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挑戰，破解難題
－－從現實瓶頸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新華社北京１１月９日電題（新華社“新華視點”記者宋振遠、劉敏、王海鷹）“十二五”規劃建議提出，未來五年，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取得“實質性進展”。站在“十二五”門檻上，我們期盼著一個更富生機與活力的５年。

    戰略機遇期和矛盾凸顯期並存，仍是鮮明的時代特點。未來五年，有哪些問題影響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又該如何破解這些難題？

    解決增長結構失衡：從“消費挖潛”到“消費領跑”

    【發展瓶頸】西安市民張琨幾年前從國企下崗，家中大部分收入就是丈夫每月２０００多元的企業工資。張坤説她有“三怕”：怕生病、怕孩子上不起學、怕物價上漲。

    近些年來，我國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約佔４０％，而很多國家達到６０％。《中國統計年鑒》顯示，十多年來，我國居民收入增長遠低於政府和企業收入增長水平。多種因素導致國內消費長期偏低。

    相比于出口和投資，我國消費一直是“短板”，經濟結構性失衡矛盾突出。近些年來，消費佔我國ＧＤＰ比重徘徊在４０％至５０％之間，遠低於發達國家７０％的水平，甚至低於印度等部分發展中國家。這加劇了投資過熱和貿易摩擦的雙重矛盾，使未來經濟平穩較快增長難以持續。

    【破解路徑】中國（海南）改革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説，“十二五”規劃建議首次將消費提升到“三駕馬車”第一位，並把“擴大內需”獨立成章，提出逐步使國內市場總體規模位居世界前列，彰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決心。

    我國目前還處於經濟高增長、高儲蓄、低消費共存的“消費抑制”階段，首先要加快清理就業、住房等方面的“抑制因素”，有效釋放百姓的“當期消費”和“信用消費”。

    “十二五”規劃建議提出，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産率提高同步。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功成表示：“從較多倚重ＧＤＰ增長到同時解決好公平分配蛋糕，這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程的一個重大歷史拐點。”

    從“國富”到“民富”，對政府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讓經濟、財稅和政策手段形成合力，特別是保證低收入者收入快速增長，中等收入群體快速擴大，加快完善社保體系，提升發展型消費比重，乃是當務之急。

    化解矛盾：從“不規範、缺保障”到“和諧勞動關係”

    【發展瓶頸】２０１０年勞資關係問題，把一些地方和企業失序失范的用工狀況凸顯出來。

    深圳市總工會等機構發佈的最新數據顯示，在接受調查的新生代農民工中，只有２．４％的人簽訂了三年以上的固定勞動合同。威海市總工會調查發現，一些企業經營者收入是職工的上百倍，有的企業職工月加班竟達１００小時以上，拖欠社會保險或壓低繳費基數等現象更普遍。這種“低工資、缺保障”的企業增長模式日現疲態，急需從制度層面有效化解。

    【破解路徑】中國社會學研究會會長陸學藝表示，“十二五”規劃建議強調建立企業和職工利益共享的“和諧勞動關係”，首先要改變員工和企業的不對等地位，確立職工的話語權。

    浙江溫嶺市推行企業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採取工人、企業主和行業工會公開談判的形式，根據企業發展指標隨時調高職工工資標準，使工人收入年均增長約１０％，改變了農民工工資多年難增的局面。

    “健全黨和政府主導的維護群眾權益機制，併發揮好群眾組織和社會組織的作用，整合各方面力量，是‘十二五’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一個新課題。”北京市農民工法律援助中心主任佟麗華説，近幾年來，僅靠政府部門提供的幾百萬元補貼，我們每年平均接觸農民工案件６０００件，代理上千起，諮詢受益３萬多人。“這樣大的工作量政府部門無力承擔，而培育社會組織去辦理成本要低得多。”

    只有充分發揮政府、工會和企業等各方面的積極作用，努力形成企業和職工利益共享機制，才能有效構建和諧的勞動關係。

    破題戰略性新興産業：從“配角”到“支柱”

    【發展瓶頸】記者在沿海一些城市採訪，經常可以看到巨幅廣告條幅：“某某物聯網中心”“傳感網國際創新園”等等。去年四季度以來，全國近２０個省份啟動物聯網産業化工作，跑馬圈地建設産業園區。不僅物聯網，有專家指出，各地碳纖維的産能可能全世界都用不完。

    一方面是産業比重小，國際競爭力弱，難擔“大任”；另一方面則是缺乏核心技術的盲目擴張。未來五年，戰略性新興産業如何破題，如何實現佔ＧＤＰ約８％的目標，事關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大局。

    【破解路徑】“十二五”規劃建議強調“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産業”，提出“加快形成先導性、支柱性産業”。談及發展新能源等新興産業，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湯敏認為，“目前最大的問題是如何創新推廣體制。”他舉例説，儘管我國是太陽能板最大生産國，全世界４４％的太陽能板在我國生産，但真正在國內使用的僅有０.７３％。

    湯敏對美國新澤西州的家庭太陽能採集、利用和銷售印象很深。在政府補助和電力公司收購太陽能電的政策支持下，一戶家庭靠鋪設太陽能板，不僅能滿足自用，而且每年還有幾千美元的售電進賬。“我們急需類似的扶持政策。”

    “戰略性新興産業的概念既包括新的産業模式，也包括用新技術提升傳統産業。”中央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黃少安認為，未來五年，應加快扶持企業成為科技創新主體，扭轉“經濟大國、創新配角”的被動格局。

    破解“低碳經濟”難題：從“軟指標”到“硬約束”

    【發展瓶頸】企業被迫減産、居民用電受限、資源價格上漲……前不久，為完成節能減排目標，河北、廣西等地“製造”的無差別限電引發質疑。增長與低碳並非“天敵”，一些節能減排怪象彰顯“低碳經濟”發展困惑。

    我國承諾到２０２０年單位國內生産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２００５年下降４０％至４５％。一方面是應對氣候變化的需要，一方面是國內可持續發展要求，雙重壓力凸顯“十二五”期間發展“低碳經濟”的艱巨性和緊迫性。

    【破解路徑】剛剛落幕的２０１０年上海世博會展示了全新的低碳經濟理念。園內太陽能發電系統總裝機容量高達４．６兆瓦，各類新能源汽車的使用超過千輛……

    “向‘低碳經濟’轉型，亟待推進環境産權制度改革。”遲福林認為，改革環境産權制度，能促使企業和居民從成本角度自我約束，加快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

    我國節能減排進入“攻堅期”。“十二五”規劃建議提出，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場。發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長李俊峰表示，這要求加快推進水、電、氣等資源價格改革，提高企業的資源獲得成本，有效抑制“兩高”行業盲目擴張。

    發展“低碳經濟”急需立法相輔。遲福林表示，從實踐看，還需健全重大環境事件和污染事故責任追究制度，“對無視環保問題的官員要堅決依法處理。”

    破解城鄉一體化難題：從“二元失衡”到“平等關係”

    【發展瓶頸】近幾年來，一些地方在“加速城鎮化”的旗號下，出現強拆、強徵群眾的房屋、土地等問題，既損害群眾特別是農民的利益，也有悖城鄉科學發展要求。

    “推進城鄉一體化近１０年來，我國城市建成區規模擴大了６０％，城市人口僅擴大了２０％。去年，各級政府的土地出讓金收入達到１.５９萬億元。”中國城郊經濟研究會會長包永江説，某種程度上説，一些地方的城市化更多的是“土地城市化”，而非“農民的城市化”。勞動力、資金及土地三大發展要素的“凈流出”，使城鄉差距進一步擴大。

    【破解路徑】“十二五”規劃建議提出，要“完善城鄉平等的要素交換關係”，扭轉城鄉差距擴大的趨勢。這要求在堅持“多予、少取”的基礎上，消除體制壁壘，重構平等機制，還權、還利於農民。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部長韓俊等專家表示，破解城鄉一體化難題，一個重要環節是加快城鎮化進程中農民土地權益保護。“在農民土地承包權、宅基地等物權的流轉和交易上，要按照物權法相關規定，給農民平等權利和談判地位。”山東省社科院省情研究中心主任秦慶武表示，對打著“公共利益”口號，侵犯農民土地權益的行為要嚴厲打擊。

    如何推進農民工市民化是統籌城鄉發展的一大課題。農業部部長韓長賦表示，打破城鄉二元結構，要加速戶籍制度改革，把就業、居住、交稅、繳納社保等作為落戶條件，把技術等級作為條件，清理各種不公平壁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