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地方政府的一份“紅頭文件”居然鬧出“三胞胎”！據報道，一份《關於審批〈阜陽市某某徵地補償標準和安置方案〉的請示》（阜國土資【2006】161號）的文件，竟出現三個版本，年份相同文號相同，標題、蓋章單位也一樣，但格式與內容不同，甚至有的條款相互“打架”。

    “到底該信哪一份文件？”被拆遷農民的困惑再次警醒我們：要想使權力規範運行，必須拽緊法治這根韁繩。

    “三胞胎”文件前後不一，凸顯了行政文件發文蓋章的隨意和公文處理程序上的違法違規。從內容上看，按照《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條的規定，阜陽市國土局顯然沒有確定補助標準的權限，阜陽市政府也沒有“批復同意”的權力。從程序上看，按照《國家行政機關公文處理辦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發文辦理包括草擬、審核、登記、分發等多個環節。公文一旦蓋章發出，就具有法律效力，不能隨意改動。如需改動，必須撤銷或聲明前份文件作廢，而不能同時生效。在這樣嚴格的行政法治程序面前，“三胞胎”文件依然得以登場，令人深感依法行政的艱巨性。

    考驗政府執法水平的還不止於此。面對關係到上千戶被徵遷農民切身利益的重大問題，在制定政策下發文件過程中，如果沒有農民的參與，不能反映農民的呼聲，最終形成的文件又如何能得到認可與遵循？文件制定之後，如果不交付政府法制部門來審核把關，又如何能保證文件本身“符合法律法規以及其他有關規定”？在這種背景下匆匆忙忙出臺的文件，又怎麼可能得到社會各界有效的監督？程序缺失，民意缺乏，監督缺位——行政文件一旦偏離法治的軌道，即便不是“三胞胎”，也會衍生出其他“怪胎”。

    依靠文件理政，在當前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某些管理者看來，制定公共管理法規或者規章，不僅立法程序“繁瑣”，還要向上級備案登記甚至報請批准，“影響權威與效率”。而通過紅頭文件制定公共事務的“遊戲規則”，程序簡單且自由裁量空間較大，內容所指包羅萬象，於是，“從法規規章向紅頭文件逃逸”便成了公共管理的一種本能。對此，應高度警惕。

    防治文件“三胞胎”，必須加強三重監督。就公眾監督而言，規範性文件制定必須通過聽證充分吸納公眾意見，使聽證制度合法化常態化，並及時反映在將來的“行政程序法”中。就行政監督而言，對“紅頭文件”也要像對行政規章一樣，建立備案審查程序，以便上級行政機關及時掌握動態，政府法制部門嚴格把關，防止文件相互“打架”。就司法監督而言，針對違法的行政文件等抽象行政行為提起的訴訟，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切實維護社會公平正義。這樣多管齊下，才能確保行政文件始終運行在法治的軌道上。（王松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