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１０月１２日電（新華社記者王宇、雷敏、王培偉）美國國會參議院１１日不顧各方反對，通過了《２０１１年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中國外交部、商務部、中國人民銀行表示堅決反對。此前，美國會參議院曾程序性投票通過該法案立項預案。該法案在得到參議院批准後，還需要在眾議院獲得通過並由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後才能成為法律。

    分析人士認為，美國此舉意圖不但不利於兩國貿易平衡的修復，而且可能在中美這一當前全球兩大最主要經濟體間掀起匯率戰和貿易戰風波，並拖累全球經濟復蘇的步伐。

    人民幣匯率趨於合理均衡水平

    中國人民銀行新聞發言人表示，近年來中國加快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並已取得明顯成效，而美國國會參議院一再無視事實，糾纏人民幣匯率問題，為自身痼疾尋找外部藉口，把經濟問題政治化，這不但解決不了美國國內經濟問題，還將嚴重危害中美經貿關係，損害全球經濟的恢復和平穩增長。

    數據顯示，匯改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已累計升值超過３０％，而自去年重啟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更是累計升值超過７．５％。人民幣匯率正逐漸趨於合理均衡水平，為國際經濟金融穩定作出了重要貢獻。

    央行金融研究所發佈的一份報告也指出，過去三年來，人民幣名義和實際有效匯率升值幅度在國際清算銀行監測的５８種貨幣中，分別排在第１５位和第１２位。

    “將國內經濟不振、失業率居高不下歸罪于貿易不平衡，繼而將貿易赤字與人民幣匯率挂鉤希望以此緩解國內情緒、改變國內的經濟環境，這是目前一些美國政客反復發難人民幣匯率的內在邏輯。”中國國際貿易學會中美歐研究中心主任何偉文指出。

    人民幣匯率並非中美兩國貿易失衡主因

    專家指出，當前全球不平衡問題原因眾多，中美兩國貿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不在於人民幣匯率，中美投資和貿易的結構不同、中美儲蓄率和消費率不同、各國在經濟全球化形成的産業鏈分工不同、國際貨幣體系的不合理等都可能是比匯率更重要的因素。

    “中國對美國貨物貿易存在順差、服務貿易存在逆差，但這是全球産業分工和結構調整的結果，與匯率並無必然聯絡。”何偉文認為，目前中國對外貿易中，加工貿易仍佔據半壁江山，美對華貨物貿易逆差的相當一部分就來自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貿易轉移。

    相關資料顯示，美國失業率、貿易收支狀況與人民幣匯率本身並沒有明顯的關聯。數據顯示，自２００５年中國開啟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升值了３０％，而同期美國的失業率則從７％升到了９％以上。此外，美國國際貿易逆差從２００７年的６５５０億美元下降到２００９年的３６３０億美元，同期美國卻增加了６００多萬失業人員。

    央行報告也指出，匯率並不是中美貿易失衡的原因，美國的出口限制政策是造成中美貿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國作為全球技術領先國家，擴大對中國出口，而非限制從中國進口，是美國解決貿易逆差問題的最好辦法。”報告稱。

    法案或將阻礙全球經濟復蘇步伐

    專家指出，如果美國單方面採取逼迫人民幣大幅升值和提升關稅的做法掀起匯率戰和貿易戰，可能在短期會導致中國出口出現困難，但長期來看，將影響到中國經濟的增長進而影響到全球經濟的復蘇進程。

    “該法案無法彌補美國貿易失衡和失業率高企等問題，相反，它只能損害中美兩國的經濟利益。”國家發改委對外研究所研究員張燕生指出。

    “當前歐美經濟復蘇無力，這時特別需要依靠中國這樣的新興經濟體為其創造外需以渡過難關。”張燕生認為，中美目前互為第二大貿易夥伴，如果中國經濟出現問題，毫無疑問將危及美歐等經濟體的復蘇步伐，全球經濟也會因之陷入更大的衰退。

    “現在是全球經濟緩慢復蘇的關鍵時期，需要的是各方同心協力共同維護好穩定的國際貨幣貿易環境，那種以鄰為壑甚至攻擊和阻礙對方發展的政策，只會讓‘大蕭條’的歷史再度重演。”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和政治研究中心國際金融室副主任張明指出。

    在上個世紀３０年代的大蕭條中，美國總統胡佛不顧政經各界的強烈反對，于１９３０年６月簽署了國會通過的大幅提高關稅的“斯姆特－霍利法案”。該法案被經濟學家認為最終扣響了“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全球大蕭條”的“扳機”，法案簽署後隨即引發全球範圍的貿易戰，繼１９２９年股市狂跌之後，美國及世界貿易嚴重衰退，大蕭條相伴而來。

    “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經濟率先實現了企穩回升，年均ＧＤＰ增速達到９．５％以上，為全球經濟的復蘇起到了重要的拉動作用，如果此時美國向中國掀起匯率戰和貿易戰，最終會把本已開始復蘇的全球經濟再度拖入深淵。”張明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