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踏遍歐亞大陸的紅色記憶
——早期中國共産黨人的海外足跡 

    新華社北京６月２７日電（執筆記者：尚栩、萬方，參與記者：王小鵬、吳谷豐、彭夢遙、謝榮、劉愷、劉向）２０世紀初的中國，列強侵淩，國弱民貧，風雨飄搖。

    有這樣一群人，為了挽救國家民族的危亡，遠赴重洋，足跡踏遍歐亞大陸；

    有這樣一群人，為了尋求先進科學技術與救國思想，探索中國革命的方向，萬里跋涉，激情澎湃在異國他鄉；

    中國革命具體實踐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相結合——早期的中國共産黨人，找到了一條救國圖存的正確道路，引領人民走向解放，建立新中國。

    日本：一本學費簿記錄的學習生涯

    ９月９日繳納學費５日元，１０月２６日繳納學費４．５日元，１１月９日繳納學費４．５日元……這是日本早稻田大學史料中心保存的“大學部政治經濟科”“大正四年度學費領收簿”第３３頁上的內容，在文獻上的名字是——李大釗。

    李大釗在日本大正三年即公曆１９１４年９月進入早稻田大學攻讀政治學，學制兩年。據早稻田大學教授劉傑介紹：“李大釗在早稻田不僅學習日語、英語這些比較基礎的課程，同時也學習經濟學、法律等。”

    戰亂動蕩的年代，艱辛備嘗的生活，使李大釗從小養成了憂國憂民的情懷和沉穩堅強的性格。在課堂上，李大釗接觸到社會主義經濟學理論，結識了主張為人民爭取福利、思想上偏向社會主義的安部磯雄教授。這段交往對李大釗的救國理念産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

    １９１５年，日本帝國主義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李大釗積極參加留日學生的抗議鬥爭，起草的通電《警告全國父老書》傳遍全國。由於參加革命活動，長期缺課的李大釗不得不中止學業返回祖國。

    早稻田大學教務部教務課木下耕一展示的一張學籍卡證明了這段歷史。這張卡片上記載了李大釗的出生年月、籍貫、學歷、學科及在東京的住址，顯示李大釗于１９１５年７月５日完成了第一學年的學習，第二學年的記錄卻是空白。

    回國後，李大釗受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鼓舞和啟發，發表了大量宣傳十月革命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章、演説，成為中國共産主義的先驅和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

    記者在保存完好的學籍簿中還發現“農民運動大王”彭湃的資料。彭湃１９１９年進入早稻田大學攻讀政治經濟科，回國後義無反顧地投身革命，成為中國農民運動的開拓者和理論家。

    法國：一間斗室呈現的革命足跡

    從巴黎十三區車水馬龍的“意大利廣場”向西北走幾十米，轉進寂靜的戈德弗魯瓦街。稍走幾步，街口墻上有一塊帶有頭部浮雕的青銅色紀念牌，下面用金色的法文説明——“周恩來，１９２２至１９２４年留法期間曾居住於此”。

    這裡是青年周恩來旅法生活並開展革命工作的舊址——戈德弗魯瓦街旅館。紀念牌是１９７９年法國政府所立，旅館也成為受保護的歷史建築。

    留學法國期間，經濟並不寬裕的周恩來看中這裡低廉的價格。他白天勤工儉學，晚上給天津《益世報》撰寫旅法通訊，併發起創建了中國少年共産黨（旅歐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前身），開展黨團活動。

    經過擴建，當年周恩來在旅館臨街一層居住的房間已經成為擁有獨立衛生間和洗浴設施的標準雙人間。但在當時，這裡只是一間面積僅七八平方米的簡單小屋。

    聶榮臻元帥曾在回憶文章中説，周恩來在法國“真可謂身居斗室”，唯一的一間住房不足１０平方米，既是他的住所，又是辦刊物和進行黨團活動的中心。人多了，實在裝不下，只好到附近的一家咖啡館活動。“每當我到恩來那裏，總見他不是在找人談話，就是在伏案奮筆疾書。吃飯常常是幾片麵包，一碟蔬菜，有時連蔬菜也沒有，只有麵包就著開水吃。”

    如今經營這家“海王星旅館”的是華人夫婦李建樂和楊艷春。他們購買這裡不僅因為設施完好齊全，環境舒適溫馨，更是因為它曾經是周恩來居住過的地方，承載著中國歷史的重要篇章。

    上世紀２０年代初，２０００多名中國青年經歷４０天的遠航，行程三萬公里，分批來到法國。蔡和森、向警予、鄧小平、陳毅，這些中國革命的先驅者，在遙遠的法蘭西留下了不朽的紅色印記。

    蘇聯：一張闔影講述的家庭故事

    記者叩開了莫斯科城區西北部一棟普通民宅。面前的“俄羅斯女孩”身材嬌小、眉目清秀。她就是開國元勳劉少奇的曾孫女劉麗達，俄文名字是馬加麗達·費多托娃。

    劉麗達的爺爺劉允斌是劉少奇與中共早期活動家何葆貞的兒子。他被送到蘇聯國際兒童院，在當地成長並與俄羅斯姑娘瑪拉結為夫婦。劉允斌在莫斯科大學研究生畢業後回國參加建設，瑪拉和一雙兒女則留在了莫斯科。

    在劉麗達的工作室兼書房裏，記者看到書架上整齊地擺放著很多俄文和中文書籍。幾本介紹劉少奇生平的中文書顯得格外醒目。

    客廳沙發旁的茶几上，擺放著一疊有些泛黃的照片，其中一張照片是劉少奇１９４９年訪問蘇聯時與一雙兒女劉允斌和劉愛琴的合影。照片中的劉少奇和藹慈祥，臉上充滿親人重逢的喜悅。

    劉少奇一生與蘇俄結緣，不僅其後代生活在俄羅斯，他本人作為中共早期活動家，在上世紀２０年代也曾前往莫斯科求學，探尋革命真理。

    當時，中國各地掀起了一股留法熱潮。在前往法國勤工儉學受挫後，劉少奇偶然讀到一則消息：“俄羅斯研究會”組織湖南青年赴俄勤工儉學。這則消息改變了劉少奇的人生軌跡，青春年華與紅色首都的約會，仿佛早已註定！

    劉少奇留學期間，蘇聯正處在經濟困難時期，糧食等生活資料極度匱乏。東方大學的中國學員不僅要完成學習任務，晚上還要輪流值班，星期天要做工或軍事操練，一些學生産生退學的想法。劉少奇憑藉頑強的毅力堅持下來，並系統學習了《共産黨宣言》、政治經濟學和國際工人運動史，比較全面地掌握了共産主義運動的政治和經濟理論。

    １９２１年，劉少奇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加入共産黨，次年根據組織決定，結束在莫斯科的求學生活回國，開始了近半個世紀的革命鬥爭生涯。

    從劉少奇等第一批中國進步青年踏上蘇俄國土開始，２０世紀初進步青年旅俄留學大潮拉開了序幕。

    德國：一塊紀念牌鐫刻的探索之路

    德國中部格丁根城東普朗克街３號，是一幢二層帶閣樓的別墅，正面紅墻上一塊精緻的大理石紀念牌格外醒目，上面用德語鐫刻著：“朱德，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１９２３—１９２４”。

    這裡是朱德留學德國時住過的地方。１９８６年，在朱德誕辰１００週年之際，格丁根市在樓房的前墻上鑲嵌了紀念匾。

    格丁根大學圖書館史料顧問烏爾裏希·洪格爾向記者展示了朱德的學生註冊卡和１９２３年學生註冊簿，其中一頁的下方是朱德親筆填寫的註冊信息，包括“１９２４年夏季學期”，“姓名朱德”，“住所普朗克街３號”，“來自中國四川省”，“國籍中國”，“哲學系社會學專業”等相關內容。

    洪格爾説，朱德留學時已近４０歲，並且在中國從戎多年，能夠選擇社會學這門剛剛設立不久的專業非常不尋常。“我的感覺是，朱德在格丁根大學的學習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學習……而是要更多地看看這個國家，希望擴展自己的視野，了解西方工業國家的情況。”

    格丁根市檔案館前館長庫恩曾撰文《格丁根的中國客人》，介紹朱德在格丁根學習、生活以及從事政治活動的情況。文章説，格丁根當時成立有“中國學生會”，檔案館保存有一張朱德與“中國學生會”成員的合影。“中國學生會”１９２５年曾向格丁根警察局提出散發傳單的申請，傳單的內容是《中國發生了什麼事情？》“中國留學生通過舉辦展覽、散發傳單和晚間討論會等形式，向德國人民介紹當時中國的情況”。

    格丁根市檔案館現任館長恩斯特·伯梅對記者説，朱德在格丁根學習的時間很短，但可以想象，朱德在格丁根、在歐洲的經歷對他個人的發展産生了很大影響。而朱德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發展史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２０世紀初，中國共産黨人在海外留下的紅色足跡，宛如一幅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經過紅色革命理論的浸潤，這些革命浪潮中不斷錘煉成熟的中共早期活動家，為新中國的建立、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們的歷史功績，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