産黨自身監督之外更多方面的監督，有利於執政黨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克服官僚主義和各種消極腐敗現象。
——維護穩定。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以合作、協商代替對立、爭鬥，不僅能夠避免政黨互相傾軋造成政局不穩，而且能夠有效化解各種社會矛盾和衝突，最大限度地減少社會內耗，保持政治穩定和社會和諧。
三、世界政黨制度發展中的偉大創造
中國共産黨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中，堅持從中國國情出發，既沒有照搬照抄西方國家的兩黨制和多黨制，也沒有效倣包括當時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的一黨制，而是與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一起，創立和發展了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這一新型政黨制度形式，成為世界政黨制度發展中的偉大獨創。
創立了嶄新的政黨合作關係。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建立在生産資料私有制基礎上，難以調和的利益矛盾，決定了資産階級各政黨之間必然處於互相競爭、甚至爭鬥不休的狀態。其政黨關係的突出特點是彼此競爭、互相傾軋。中國共産黨對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領導，主要是政治領導，即政治原則、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針政策的領導。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與中國共産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共同致力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這就是根本區別所在。
創立了嶄新的執政方式。兩黨制和多黨制國家的執政黨通常主導和獨佔國家權力，併為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團謀取最大的政治和經濟利益。其他政黨作為在野黨或反對黨，由於不能直接參與政府管理國家事務，往往對執政黨採取對立的態度和做法，為反對而反對，使其執政效果受到很大的牽制和影響。在當代國際政治舞臺上，所謂“跛腳總統”、“跛腳內閣”屢見不鮮。在我國，中國共産黨作為執政黨，依法長期執政，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是憲法明確賦予的。民主黨派作為親密友黨，參加國家政權，參與國家大政方針和國家領導人選的協商，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參與國家法律法規的制定和執行，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是參政黨，不是在野黨，更不是反對黨。
創立了嶄新的民主實現形式。兩黨制、多黨制和議會製作為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實現形式，其主要特點是通過選舉方式實現政黨輪流執政，以維護資産階級的根本利益。有時為了選票也會考慮民眾的意願，但其本質是金錢政治，有錢人的遊戲。我國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全國人大代表來自各地區、各民族、各方面，人口再少的民族也至少有一名代表。人民政協則按民族、界別、黨派和人民團體，通過充分的民主協商推舉産生委員。這種廣泛的代表性，使我國的政治制度建構于堅實的社會基礎之上，使中國特色民主具有西方民主不可比擬的真實性、包容性和廣泛性。
四、巨大的優越性和廣闊的發展前景
縱觀新中國60年的歷史，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深深根植于中國的政治土壤之中，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要求和全國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顯示出廣闊的發展前景。這一基本制度的巨大優越性主要表現在：
能夠促進科學發展，實現社會全面進步。任何政黨制度的好壞優劣，最終都體現在能否促進生産力發展和推動社會進步上。中國共産黨的堅強領導，保證了國家對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統一規劃和部署。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始終圍繞國家發展要務，認真考察調研，積極獻計獻策。如2008年，各民主黨派通過深入調研，向中共中央、國務院提出多個建議和意見。民革中央《關於大學生村官到村任職的幾點建議》，民建中央《關於加強農村環保工作的建議》，臺盟中央《關於構建“海峽經濟區”的幾點建議》等，都得到中央的高度重視並採納。據不完全統計，20世紀90年代以來，各民主黨派中央先後就三峽工程、西部大開發、抗擊非典、宏觀調控、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建立三江源生態補償機制實驗區、發展職業教育等事關國計民生的問題，向中共中央、國務院及有關方面提出重大建議200多項，各民主黨派地方組織提出各項建議9萬多項，其中許多意見和建議被採納，産生了顯著的經濟和社會效益。
能夠更好地實現和發展人民民主，推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改革開放以來，無論是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全會通過的各項決定，還是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憲法修改、政府工作報告等，中共中央、國務院事先都以召開民主協商會、座談會、情況通報會的形式，廣泛聽取黨外人士的意見和建議，堅持協商于決策之前和執行決策過程之中，並已基本形成一項制度。各地黨委、政府也就當地經濟社會發展問題廣泛徵求黨外人士的意見建議。這些都有力地推動黨和政府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對實現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起到了積極推動作用。
能夠保持國家政局穩定和社會安定團結，推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社會的安寧與和諧是每個公民幸福的重要保證。然而，與西方多黨制相銜接的是政治選舉中的競爭、對抗和抹黑。在不少實行多黨制的國家和地區，各政黨為上臺執政進行殘酷爭鬥，為選票甚至不惜挑起族群矛盾、製造社會對立，給社會發展帶來沉重災難。西方國家竭力向發展中國家輸出多黨競爭的“民主制度”，帶給發展中國家的卻是長期的社會紛爭，甚而內戰頻發、民不聊生。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強調民主協商，中國共産黨和各民主黨派在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和基本經驗方面，形成了高度政治認同和強大社會凝聚力。在當今中國，試問有哪種政治力量，能夠像中國共産黨那樣具有博大的包容性和強大的向心力、號召力、凝聚力和組織力？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近30多年來，我國保持政治穩定、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人民安居樂業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始終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如果舍此而搞“多黨制”，無疑是自取其禍、自亂其國。
能夠推進人民民主專政國家政權建設，增強黨和國家的活力。民主黨派成員和無黨派人士進入人大、政府、政協和司法機關擔任領導職務，同中共幹部建立良好的合作共事關係，是我國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重要內容，也是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國家政權建設的基本要求。目前，全國各級政府和司法部門擔任縣處級以上領導職務的黨外幹部有3.2萬人，31個省區市政府基本上都有民主黨派或無黨派人士擔任副省長、副主席、副市長或助理。這些做法調動了黨外幹部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使優秀人才源源不斷地聚集到黨和國家的事業中來。同時，各級政府部門和司法機關還聘請黨外人士擔任特約監察員、檢察員、審計員和黨風監督員。他們積極發揮民主監督作用，幫助中國共産黨不斷提高拒腐防變和抵禦風險的能力。
我國正處於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階段，處於發展的“黃金期”與社會矛盾的“凸顯期”。中國人民的最大利益、根本利益是抓住機遇、實現發展。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已經走過了60年的光輝歷程，其間也經歷過各種風風雨雨。實踐證明，作為國家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它不是封閉的、一成不變的，而是開放的、與時俱進的，經得起歷史考驗，具有無比廣闊的發展前景。這一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政黨制度，凝結著中華民族的巨大智慧。我們當代人有責任倍加珍惜，始終堅持，不斷發展和完善。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決不能動搖、不能懈怠，更不能折騰。（課題組成員：周淑真 王安琪 楊發喜 牛京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