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光雨露潤不盡 民族花開春滿園
－－中國共産黨領導少數民族發展進步紀實
新華社南寧６月１０日電（記者向志強、張雲龍、張欽）一切的變化源於９０年前綻放的那道嶄新的曙光。
從長征途中紅軍保障少數民族權利的佈告，到如今全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地方；從新中國成立初期走村入寨的“大棚車商店”，到如今紅紅火火的邊境貿易；從閉塞窮苦的邊陲末梢，到繁榮發展的開放前沿……
在中國共産黨的堅強領導下，少數民族的命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從黑暗走向光明，從貧窮走向富裕，從落後走向現代……享受著祖國大家庭的溫暖。
中國共産黨高舉民族平等的大旗，廣大少數民族成為國家的主人
１６歲就成為農奴的侍從，經常連續幾天餓著肚子幹活，遭受打罵，被主人踩著背上馬……舊社會的屈辱經歷讓７８歲的藏族老人羅布至今難忘。
農奴主把農奴當作自己的私有財産支配，可隨意用於賭博、買賣、轉讓、贈送、抵債和交換－－這是舊西藏農奴生存的真實寫照。這一切因黨領導的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而終結。而今，生活在家鄉的羅布廳堂敞亮，兒孫滿堂，生活富足。
“少數民族勞動者和漢族的勞苦人民一律平等，享有法律上的一切權利義務”－－中國共産黨在１９３１年發出的政治宣言，數十年間正不斷得到實現和驗證。在同一片藍天下，呼吸同樣的空氣，享受同樣的權利。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産黨人一直高舉民族平等的大旗，從民族解放、民主改革再到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確立，各族人民平等地享受著同樣的政治權力，成為我國各民族繁榮發展的基石。
民族平等體現在治國方略的每一個細節中。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央人民政府就發佈了《關於處理帶有歧視或侮辱少數民族性質的稱謂、地名、碑碣、匾聯的指示》，將帶有歧視或侮辱少數民族意思的稱謂全部予以禁止、更改、封存或收管。
“舊中國，我們瑤族被稱作‘猺’，被蔑稱為‘動物’；解放了，我們被稱作‘傜’，變成了‘人’；民族識別後，我們被稱作‘瑤’，變成了‘玉’，是共産黨讓我們實現了從‘動物’到‘人’再到‘寶’的轉變。”一位瑤族幹部曾做過如此形象的比喻。
如果説民族解放、民主改革是實現民族平等的基礎，那麼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確立則為少數民族平等權利提供了制度保障。
１９４７年５月，在新中國即將誕生的曙光裏，共産黨領導的第一個省級自治區──內蒙古自治區宣告成立。從此，民族區域自治這個解決民族問題的“中國模式”，開始在中華大地普遍實施。如今，我國共建立了１５５個自治地方，５５個少數民族中有４４個建立了自治地方，實行區域自治的少數民族人口占少數民族人口總數的７５％，民族自治地方面積佔全國總面積的６４％。
５６個民族是一家。自１９５４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來，少數民族代表所佔代表總數的比例，均高於同期少數民族人口所佔全國人口的比例。
雖然是全國人口最少的民族、總人口只有３０００多人，但十屆、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曉紅每年都來到人民大會堂，代表珞巴族在一年一度的全國“兩會”上履行議政和建言的職責。
“憲法賦予了我們當家做主的權利，選舉法也明確規定人口再少的民族也至少有一名代表，切實保障了少數民族人民當家做主的權利。”曉紅説。自當選人大代表９年來，她提出的２０多份有關農村建設和民生發展的議案都得到了回應。
當家做主，幹部是基礎。現年８５歲高齡的次仁拉姆６歲開始在領主家裏當朗生，當了３３年的農奴，西藏民主改革後，次仁拉姆加入了中國共産黨，帶著１１戶朗生在山南地區乃東縣結巴鄉組織了第一個朗生互助組，成為百萬翻身農奴的榜樣，並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和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像次仁拉姆一樣，全國少數民族中的中國共産黨黨員已超過５００萬人。
在黨的培養下，無數像次仁拉姆一樣的少數民族幹部成長起來，承擔起領導自治區人民發展進步的重任。以西藏為例，截至目前，西藏各級人大代表中，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佔９４．４％；自治區現職省級領導幹部中，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幹部佔７０．４２％；縣、鄉兩級主要領導中，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佔８６％以上。
在國家和各地的大力支持下，民族地區經濟快速發展充滿活力
“舉全國之力，建設好新疆”－－在過去的一年中，一場熱潮在天山南北持續涌動：２６００多名援疆幹部相繼派出，幾乎是此前１０年援疆幹部人數的總和；１９個對口援疆省市進疆密集接洽，各省市援疆項目紛紛啟動；中央各部委和對口單位、大型央企紛紛出臺對口援疆計劃……新疆迎來了又一次跨越式發展的重要機遇。
這只是黨和國家幫助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一個縮影而已。
邊疆、高原、戈壁、沙漠、刀耕火種、遊牧遊獵……自然和歷史的因素一度讓貧困落後成為少數民族地區擺脫不掉的代名詞。而在黨中央的親切關懷和堅強領導下，各種扶持政策和優惠措施不斷推出，各省市、各部門無私援助，把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推上了不斷提速的快車道。
在國家“一五”計劃和“三線建設”時期，兩次在民族地區掀起工業建設高潮，結束了少數民族地區沒有現代化工業的歷史，初步改變了民族地區單一的經濟結構；從５０年代開始，中央相繼設立民族地區補助費、邊境建設事業補助費、少數民族發展資金，不斷加大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力度；改革開放後，中央大幅度增加了對民族地區發展的投入。１９９９年，中央作出實施西部大開發的戰略決策，加快了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的發展；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央相繼出臺《關於進一步加強民族工作、促進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加快發展的決定》《扶持人口較少民族發展規劃》《少數民族事業“十一五”規劃》《興邊富民行動“十一五”規劃》等決定和專項規劃，民族地區迎來新一輪加快發展時期。
偌大一個呼和浩特市只有１輛公共汽車，主要交通工具是駱駝和馬車；幾乎沒有像樣的工業，連鐵釘都得從外省調；糧食産量僅有１８．４５億公斤，牲畜年末存欄僅８５２萬頭（只）……這是內蒙古自治區成立伊始的窘境。
從“一五”計劃被列為全國經濟建設重點地區到牧區經濟發展方針的調整，從東中西全境均被納入西部大開發範圍到２００７年東部地區又被納入東北地區振興規劃，數十年間內蒙古工業、農牧業和城鎮化水平全面提升。如今，內蒙古已成為我國重要的農畜産品和能源、原材料生産基地，許多工農業産品産量躍居全國前列。特別是近幾年來，內蒙古經濟增速連年位居全國第一，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一個新亮點。
邊疆既意味著邊緣，同時也蘊藏著活力。在我國２萬多公里的陸地邊境線上，居住著壯、藏、維吾爾、蒙古、朝鮮等十多個少數民族，黨和國家一直關心他們。從９０年代初的沿邊開放戰略，到不斷加大的邊境貿易促進政策，再到“興邊富民”行動……在黨和國家的領導和支持下，曾經的邊緣地區正逐步成為如今的開放前沿。
２００４年中國－東盟博覽會永久落戶南寧，２００８年國務院批准實施《廣西北部灣經濟區發展規劃》。廣西，這個少數民族人口占８０％以上的全國唯一的沿海、沿邊、沿江省區，正成為中國東盟合作的前沿地帶，出現一派繁榮景象。
扶貧更重扶智。“這些年來，在黨和國家的扶持和其他地區的支援下，少數民族地區的自我發展能力大幅提升，積極發揮主觀能動性，探索出各具特色的發展道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方素梅説。
雲南花卉産業年産值達２００億元，出口創匯１億美元以上，成為亞洲最大的花卉生産基地；青海成為全國最大的鉀肥生産基地；旅遊業成為西藏、雲南、新疆等省區的支柱産業……少數民族地區特色經濟發展迅速，經濟活力不斷增加，出現了風帆競發的發展勢頭。
國家民委提供的數據表明，“十一五”以來，我國民族地區的地區生産總值、財政收入每年均以兩位數的速度增長，高於全國平均增速，綜合經濟實力大幅提升。
在黨的關懷下，少數民族群眾的生活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告別刀耕火種，走出森林大山，守望傳統文化，擁抱現代文明……從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建設開始，黨領導少數民族群眾逐步調整、改變落後的生産生活方式，在高原、草原、鄉村，建立起一個又一個舒適而溫馨的家園，讓少數民族同享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互動帶來的美好新生活。
內蒙古鄂倫春人放下獵槍、走出森林已經有整整６０年的歷史。從開始不懂任何農業生産技術、靠國家補助為生到現在既種大豆又種黑木耳、年收入近１０萬元，內蒙古鄂倫春自治旗希日特奇獵民村農民孟文武的生活發生了令他“想都不敢想”的變化。２０１０年，鄂倫春族農民人均生産性收入５０１３元，６０年來實現了從近零收入向四位收入的跨越。
貧困源於生産方式，也源於嚴酷的自然條件。回想起在老家涇源山區時的生活，４６歲的回族農民禹萬喜連連擺頭：“那時候全家６口人只有２畝水田４畝旱地，坡陡、又缺水，經常是種５０斤種子只能收１００斤糧食，吃都不夠。”
１９９６年啟動的寧夏扶貧揚黃灌溉工程，使４０多萬像禹萬喜這樣的少數民族群眾走出了自然條件惡劣的山區，創造出了紅寺堡這個全國最大的少數民族生態移民區。現在田多了、水有了，糧食産量提升明顯，政府又通過貸款、補貼的方式鼓勵農民養黃牛，調整産業結構，農民收入進一步提升。禹萬喜家的房子也從最初的土房變成了有著四五間房的大院子，２００９年還添置了一輛小汽車。
如同扶貧揚黃灌溉工程一樣，從專門為少數民族貧困地區設立的“三西”地區農業建設資金到少數民族貧困地區溫飽基金，從“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到新時期扶貧開發中的重點傾斜，黨對少數民族地區的民生關注一直持續深入。截至２００９年，８個民族省區的農村貧困人口已從２００１年的３０７６．８萬人下降到１４５２萬人。
從西藏的農牧民安居工程到新疆的抗震安居房建設，從廣西的大石山改造工程到寧夏的生態移民工程－－國家對少數民族地區的教育、醫療衛生、住房等民生工程採取特殊扶持政策，讓廣大少數民族群眾分享了發展帶來的成果。
人們堅信，在黨的陽光照耀下，中國的少數民族會走向一個又一個更加美好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