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福州10月29日電(記者 來建強)福建省永泰縣協星村有8個自然村、10個村民小組、568名村民。過去,這裡的山區條件惡劣、村民居住分散,飲水、交通、看病等都是村民的老大難問題。福建省紀委幹部彭鋼兩年前到協星村上任村黨支部第一書記以來,多方努力,籌資37萬元,鋪設7700多米的引水管道,實現了90%的村民用上自來水;投資56萬元完成通村公路建設;籌資5萬元,按甲級標準建設村衛生所,並由中國醫師協會資助B超、全自動血檢儀、尿檢儀等價值10萬元的醫療設備……如今的協星村已經大變樣。
彭鋼僅僅是福建省從各級黨政機關、企事業等單位派下去近萬名幹部中的普通一員,這些幹部被派到經濟相對貧困、工作基礎相對薄弱的“雙薄弱”村後,高效務實地開展工作,帶動了當地農村經濟社會和基層黨組織的全面發展。
連續下派兩批駐村幹部幫扶“雙薄弱”村全面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福建省農村事業發展較快,但發展不平衡現象仍未消除,截至2008年底,全省農村家庭人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貧困人口有70多萬,人均收入1000至1500元的低收入人口也還有130萬。“這種狀況對於推進新農村建設和‘以城帶鄉、以工哺農’的發展很不利。”福建省委組織部組織處負責人告訴記者:“經過調研發現,要真正改變一些農村地區積貧積弱,解決農村工作的領導體系斷層這一根本性問題至關重要,這就需要有思路、有能力的帶頭人。”
2004年和2007年,福建省先後從省、市、縣(區)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和中央駐閩單位,選派出兩批共9289名有一定工作經驗、能力出眾的優秀黨員幹部,到8941個經濟相對貧困、工作基礎相對薄弱的“雙薄弱”村,擔任為期3年的村黨組織第一書記或書記。
據福建省委組織部統計,實施下派駐村幹部工作以來,全省各級共投入給這些駐點村幫扶資金60.25億元,8941個駐點村新建硬化道路1.85萬公里,新建機耕路等其他道路2.39萬公里,新修或修復引水灌溉渠道逾1萬公里,新增照明用電覆蓋人口近66萬人、有線電視覆蓋人口142.57萬人、安全飲用水覆蓋人口213.73萬人,新增沼氣池5.41萬個,等等。一大批“雙薄弱”村的面貌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群眾對駐村工作歡迎者有之,觀望者有之,懷疑猜測者亦有之。”談及兩年多的駐村工作體會,彭鋼説:“幹部到村裏後,一定要緊扣民生問題開展工作,多進農家門,多知農家事,多排農家憂,多交農家友。”
“16字經”:高位嫁接、重心下移、互動聯動、一體運作
福建下派駐村幹部工作5年來逐步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工作機制,總結起來就是“16字經”:高位嫁接、重心下移、互動聯動、一體運作。福建省委組織部有關負責人介紹説,就具體運作而言,可以歸納為以下5個特點:
一是選定派駐的村莊,是各縣(市、區)按照村總數30%左右的比例、倒排出的發展較慢的後進村,這些村大都不同程度存在基層黨組織軟弱渙散等問題。
二是選拔出的駐村幹部,基本條件是政治思想和工作能力都較強的人,他們有大專以上的學歷,3年以上的工作經歷,包括一些符合條件的後備幹部和業務骨幹。派他們下去不單純是鍛鍊,主要是幹實事。
三是駐村幹部的任職時間一般是3年,主要職責和任務是以增加村民收入和集體收入為重點,帶領群眾找好符合村情實際的發展路子,建設好以村黨組織為核心的村級配套組織特別是“村兩委”領導班子,培養出繼任的村黨支部書記的合適人選等。
四是省委、省政府對駐村幹部建立了一整套各級黨政領導挂點聯絡、部門挂鉤幫扶、村企結對共建等幫扶責任制,避免了駐村幹部單槍匹馬、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現象。
五是省委、省政府專門成立創新農村工作機制協調小組和辦公室,形成了對駐村幹部工作的指導、監督、管理和服務等機制,保證黨員幹部駐村幹部的穩定性和制度化。
近年來,福建省下派駐村幹部在強化基層組織建設方面成效突出,解決了一些基層組織“無人管事”、“無章理事”等問題,為村裏各項事業的發展提供了堅實後勁。據統計,第一批208個省派駐點村,3年共推選650名優秀幹部擔任黨支部書記和“兩委”委員,發展新黨員869名,超過這些村前10年發展黨員的總和。2007年第二批228個省派駐點村,發展中共黨員513人,培養入黨積極分子795人,村主幹業務培訓3419人次,制定或完善支部和村部相關制度1525個,召開村民議事會議1880次。
福建經驗:紮下人才“一根針”,服務三農“千條線”
福建的經驗表明,下派駐村幹部是當前解決農村基層領導骨幹和人才短缺的一項切合實際的措施,通過紮下人才這“一根針”,帶動的是上下各部門整合資源,形成了服務三農的“千條線”,比較充分地將城市和機關的各種能量運用起來,將城鄉各種資源統籌起來,進而增強推動農村發展的合力。
福建農林大學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朱朝枝認為,福建大規模選派黨員幹部到農村基層一線任職,並逐步實現常態化、制度化,避免了以往下派工作隊或工作組大都駐在鄉鎮一級,臨時性明顯,對涉及村民生産生活的全面工作推進不大,工作浮在面上的“皮球效應”等。這種做法把黨和政府所需要落實的各項工作,直接延伸到了基層的村一級,也把農民的各種問題和困難及時反映到了上級各部門,構建起了一條上下緊密溝通的渠道。
福建師範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郭鐵民表示,新農村建設中面臨的一個重要障礙是“鄉土”性與現代性的對峙。下派幹部在協調解決這一問題時具有特殊優勢:他們不擠佔當地資源,不增加當地負擔,比之本鄉本土的“能人”,身份更為“超脫”。通過這一途徑,能夠較好地解決封建迷信勢力、宗族派系勢力、新生黑惡勢力、自恃資歷高深的“家長”勢力以及來自村外的一些不法勢力等妨礙和危害農村發展而當地幹部又很難甚至無法解決的棘手問題。
專家指出,在當前不少農村地區,農民群眾包括從中産生的一些農村基層幹部的眼界、見識、辦法和發展思路等受到很大局限,因此對這些落後的農村地區,有計劃地充實領導骨幹和人才力量,引導和幫助當地幹群共同找出適合當地發展的具體路子、具體辦法,已成為一種迫切的現實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