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深圳８月２３日電（記者葉前 王攀）從四大經濟特區到上海浦東新區，到天津濱海新區，再到新近成立的重慶兩江新區，多個被賦予綜合配套改革重任的“新區”已在“縱深挺進”中悄然崛起。

    已屆“而立之年”的深圳特區不久前剛剛完成“擴容”，將整個深圳市納入特區範疇，人們期待此舉能夠吟唱出更多的特區“傳奇”。

    “從經濟特區到綜合改革新區，展示的是一個共同的改革主體，迸發出不同的改革探索。”中國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李羅力説。種種跡象顯示，在３０年來經濟特區積累的經驗基礎上，中國正在更廣闊的地域範圍和更深層次的制度改革領域內推進“區域帶動”戰略向縱深發展。

    正是由於大膽改革創新、敢於先行先試，經濟特區已經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經濟發展的生力軍。深圳去年經濟總量超過８２００億元，人均ＧＤＰ達１．３６萬美元，達到了中等發達國家水準；成功的不止深圳一個，珠海經濟特區地區生産總值突破１０００億元，比成立之初的１９８０年增長了２１０倍。

    如同城鎮化的模式一樣，特區經驗被廣泛輸入到以“新區”為代表的中國腹地，成為政策推進的範本。“這不是偶然現象”，深圳市科工貿信委副主任陸健對此深有感觸，“過去３０年間，深圳在産業發展和自主創新等領域，為國家提供了彌足珍貴的經驗。眼下中國積極推進建設的多個‘新區’，正是對這些寶貴經驗的昇華、利用和發揮。”

    從特區到新區的嬗變，意味著中國各級政府正在努力將有效的經濟發展模式探索和社會公共管理體制改革向縱深延續，既為中國持續發展打造新的發動機，也為深化改革設立起新的試驗區。

    對此，中山大學經濟學教授王珺説，從“經濟”特區到“綜合配套改革”新區，名稱的變化表明中國政府和社會不僅關注經濟總量的增長，也將注意力進一步向如何革除體制機制性障礙，在行政管理體制、統籌城鄉發展尤其是土地利用、戶籍制度改革、城鄉平等就業、健全城鄉社保等方面取得新突破方向轉移。

    ６月１８日，重慶兩江新區掛牌成立，成為繼上海浦東、天津濱海新區之後的第三個國家級開發開放的重點新區。一個規劃面積１２００平方公里、著力發展內陸開放型經濟、構建現代産業體系的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實驗的先行區在中國西南奏響了新時期中國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最強音。

    值得注意的是，從特區到新區，中國通過區域引領推動經濟社會變革的具體操作進程也在發生深層次的變化。與經濟特區設立初期國家給予較大的優惠政策和財政支持不同，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地區在稅收和財政支持方面擁有的優惠政策不多，主要是擁有改革先行先試的權力。

    “正是在多年特區建設的經驗基礎上，綜合配套改革不再完全是‘摸著石頭過河’，而是在深入調研的基礎上，制定各自的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以此作為改革路線圖。可以想象，未來的中國‘新區’，將呈現更加靈活、更加多樣化的發展態勢。”王珺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