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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貪腐“樣本”--聚焦湖南耒陽“礦徵辦”窩案
中央政府門戶網站 www.gov.cn   2010年11月22日   來源:新華社

    新華社長沙11月22日電(記者 譚劍、徐宜軍、丁文傑)湖南省耒陽市礦産品稅費徵收管理辦公室,最近因集體貪腐曝光而被網友稱為“史上最肥科級單位”。

    這個小小的科級事業單位,770多名幹部職工中竟有超過百人涉嫌貪污受賄,55人被立案調查。從主任羅煦龍到8名副主任、黨組成員,以及下屬各站點站長、班長,高、中層幹部幾乎“全軍覆沒”。

    透過這起集體貪腐案件,一條上下勾結、利益均沾的腐敗生態鏈清晰可見。

    進了“第二財政局” 想不發財都難

    耒陽市“礦徵辦”成立於2004年,前身是“耒陽市煤炭相關稅費徵收管理辦公室”。近年來,由“礦徵辦”徵收的稅費每年達4億元以上,佔耒陽全市財政總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被稱為耒陽市“第二財政局”。

    由於掌握著煤炭資源稅費徵管大權,“礦徵辦”在耒陽是個肥得流油的單位。儘管從工資表上看,大部分員工月工資不過千余元,但只要擠進了“礦徵辦”的大門,就等於找到了一條快速“致富”的路徑。

    據了解,耒陽市“礦徵辦”下設12個收費站,50多個收費點遍佈耒陽全境。按照規定,耒陽境內所有運煤的車輛按載貨量向“礦徵辦”繳納相關稅費,稅費為每噸煤70元至80元。按此計算,一台運煤車輛需繳納的稅費動輒以千元計。

    據參與偵辦這起窩案的衡陽市石鼓區反貪局副局長趙奇介紹,耒陽市“礦徵辦”員工“搞錢”的主要方法是私放煤車及收款不入賬。

    據了解,每天經過“礦徵辦”收費站點的運煤車輛絡繹不絕,當班員工稍微松一下手,每天放行幾臺煤車或者少收些稅費,車主們就會乖乖地送上大筆“好處費”。

    “只要進了‘礦徵辦’,想不發財都很難。”在耒陽市一直流傳著這樣的説法。

    記者從辦案人員處了解到,耒陽市“礦徵辦”下屬有一個收費站,在2008年端午節前的短短20多天內,通過私放煤車,大肆向運煤車輛收取“紅包”。據涉案收費站站長交代,每次當班人員收到“紅包”後,就會扔到站長辦公室內的一個大紙箱裏。到了端午節前3天,站裏幾個領導帶著紙箱到耒陽市賓館開房間商量如何分錢,仔細一查,才發現紙箱裏的贓款竟達118萬元。

    領導班子成了“分贓會”

    員工大肆斂財,領導則“坐地分贓”。據辦案人員透露,在耒陽市“礦徵辦”各下屬站點流行著一個“潛規則”,即每次非法所得都會按一定比例分成,通常是百分之七十由站內員工私分,剩下的百分之三十送給“礦徵辦”領導。在收受下屬站點的“進貢”之後,“礦徵辦”領導對下屬站點的貪腐行為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與此同時,耒陽市“礦徵辦”領導採取“集體決策”方式,為班子成員和部分中層幹部撈取鉅額獎金。據檢察機關證實,自2005年至2009年,耒陽市“礦徵辦”在主任羅煦龍主持下,班子成員集體參與討論決策,採取虛報超收數額套取“超産獎”、偽造部分站點發放“獎金”名冊、截流部分站點“獎金”等方式,套取資金為班子成員和部分中層幹部發放“獎金”,先後貪污公款57萬多元。

    “在耒陽市‘礦徵辦’,所謂的班子成員,不如説是‘分贓會’成員更確切。”趙奇説,“從調查的情況看,耒陽市‘礦徵辦’領導班子每次私分公款都是採取集體決策的形式,從主任、副主任到部分中層幹部,按照職級不同,領取‘獎金’額度也不同。”

    另據查明,自2004年5月至2009年10月期間,羅煦龍還利用為下屬轉正、提拔、調動之機,夥同妻子匡秀鳳收受賄賂共計45.8萬元。此外,羅煦龍還有180多萬元鉅額財産不能説明來源。

    這幫蛀蟲上下勾結、沆瀣一氣,導致國家應徵稅費收入大量流失。據了解,在羅煦龍等人被查處之後,耒陽市在煤炭産量沒有增加的情況下,礦産品稅費徵收增長150萬噸位。2009年11月至2010年10月間,耒陽市煤炭稅費收入猛增1億元以上。

    權力運作必須透明公開

    “耒陽市‘礦徵辦’窩案背後是一個龐大的利益同盟,‘礦徵辦’內部上下級之間、監督者與被監督者之間被腐敗利益緊緊地捆綁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利益鏈。”一位參與偵辦案件的紀檢幹部説。

    據了解,耒陽是湖南省煤炭資源最豐富的縣級市之一,可採儲量5.1億噸。近年來,能源價格上漲在耒陽造就了一批身家過億的“煤老闆”,一些涉煤部門和單位也因此變得炙手可熱。

    月工資千余元的“礦徵辦”工作人員,天天與運煤車輛打交道,巨大的心理落差使一些人鋌而走險,與煤老闆和涉煤企業結成“利益均沾”的“貓鼠同盟”。

    在耒陽市,“礦徵辦”的秘密早有傳聞,紀檢監察部門也多次收到群眾舉報,但每次查處都是不了了之。直到2009年6月,湖南省紀委接到舉報,紀委主要領導批示查處,耒陽市“礦徵辦”的集體貪腐案件才浮出水面。

    在耒陽市“礦徵辦”大樓一樓信息股辦公室裏,十多臺電視監控屏上清楚地顯示下屬收費站點的收費運行情況。這套系統是2007年耗資5000萬元建成的,除“礦徵辦”幾位領導外,系統終端還直接接到了耒陽市財政局和有關市級領導辦公室。

    然而,再先進的設備離開了人的監管也只能是個“擺設”。當地群眾反映,“礦徵辦”的問題屢次調查沒有結果,是緣于其錯綜複雜的利益關係。在“礦徵辦”的職工和臨時聘用人員中,有許多是耒陽市直各部門和鄉鎮領導的親屬子女。因而一些監管部門在“礦徵辦”的問題上投鼠忌器、網開一面。羅煦龍在負責“礦徵辦”期間,以善於“照顧”各種關係而聞名。5年間,“礦徵辦”的問題不斷,卻沒有開除過一名員工。

    “上下勾結、利益均沾”,導致耒陽市“礦徵辦”成了一個水潑不進、針插不進的監督“盲區”。中央黨校科研部研究室主任洪向華説,當前我國市場體系尚不健全,法制建設還不完善,因此在一段時間內,集體違法違紀案件還將呈現高發態勢。為此必須加強監控,對權力進行限制和約束,從體制機制上推進變革,促進權力在陽光下透明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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