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村級民主自治的重大變革
——浙江在村“兩委”基礎上又新增一“委”

    新華社杭州９月２５日電（新華社記者沈錫權、謝雲挺）針對因村級民主監督缺失而帶來的大量農村社會矛盾、幹群關繫緊張問題，浙江省在全國率先探索試點和全面推行“村務監督委員會”（簡稱監委會），實踐證明這是完善村級民主自治制度行之有效的創舉。

    不滿“半拉子民主”，老百姓投票選出自己的“監督員”

    記者在各地農村基層調研時發現，因監督缺失、村幹部濫用權力導致財務不公開、決策不民主産生的村務糾紛，成為農村矛盾的焦點。近年來，浙江省紀檢監察機關每年查處的農村基層黨員幹部違法違紀案件佔案件總數的５５％以上，受理反映信訪舉報佔信訪總量的７０％左右。

    現實困境“逼迫”下，浙江各地率先加大了對村級民主監督的探索和建設。

    ２００４年６月１８日，浙江省第一個“村務監督委員會”在浙江武義縣後陳村誕生，該村村民代表、原老上訪戶張舍南通過村民代表直選脫穎而出，成為引人注目的第一任“監委會主任”，也邁出了浙江省建立村民監督組織的第一步。

    後陳村監委會與此前在許多地方普遍建立的村務監督小組、理財小組有質的區別。它的特點是：制度設計上，村民監督委員會是相對獨立的村級組織，規定監委會候選人應是非村兩委的成員及其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姐妹等直系親屬的村民代表。監委會成員除了黨支部召開的黨務會議外，村裏其他一切會議都有權參加，直接對村民代表大會負責。

    此後，浙江省天臺縣、嘉善縣、諸暨市等地也紛紛建立了各具特色的村級民主監督機構。歷屆浙江省委高度重視和關注各地涌現出來的探索和實踐，強調要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

    到２０１０年上半年，浙江省３萬多個行政村，村村建立了村務監督委員會，實現了村級監督組織“全覆蓋”。目前，以村黨組織為領導核心，村民會議和村民代表會議為決策議事機構，以村民委員會為管理執行機構，以村務監督委員會為監督機構的村民自治組織體系在浙江省已經基本建成。

    監督是民主的“命門”，監委會使村民監督權實至名歸

    浙江省紀委常委張偉斌認為，建立村務監督委員會抓住了完善基層民主的“命門”——民主選舉後監督缺位、乏力的問題，改變了村“兩委”主要領導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的狀況，使村民監督從“有名無實”變成“有名有實”。

    嘉善縣紀委書記李泉明説，按照新的監委會規章制度，現在村裏每花一筆錢、報銷一張發票，必須經過村民選出來的監委會的審批蓋章，村支書才能簽字，以前是書記第一個簽，財務小組最後蓋章只是“走走程序”，現在書記是最後一個簽，“這一前一後的變化，體現了村級財務大權實際上已經‘還權於民’了。”

    ２０１０年３月，嘉善縣大雲鎮大雲村村民葉某利用在縣直機關上班的兒子的關係，申請了一個低保。村監委會審核時，嚴格要求按規定辦事，後來村“兩委”班子採納了這個建議，把這家不符合低保標準的申請戶從低保名單上刪除。此事贏得村民對“監委會”一片叫好聲。

    村監委會制度在一些基層不僅實現全覆蓋，而且還進行了深化探索。如嘉善縣魏塘街道魏中村由５個行政村合併而成，近年來監委會在內部設立了７大崗位，監督範疇包含有創業承諾、建設項目、便民服務、村級財務等。

    “還權於民”之後，幹群之間重拾互信

    監委會強化了對村級公共權力的監督，提高了村民自治能力，“群眾管錢，制度管人，幹部幹事”局面形成後，使農村基層矛盾和幹群關繫緊張問題得到緩和，幹部威信和群眾參與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熱情隨之提高。

    ２００９年，浙江省紀檢監察機構受理反映農村黨員幹部信訪舉報１７６４７件（次），較上年同比下降６．７１％，全省農村黨員違法違紀案件增幅同比下降５．６９％。

    一些先行地區成效更加顯著。嘉善縣涉及村幹部信訪量、查處村幹部違法違紀案件數，２０１０年上半年同比２００８年上半年下降分別達３４．８％、５０％。

    優家村曾是嘉善縣著名的“上訪村”。該村徵地拆遷之後産生了上億元的集體資金，由於管理不規範，加上原村“兩委”領導因經濟問題受查處，加劇了村民對幹部的不信任，強烈要求分掉集體資金，並因此從縣、市、省一直到北京多次上訪。

    優家村選出村務監督委員會後，民怨應聲而降。村民卓其根説：“以前建設總投資幾百萬元的辦公樓，少數村幹部説了算，村民糊裏糊塗。現在，幾萬元的工程也要經過十一道程序才能施工。村集體的收支每月及時公佈，我們清清楚楚。”

    ６７歲的村民屠龍春是該村“上訪八大金剛”之一，前後共去北京、杭州上訪了２０來次，他説：“原來不服，所以要鬧；現在做事公開了、透明了，我們服了。（集體）資産在增值，年年有分紅，我們也不要求分掉集體資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