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７月２５日電（記者 隋笑飛）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六十週年。近日，圍繞６０年來中國藏學研究的發展、成就、挑戰等，記者對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副總幹事鄭堆進行了專訪。

    問：請您介紹一下西藏藏學研究的情況。

    答：從遠古時起，藏民族的祖先在青藏高原上勞動生活，繁衍生息，以自己的勤勞智慧，創造了豐富多彩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由於自然條件、地理環境、宗教文化、歷史變遷等影響，西藏民族的文化又有著鮮明的地域色彩和濃郁的民族特色，豐富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寶庫。古代藏族學者紀錄和研究本地區、本民族歷史文化的文獻資料，記錄了藏族歷史文化的發展軌跡，構成了傳統藏學的巨大寶庫，是研究藏學的寶貴資料。因此從淵源來講，中國藏學源遠流長。但是在隨著政教合一制度不斷鞏固，藏學事業的發展也受到嚴重影響，甚至到了停滯不前或倒退的地步。應當説，舊西藏沒有現代意義的藏學研究。當時，西藏的生産資料和文化教育為極少數上層僧侶貴族所壟斷，佔西藏人口９５％的廣大農奴和奴隸生活極度貧困，根本談不上享受文化教育的權利。長期的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的統治不僅嚴重束縛了西藏生産力的發展，而且使西藏傳統文化包括文物古跡、道場勝跡處於自我封閉和萎縮的狀態。現代科學技術和文化教育是一片空白。

    同時，舊西藏的藏學研究大部分涵蓋在宗教這一大框架之內，雖然其中所涉及的內容並不完全是宗教的，但其最鮮明的特點是為宗教服務，始終圍繞著宗教的需要而發展，與此無關的經濟、社會等方面的研究受到極大的漠視，大多處於無人問津狀態，許多表現藏民族聰明才智的文化遺産臨近滅絕的邊緣。

    ６０年來，藏學研究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我國有了現代意義的科學的藏學研究。６０年來，藏學研究由往昔無專門機構、無專業隊伍、無統一計劃、無發展目標、無資金投入的個人行為轉變為有機構、有隊伍、有計劃、有目標、有投入的社會組織行為；在指導思想上，已擺脫唯心主義宗教神學思想的束縛，確立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指導地位，並運用其立場、觀點和方法指導科研工作，取得了世人矚目的成果；在研究領域和研究方法上，突破了藏族傳統的大小五明之説的範圍，成為對西藏社會進行全面研究的一個宏大的學科體系。

    問：６０年來，我國藏學研究主要在哪些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

    答：６０年來，我國的藏學研究在機構設立、古籍整理、研究思維、藏學工具書編撰、人才培養等方面都取得顯著成就。

    在古籍挖掘和整理方面，藏學研究領域的很多古籍資料及時得到了搶救、整理、完善和研究，現有不少屬於珍本、孤本、善本，有的還是手抄本，比如整理出版了《朗氏家族》《歷算論典月輪》《三律儀論説自注》《詩鏡註釋妙音戲海》《德吳宗教源流》《西藏曆代法規選編》等書。值得關注的是，歷時近２５年《中華大藏經》（藏文部分）與任繼愈先生主持完成的《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終成完璧。國家設立專門機構投入大量人力和財力，搶救與整理《格薩爾王傳》等。

    研究人員在研究思維上開始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和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一批藏學工具書的出版發行，説明中國藏學研究發展很快，比較著名的藏學辭典有《藏漢大辭典》《東嘎藏學大辭典》《總稱釋義》等。

    經過６０年的發展，現代藏學在充分繼承傳統藏學的基礎上，運用現代的科學理論方法，突破傳統藏學大小五明的範疇，發展成為一門全面研究藏族社會的綜合性學科體系，包括政治、經濟、民族、宗教、哲學、考古、醫藥、工藝技術等，既涉及社會科學，也涉及自然科學領域。

    在人才培養方面，西藏和平解放以後，國家在中央民族大學、西南民族大學、西藏大學等高校設立了藏學研究專業，培養了一大批藏學研究專業人才，同時還成立了中國藏學研究中心、西藏社會科學院等專門研究藏學的機構。在培養藏學人才的同時，繼承和拓展了傳統藏學的研究內容，建立健全了藏學的研究體制，銜接了藏學與其他新興學科的關係。目前，中國現有５０余家與藏學研究相關的機構，２０００多名與藏學相關的工作者。

    問：我國藏學研究在對外交流方面情況如何？

    答：６０年來，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不斷加強和國際地位的不斷上升，對外開放的不斷深入，藏學對外交流合作也在不斷發展，取得了顯著成績。

    在走出去方面，派團出訪、出國講學、合作研究、派出留學生、合作召開國際學術會議，已經成為許多學術機構的日常事務。在請進來方面，接待來訪人數不斷增多，訪問學者制度已經建立，合作研究、實地考察項目更是頻繁開展。出版合作、版權貿易、資料交流等交流合作層出不窮。精通多種語言、擅長對外交流的藏學專家學者也在不斷涌現，為藏學對外交流合作的可持續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比如，從２００４年起，中國藏研中心每年要組織包括各地學者在內的幾個代表團出訪有藏學機構和藏學專家學者的國家和地區，開展學術交流活動。中國藏研中心與奧地利、德國、日本、美國、加拿大、英國等國的十多所大學和科研機構建立了經常性的聯絡，與有些機構簽署了合作框架協議，並和一些學術機構已經或正在開展一系列科研項目。比如，與奧地利科學院共同出版《西藏自治區梵文文本》系列叢書，得到國際學術界的高度認可。此項目的合作對象從奧地利擴展到德國、日本、法國和意大利等國。中國藏研中心和有關機構分別於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８年舉辦了４次國際性的北京藏學討論會。明年將在北京舉辦“第五屆北京藏學研討會”。

    問：您怎樣評價我國當前的藏學研究？

    答：當前，我國綜合國力、國際地位大幅提升，黨和政府也高度重視藏學研究，這都為我國藏學研究提供了歷史性機遇，現在是我國藏學研究發展的最好時期。

    中國是藏學的家鄉。西藏和其他藏區在中國，我們也擁有最多的藏學研究機構和人才，擁有豐富的各種語言文字的研究資料和實物資料。可以説，我們的藏學研究已經實現了與國際接軌，並在一些領域掌握了話語權。

    但客觀地説，一些國外學者研究西藏曆史已經很長時間，他們的切入點和方法是用現代的方法，而且是用各學科的方法。比如説社會學有社會學的方法，人類學有人類學的方法，很多學者是用綜合的方法來研究，他們的很多方法值得我們學習。

    不管怎麼説，祖國的強大是我們做好一切工作的堅實基礎，相信隨著我國各項事業的不斷發展，我國藏學研究事業必將迎來更大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