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９月１日電（記者吳晶、崔靜）因為村裏一些“怪現象”得不到解決，一個名叫佟鳳奎的中國農民曾在１０年裏上訪了２００多次。直到２００４年，縣上實行“陽光辦案”，一下子解決了他提出的３５個問題──都是富裕起來的農民操心的新問題，比如村裏收糧不入賬、土地被錯誤抽走、“村官”非法侵佔財産等。

    其實，最初佟鳳奎損失的錢並不多，很容易就能靠自己的努力賺回來，但他卻為此成了“上訪釘子戶”，一定要討回公平。觀察家説，這反映出中國的農民不僅僅關心自己的那一點兒收入，而且還關注大家的富裕成果不要被少數人侵吞。

    佟鳳奎的故事發生在中國東北部省份黑龍江西部的富裕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６０年中，這個小縣城因為特殊的名字和經歷，多次登上中國的主流官方媒體《人民日報》：新中國成立不久搞人民公社，貧富拉平；“文革”時期不談“富裕”，只喊“戰鬥”；改革開放後組織農民搞副業生産，廣受稱讚；２００４年提出“奶牛富民”，打造品牌……

    村民們富裕了，但是，公平問題卻變得突出。今年５７歲的佟鳳奎後來還被縣裏邀請擔任信訪調查“副組長”，這也是為了打擊在富裕過程中出現的腐敗現象而採取的措施。

    當代中國研究所學者陳東林説，富裕縣的故事很有代表性，反映了中國社會對富裕觀念的深刻變化。

    在幾千年以農耕經濟為基礎的中國，“富裕”一直是中國人的樸素追求。中國的漢字“富”就是一個“家”字下面一個象形的“畐”，形容人吃飽肚子的樣子；“裕”字則是左邊“衣”右邊“谷”，意指有穿有吃。

    然而，直到１９４９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富裕才從少數人的權利變成所有人可能實現的夢想。

    “沒有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中國人是難以實現共同富裕的。”陳東林説，“新中國以前的幾千年曆史都證明了這一點。”

    他認為，新中國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已經走過了三個發展階段：１９４９到１９６５年，鼓勵個體農民“勤勞致富”，再組織他們“集體致富”；１９６６到１９７６年“文革”時期，反對“個人致富”；１９７８改革開放以來，允許一部分人和地區先富起來，帶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實現了初步富裕的小康社會。

    中國人的致富過程也給今年６４歲的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讓－皮埃爾·萊曼留下了深刻印象。１９８２年與中山大學的學生共赴迪斯科舞廳，到２００８年目睹北京奧運會，萊曼感到：中國發生的變化——不論是全球貿易和投資，還是其城市驚人的轉型，確實令人“敬畏”。

    在外界看來，中國的“變富”不僅表現在高樓大廈的增多、奢侈品消費的興起和“富人階層”的出現，城市居民在教育、保健和文化消費方面的支出也日益增加，並且越來越國際化。

    法國艾德拍賣行副總裁弗朗西斯·布裏斯特説，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現在對藝術品市場産生興趣。“中國的經濟主導地位也將帶來一種文化主導地位”。

    與這類積極判斷相對照：《今日美國報》指出，中國人對汽車的追捧不僅在重塑他們的生活方式，也引起了環境方面的擔憂；德國《世界報》則認為，中國的實利主義氣息濃厚。

    這些問題，對人均ＧＤＰ突破３０００美元的中國提出挑戰。在社會轉型的新階段，中國還面臨著收入差距加大、社會保障不完善、教育資源不夠平等的諸多問題。

    德國《時代》週刊記者花久志在過去幾年中，一直在關注中國的進城務工人員。他與他們一起從北京擠火車回家，跟著他們到深圳玩具廠工作，了解他們遇到的艱難法律境地。

    他説：“這些農民工更願意敘述自身生活發生的小小改善。”雖然，作為農民工，他們的生活比起很多人來講還是艱辛的。

    ２００８年１月，勞動合同法實施，這使花久志感到，“中國在出現社會福利國家的萌芽”。“絕大多數中國人生活得比以前更好，更有尊嚴。”

    “改革開放成功的事實告訴我們，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實現共同富裕，是個正確的道路。”陳東林説，“‘共同富裕’的理念是中國共産黨始終堅持和貫徹的方針政策。”

    在新的歷史起點上，胡錦濤在十七大報告中首次提出“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産性收入”。幾天前，中國立法機構剛剛將“投機倒把”從現行法律中刪除。有觀察家認為，這一帶有濃厚計劃經濟色彩的詞彙的隱退，折射出中國人用各種手段投資而“擁有財産性收入”的理念刷新。

    “‘共同富裕’是個前無古人的艱巨任務。”陳東林説，“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大國，中國已經實現了經濟持續高速發展，但只有解決了‘共同富裕’的問題，才能説中國建立了自己獨特的發展模式，中國改革才能説獲得了最終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