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８月１５日電 １９６２年１月１１日至２月７日，擴大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從中央到縣級的負責幹部共七千多人參加會議，人們習慣地稱為“七千人大會”。這是黨在新中國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工作會議。

    根據毛澤東的提議，與會人員“集體在北京過一個春節”，“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幹一稀，大家滿意”。劉少奇代表中央提出書面報告，在肯定成就的基礎上分析了“大躍進”以來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及其原因，指出“首先要負責的是中央”。毛澤東帶頭作了自我批評，他説：“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周恩來、鄧小平也分別講話，代表國務院、中央書記處作了自我批評。會議發揚黨內民主，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對統一全黨思想、推動全面調整起了積極作用。

    “七千人大會”結束後，在劉少奇和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直接領導下，中共中央于２月和５月相繼召開西樓會議、五月會議，進一步正視和分析國民經濟的嚴重困難形勢。劉少奇指出：現在處於恢復時期，帶有非常時期的性質，不能用平常的辦法，要用非常的辦法，把調整經濟的措施貫徹下去。陳雲擔任重新成立的中央財經小組組長，提出了克服困難的主張。周恩來將陳雲的意見概括為一副對聯：上聯是“先抓吃穿用”，下聯是“實現農輕重”，橫批是“綜合平衡”。

    在認識比較統一的基礎上，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對國民經濟進行堅決的全面的調整：大力精簡職工，減少城市人口；壓縮基本建設規模，停建緩建大批基本建設項目；縮短工業戰線，實行必要的關、停、並、轉；進一步從人力物力財力各方面加強和支援農業戰線，加強農村基層的領導力量。值得一提的是，從１９６１年初到１９６３年６月，全國共精簡職工約２０００萬、城鎮人口２６００萬。廣大職工、幹部、城鎮居民顧全大局，體諒國家困難，“舍小家、為大家”，表現了很高的覺悟，使這一工作得以順利進行。周恩來曾説，下去這麼多人，等於一個中等國家搬家。在中國，沒有哪個政權能夠這樣做，只有我們才有這樣做的群眾基礎。

    從１９６１年起，安徽等地探索實行了各種形式的農業生産責任制，受到農民群眾和基層幹部的歡迎。劉少奇、陳雲、鄧小平及鄧子恢等表示支持這種做法。鄧小平形象地予以肯定：不管是黃貓、黑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

    同經濟調整相配合，黨對社會政治關係、知識分子政策、科學教育文化政策也作了進一步調整。為“反右傾”運動中被錯誤批判的大多數同志進行了甄別平反，給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大多數人摘掉了帽子，還檢查糾正了在統戰和民族工作中的錯誤。１９６２年３月，周恩來在廣州對全國科學工作、戲劇創作等會議的代表作了《論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肯定我國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已經是屬於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陳毅宣佈給廣大知識分子“脫帽”“加冕”。

    調整工作在短期內取得明顯效果。到１９６２年底，國民經濟形勢開始好轉。為進一步扭轉局面，中央決定從１９６３年起，再用三年的時間繼續調整。在調整中，還進行了一些經濟體制改革的試驗，在工業交通部門試辦托拉斯和進行兩種勞動制度、教育制度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到１９６５年，原定的各項調整任務勝利完成，國民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社會主義建設出現欣欣向榮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