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９月８日電（記者吳晶晶、熊爭艷、崔靜）“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中國責任論”……在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過程中，總有這樣一些聲音此起彼伏。

    中國究竟在走怎樣的發展道路？為什麼中國的發展會被誤讀？我們應當如何向世界講述真實的中國？在全國政協“２１世紀論壇”２０１０年會議舉辦期間，新華社記者帶著這些問題專訪了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主任、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原主任趙啟正。

    ＧＤＰ：“辛苦錢”和“智力錢”

    記者：今年二季度，中國ＧＤＰ超過日本躍升世界第二後，國際上關於中國已不是發展中國家的聲音甚囂塵上，您對此有何看法？

    趙啟正：中國的ＧＤＰ增長是中國經濟發展的自然結果，但我們要冷靜看待這種增長。中國人口眾多，從人均水平來看，中國的人均ＧＤＰ水平目前僅相當於安哥拉、突尼斯等國的水平；從經濟結構看，中國的經濟結構遠未達到發達國家水平，投入産出比相對較低；從科技對經濟的貢獻率來看，日本主要依靠高技術、高附加值推動經濟發展，而中國在很大程度上還是靠勞動力密集型産業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高新技術對經濟的貢獻率不足。通俗點説，我們掙的是“辛苦錢”，日本掙的錢是“智力錢”。

    記者：中國和日本這樣的發達國家，差距還體現在哪些方面？

    趙啟正：差距不少。從國民素質和受教育程度看，日本成年人或為本科或高中學歷，而中國的國民平均受教育年限還不高。從長遠看，中國的發展潛力要寄託在國民整體素質的提高上，那麼還需要很長時間。到本世紀中葉，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産總值才有望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

    此外，中國的ＧＤＰ增長也與人民幣升值有關。這樣在折合成美元進行比較時，ＧＤＰ也會增高。

    評論“中國列車”：不要戴著有色鏡，遠處觀望

    記者：一些西方國家對中國總有各種各樣的論調，從最初的“中國崩潰論”到後來的“中國威脅論”，再到現在的“中國責任論”，為什麼會出現這些論調？

    趙啟正：西方關於中國的幾種論調不是一種取代另一種，而是並存的，只是在某個階段會出現一種聲調比較高的論調。造成這些論調此起彼伏的原因，既包括意識形態的隔閡，也包括經濟利益的衝突，還有外國傳媒的商業利益。

    我願意把中國比作一輛疾駛的列車，“中國列車”不僅很長——有３０多個省區市的車廂，而且乘客很多——５６個民族的１３億人。站在路邊，甚至站在萬里之外觀察列車，是看不清楚的，遑論較準確地評論。

    事實上，即使身在中國列車上考察中國也非易事，面對中國３０多個省級行政區發展的不平衡、１３億人口的貧富不均、各地區地緣文化的差異，要想認識到中國的本質並不容易。然而，一些人只是遠遠地舉著望遠鏡，或者戴著有色眼鏡觀察這列火車，還有人甚至只聽到火車的聲音，就對中國説三道四。不論西方對中國的觀察是否準確、是否客觀，中國列車還是在呼嘯前進，這就證明了中國文化的力量、中國人民的力量和中國制度的力量。

    記者：那麼面對這些聲音，中國該如何應對？

    趙啟正：首先，中國應該堅持走自己認為正確的道路。中國道路的目標是建立一個和諧的、共同富裕的社會，這是方向。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已經證明的正確方法只有“摸著石頭過河”。也即需要將謹慎與大膽相結合，如果只有謹慎，就不敢前進；如果只有大膽，就是盲動。

    其次，中國要主動改善國際輿論環境，增強中國在國際社會的話語影響力，在國際輿論中增加對中國評價的正面因素。開展公共外交是一個重要途徑。公共外交是指政府外交以外的各種形式的、面對外國公眾表達本國國情的、意在提高外國公眾對本國的認知度的國際交流。良好的公共外交可以間接促進外國政府改進對本國的政策。全國政協正在舉行的“２１世紀論壇”就是一個重要的公共外交舞臺，與會者有來自中國各界的精英，他們能夠代表中國的主流民意，能夠向外界説明一個真實的中國；論壇也吸引了多位外國政要和知名專家學者參加，我們很願意傾聽他們對當前世界的形勢和中國作用的期望的分析，這有助於我國和國際社會的相互理解。 我想對外國朋友説，在列車下觀察中國是看不清中國的，請上車來看！尤其是拜託對中國有研究興趣的專家學者和媒體記者，取下“望遠鏡”，摘掉“有色眼鏡”，親自到列車上來感受中國。我相信，中國列車的軌道是和平發展的軌道，中國在建設和諧社會的過程中也必對世界的和諧有所貢獻。

    “中國案例”：仍是“現代進行時”

    記者：中國的發展令世界矚目，國外有人將中國的發展道路歸結為不同版本的“中國模式”，您對此怎麼看？

    趙啟正：現在全世界的媒體都在評議“中國模式”，“中國模式”到底是指什麼？説法有十幾種之多，定義也相當不一致，甚至有的帶有明顯的意識形態傾向。這個詞原本不是中國人提出的，那麼，你在談“中國模式”的時候，是在談哪個定義的“中國模式”呢？如果是指三十多年來或六十年來，特別是三十多年來我們改革開放的理念、思想、實踐和實踐結果——也包括發展中出現的問題的總括，那我認為叫做“中國案例”也許更準確，不容易有歧義。

    實際上，“中國模式”或“中國案例”是處於“現在進行時”，還在發展中，有很長的路要走。國際形勢在變化，中國國內形勢也在變化，中國在發展道路上必然也要有新的改革和新的實踐，因此並不存在固化的、不變的模式。

    中國有許多需要繼續改革的問題，諸如，東西發展不平衡，南北發展不平衡，貧富不均，教育體制、醫療體制、社會保障不夠全面和公正，腐敗現象的存在等等。中國政府與人民已經看到這些挑戰，但應對這些挑戰既需要勇氣，也需要時間。要解決這些問題，我們只有並行的兩條路：一是學習，一是創新。

    記者：一些國家擔心中國輸出自己的發展模式，您怎麼看？

    趙啟正：“模式”一詞確有示範或樣本的含義，但是我們絕沒有推廣“中國模式”的打算。至於有的發展中國家參考了中國的某些做法，就像中國參考外國的某些做法一樣，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也是再自然不過的了，但不是照搬。學習任何國家的做法都要結合本國國情。

    中國故事：敞開大門，講述自己

    記者：人們把中國的發展看成是一個圓夢的過程，那麼“中國夢”究竟是什麼？

    趙啟正：一個國家的夢必須由全體民眾的夢組成，脫離了多數民眾的夢，國家的夢就成了空中樓閣，必然是不能實現的夢。二十世紀前５０年，中國人的夢很簡單，就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國。１９４９年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在國際地位、政治地位上與其他國家是平等的，但由於在科學、技術、經濟上的落後，中國仍然是一個相對貧窮的國家，這時候的“中國夢”是儘快實現現代化，使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今天，“中國夢”可以被描述得更加具體，就是要在本世紀中葉實現社會的全面小康，同時要力所能及地承擔應盡的國際義務。

    記者：“中國夢”引領著我們走到了世界舞臺的中心，中國應如何向世界説明自己？

    趙啟正：我借用一位研究中國的外國學者的比喻來回答。這位學者把世界比作一個大社區，中國原來住在郊區，人們並沒有太關注它。突然間，發現中國進入了社區的中心地帶，不僅如此，中國這個新鄰居還逐漸提高了生活水平，於是這個街區裏的鄰居就會有種種猜疑，種種流言就會四處流傳。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作為一個新來的鄰居，就應該敞開大門，邀請周邊的鄰居來參觀，通過和鄰居的對話，也許能夠幫助這些鄰居更好地了解中國。

    的確，中國走到世界舞台中心之後，應當向世界説明我們將在家裏做什麼，將對周圍環境做什麼。１９７８年以前，中國政府的各部門和地方政府沒有經常性的新聞發佈，現在已經進行了改革。以往我們不太願意講故事，或者是講不好故事，現在我們也開始經常講故事了，並且要講真實的故事，人家聽得明白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