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６０週年
１９４９·舊聞新解：“吵”出來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浮雕設計

    新華社北京９月１１日電（記者 張汨汨）（１９４９年舊聞：新華社北京九月三十日電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為紀念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一致決定在首都北京天安門外建立一個為國犧牲的人民英雄紀念碑，並在通過決議後遂即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紀念碑的奠基典禮。）

    親歷者説：

    １９４９年，陳淑光還是一個不滿２０歲的姑娘。“人民英雄紀念碑”在她的心中神聖而遙遠。那會兒，剛剛考入美術學院的她，正在猶豫著下一步是專攻油畫還是學習雕塑。沒想到就在幾年之後，自己會參與這個浩大工程，而且一幹就是６年——１９５８年紀念碑落成的時候，她已經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了。

    “當時成立了一個‘紀念碑興建委員會’，我畢業之後先在北京人民美術工作室幹了一年，就被借調到興建委員會去了。”陳淑光説。

    時任北京市市長的彭真擔任興建委員會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由鄭振鐸、梁思成擔任。委員會下設工程處，又分設計組、施工組、裝飾組等。“碑身四面有大型的浮雕。為了確定浮雕的題材內容，還專門成立了一個‘史料編審委員會’，由歷史學家範文瀾主持，最後定下八大兩小１０塊浮雕，講１０個主題。”陳淑光回憶。

    “虎門銷煙”“金田起義”“武昌起義”“五四運動”“五卅運動”“南昌起義”“抗日遊擊戰爭”“勝利渡長江”“支援前線”和“歡迎中國人民解放軍”，１０塊浮雕全景式地展現了中國近現代革命歷程。

    “每塊浮雕都指定一個雕塑家負責，再帶幾個年輕人做助手。”當年陳淑光所在的美術組，由雕塑大師劉開渠主持，幾乎集中了當時中國最優秀的雕塑家：滑田友、肖傳玖、王丙召、傅天仇、王臨乙、張松鶴、曾竹韶……

    “美術組在天安門廣場上搭了個工棚，裏面是幾百平方米的大通間，十塊浮雕都在裏面做。雕塑家們住在廣場旁邊上的左府衚同，就是現在人民大會堂的位置，年輕人有的就住在工棚裏。”陳淑光説。

    年輕人一進美術組，先要學習中國革命史。“範文瀾親自講課，讓大家比較系統地了解中國人民是怎麼站起來的。”陳淑光回憶，“還要去山西大同、甘肅麥積山、重慶大足這些地方去考察古代雕塑的特點，到北京門頭溝去體驗生活、收集工農兵形象……”

    準備工作就緒，浮雕創作正式啟動。

    製作過程中，每一塊浮雕出爐前都要經歷反復的討論甚至“爭吵”。“美術組的這些人，私交都非常好，平時見面也都彬彬有禮的。可是一説起紀念碑的事來，那可不含糊，爭得面紅耳赤是常有的事。”陳淑光回憶，她當時協助丈夫張松鶴，負責第７塊浮雕“抗日遊擊戰爭”的設計製作，也曾經與大家“吵”過。

    “遊擊戰爭的環境特點是什麼？——在那密密的樹林裏，在那高高的山崗上。我們構圖設計的時候，就想把《遊擊隊之歌》的意境、那種‘青紗帳裏遊擊健兒逞英豪’的場景表現出來。”陳淑光説。為此，張松鶴在浮雕的畫稿中添加了高山、青松的背景，以及醒目的紅高粱。

    這一設計當時在美術組引起了不小的爭議。“劉開渠提出，加這麼多背景，繪畫性太強，不是正宗的學院派雕塑。他主張把主題換成地道戰，表現地道裏的戰鬥場景。”

    “張松鶴不同意，説地道戰只集中在華北平原。從全國來説，青紗帳才是最典型的遊擊戰場景。”

    “另外，浮雕裏為什麼不能有繪畫？中國的雕刻藝術歷來講究刻畫環境，尤其是廣東潮汕一帶的民間雕刻，亭臺樓閣、花鳥山水都入背景，多生動啊！我們中國的紀念碑，為什麼要死守外國的規矩？”陳淑光説。

    不僅背景，這塊浮雕主體人物設計也引起過爭論，因為遊擊隊伍中心位置有一個醒目的指揮員形象。

    張松鶴依然堅持自己的觀點。“他説，一支隊伍有沒有一個正確的指導思想，完全不一樣。沒有黨的領導，要麼是土匪部隊，要麼就是一盤散沙。”陳淑光説。

    張松鶴如此堅持，也許與他的經歷有關。幾位雕塑家中，只有他有過從軍作戰的經歷。

    “抗戰時，他是華南遊擊隊——東江縱隊第三戰線的副指揮員，他非常清楚對於戰鬥在敵後的遊擊隊來講，黨的領導有多麼重要。”陳淑光説。

    雖然劉開渠是雕塑界泰斗，張松鶴卻一直堅持自己的觀點。陳淑光站在了張松鶴的一邊。“劉開渠是我的導師，平時我對他佩服至極。可是這一次，我説，誰有理我支持誰。”

    最終，第７塊浮雕按照張松鶴的原意做了出來。“現在看來，這件作品的確得到了群眾的認可。”陳淑光説，以後的不少雕塑作品都承續了“浮雕中加繪畫背景”的手法。

    １９５８年５月１日，人民英雄紀念碑隆重揭幕，正式向世人亮相。

    ５０多年過去了，陳淑光經常會去天安門廣場，到紀念碑前繞上一圈，看看自己當年的作品。“當年的創作畫稿和石膏小樣我都留著。對我來講，這都是很有價值的東西。”她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