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上海５月７日電（記者姚玉潔、王蔚）在高速現代化的過程中，一些歷史悠久的城市常常會遇到一個困惑：“舊城”的生活形態、建築遺跡、歷史遺存，如何融入現代化的生活？“舊城”發展，如何與工業化、後工業化的“新城”攜手共進？

    在２０１０年上海世博會最佳實踐區，中外城市用各自的智慧，講述了一個個精彩的“雙城故事”。

    溫“故”知“新”

    在上海世博會最佳實踐區巴塞羅那案例館，處處都是視頻映象組成的“雙面鏡”——左手，是巴塞羅那市中心老城區，右手，是巴塞羅那新創新城區。這一“雙面鏡”的設計，體現了新老城區的和諧共生，也提醒人們著眼未來，不忘過去。

    “巴塞羅那提供了一個新城區擴張與老城區復興相互映襯、共同發展的典範。” 巴塞羅那館工作人員葉臻臻説。

    老城區一直是巴塞羅那政治活動的中心，中心地段有很多哥特式建築。在舊城保護和利用過程中，這些古老的建築或者被嚴格保留原樣，或者適當添建與改建，成為市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圖書館、酒吧，老城區舊有格局和富有特色的建築街區被原汁原味保留。

    實現古城保護與現代城市建設和諧統一的還有蘇州。粉墻黛瓦、青石板路、小橋流水，“雙棋盤”格局的路網和水網……在蘇州案例館，遊客可以見到蘇州古城２５００年曆史的詩意沉澱。在城市現代化過程中，蘇州跳出老城區，全新規劃了一個新的現代化城區，使得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當年在北京城改造時未能實現的設想在蘇州成真。

    “蘇州案例館的主題是歷史遺産的保護和應用。蘇州用實踐證明，老城發展與新城發展可以共贏，而且歷史遺産恰恰變成了蘇州的競爭力所在。”城市最佳實踐區總規劃師唐子來説。

    “舊城”涅槃

    在現代化過程中一度陷入衰頹的“舊城”，還可以因為一個藝術家、一個博物館，靈光乍現而走向重生。１９９１年，為城市復興大計，西班牙畢爾巴鄂市政府決議興建一家現代藝術博物館來發展旅遊業，並邀請美國建築大師弗蘭克•蓋裏設計了古根海姆博物館。博物館建成後，在“古根海姆效應”下，畢爾巴鄂成功地從工業型經濟轉型到創造型經濟，成為生態化、可持續發展的都市。這就是畢爾巴鄂案例館給參觀者的啟示。

    事實上，世博園最佳實踐區的規劃和建設，其本身就是一個“最佳實踐案例”。園區最醒目的標誌性建築，就是一個高達１６５米的煙囪改造成的巨型“溫度計”，隨天氣變化向遊客實時顯示氣溫。

    “在工業化時代，煙囪是生産力的標誌，是時尚的代表。今天，煙囪卻成了‘碳排放’的象徵，現代化城市需要捨棄的一個元素。”上海世博局城市最佳實踐區部副部長俞力説。

    １８９７年，上海南市火電廠點亮了３０盞電燈，開啟“夜上海，你是個不夜城”的時代，１０８年後，南市電廠所在地被確定為世博會浦西場館選址。周邊廠房也在設計師的匠心下改造成了姿態各異的展館。一個煙囪的前世今生、一片廠區的廢物利用，寓意著一座城市的昇華，一個“舊城”到新城的接力。

    保護與發展和諧共生

    城市要發展，但新城建設不是舊城的簡單消滅。

    作為本屆世博會城市最佳實踐區唯一的大遺址保護案例大明宮館，展示了文化遺産保護與城市現代化發展的和諧共生。大明宮選址在唐長安城宮城東北側的龍首垣上，建於公元６３４年，原名永安宮。公元８９６年，此宮毀於兵亂。大明宮面積約３．２平方公里，為北京故宮的四倍，是唐代最為宏偉的宮殿建築群。

    “西安現代城市與古代遺址區的重合度幾乎為１００％，重要古跡遺址（遺址＋墓葬集中區域）對城市發展空間的疊壓度達到３７％。因此，必須探尋新的保護途徑，一種能把遺址保護和城市建設有效結合的新途徑。”西安市文物局局長鄭育林説，採用“遺址＋公園”的形式，則可以把遺址保護和城市建設對綠地的需求結合起來，從根本上緩解遺址保護和城市建設的矛盾。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大明宮遺址區保護項目全面啟動，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日將建成並開放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該公園以大明宮宮城中軸線上前後排列的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為展示基礎，還包括丹鳳門、禦道廣場、太液池蓬萊島為主要遺址保護展示區。在遺址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前提下，種植大面積生態草坪，體現“大景觀”的藝術效果。這裡將成為人們休閒、旅遊的好去處。

    在遺址區外重新建設居民生活區，幾十年來一直居住在遺址區內的十多萬低收入群眾，從此告別了上下水等基礎設施嚴重不足、生活環境臟亂差的惡劣狀況，搬進了設施完善、寬敞明亮的新居，生活條件得到徹底改善。搬遷群眾説，過去總是説文物保護讓我們受苦，沒想到現在是文物保護讓我們住上了好房子。

    鄭育林表示，在大明宮遺址公園的實踐中，人們開始認識到，保護與發展並不是對立的、相互分離的關係，而是一種相輔相成、協調相融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