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祖國
老海關孫傳祿：見證祖國的“金鑰匙”開啟發展大門

    新華社廣州８月１６日電(記者葉前、王攀)１９３８年，生於越南防城的孫傳祿只有１９歲，但在一本《大眾哲學》的影響下，他毅然隻身前往延安，投身革命的滾滾大潮。

    “當時周恩來同志見我年紀小，就安排我去學外語，沒想到，這就讓我與新中國的海關、外貿等涉外事務結下了不解之緣。”孫傳祿回憶説。

    孫傳祿，曾在解放初期和改革開放初期兩個重要歷史“節點”先後擔任廣州海關關長、海關總署廣東分署主任，從上世紀５０年代初到８０年代末退休，一直奮鬥在中國的海關和外貿戰線上。

    海關，常被人們習慣地稱之為“國門”。這位親身參與和見證了新中國海關事業的“老海關”説，新中國的建立讓中國人民把這把“金鑰匙”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改革開放讓中國用這把“金鑰匙”打開了通往世界市場的發展之門。

    新中國成立讓祖國大門的“金鑰匙”回到了人民手裏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４日，羊城廣州迎來了盼望已久的解放。１５日清晨，鮮艷的五星紅旗在有著三百多年曆史的粵海關上迎風飄揚。次年１月３１日，粵海關正式更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州海關”。從那時起，中國南大門的這把“金鑰匙”第一次放進了中國人民自己的口袋裏。

    也就是那個時候，孫傳祿從東北南下，進入廣州海關工作，他的人生里程也就此與廣東海關和新中國的對外交往事業永遠“綁”在了一起。

    他説：“那時我們工作的首要任務，是把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海關改造成獨立自主的人民海關。”

    “新中國成立後，隨著政治、經濟體制的根本轉變，很快就從本質上徹底改變了舊海關的體制、機制。一個嶄新的人民海關，在珠江之畔迅速成長起來。”孫傳祿説。

    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的特殊歷史時期，由於帝國主義對中國進行封鎖禁運，企圖將新政權扼殺在搖籃之中，打破封鎖成為中國海關的一項重要職責。

    孫傳祿回憶説：“那時候，工作的核心就是反走私、反禁運以及保衛新政權等非貿易性管理任務。回過頭看，人民海關在那一時期為保衛新政權和促進國民經濟恢復發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金鑰匙”開啟通往世界市場發展大門

    海關，作為一個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重要組成機構，在國民經濟發展特別是對外貿易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事實上，在改革開放之前，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中國海關並沒有充分發揮經濟方面的職能。是改革開放的春風，讓海關這把‘金鑰匙’真正派上了用場。”孫傳祿説。

    １９７９年，已經６０歲的孫傳祿從外貿戰線回到廣州海關。處在中國改革開放前沿陣地的廣東，如何儘快擺脫計劃經濟時代的束縛，解放思想、打開國門走向世界是擺在他面前的重要課題。

    當時受計劃經濟時代、特別是文革時期嚴防死守思想的影響，對進出境旅客實行細查細驗、人人過“篩”，一個人過關要花半天時間。“這種指導思想、工作思路和通關模式不利於對外開放，不利於敞開國門，阻礙了改革開放的進程。”孫傳祿説。

    在孫傳祿的推動下，廣州海關在全國海關率先推出了旅檢“紅綠通道”通關模式，與國際通行規則接軌，旅客通關環境和效率由此得到改善。

    “這不僅僅是一項旅檢改革，更重要的是標誌著我們一代海關人思想的解放，主動通過自身調整以適應和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孫傳祿説。

    改革開放春風，讓神州大地天翻地覆，也讓廣州海關的業務日新月異——進出口商品從土特産品、農産品為主變成由機電、高科技産品“領銜”，以往國營公司“包打天下”的局面，被民營、外資、國有企業“百舸爭流”所取代；貿易方式也從國營統一收購、銷售、結匯，變成了一般貿易、加工貿易並存的競爭格局。

    正是在這段日子裏，珠江三角洲成長為中國乃至世界的加工貿易中心。目前，廣東的進出口總額佔全國的三分之一，是全球著名的貿易基地和中心地帶。

    “三十年來，我所參與的、執行的和見證的變化，用‘翻天覆地’都不足表達和形容。這是一個大國在向世界敞開胸懷、勇於成為世界經濟弄潮兒和領軍者的過程中所寫下的最為壯麗的詩篇。”孫傳祿説。

    祖國的“金鑰匙”未來會擦得更“亮”

    六十年光陰荏苒，在年屆九十的孫傳祿看來，今天的中國已經進入歷史上最好的發展時期。

    受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２００８年下半年以來，我國外貿出口遭受重挫。廣州海關的關稅收入也出現較大幅度的下滑。

    “在危機面前，貫徹好中央政策，保外貿、保增長是當前海關工作的最重要內容之一。我們要克服種種困難，讓海關這把‘金鑰匙’在服務企業進出口、保證稅收增長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

    “六十年來，我們取得了輝煌的成績，也受到過挫折，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國會更加主動地向世界敞開大門。中國已離不開世界，世界也離不開中國，作為一名‘老海關’，這是最讓我驕傲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