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艾滋病疫苗研究正在孕育新機遇。
美國今年正在嘗試一項名為P5的研究計劃（痘病毒、蛋白質疫苗、公共機構、私人企業、合作夥伴計劃），投入約為3—5億美元，計劃在未來5—7年，在泰國、南非推行3個大規模疫苗的臨床試驗。
這是兩年前一項重大發現的延續。當時，一種由歐美兩家公司研製的痘病毒初免蛋白加強的艾滋病疫苗在泰國試驗顯示，其可使人體感染艾滋病病毒風險降低31.2%，實現了疫苗可以預防艾滋病的理論驗證。
“如果儘早參與這種國際合作，一旦試驗成功，合作方會因為對研究的貢獻，獲得成果的優先使用權。”在12月1日第24個世界艾滋病日到來之前，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首席專家邵一鳴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坦言，我國整體科研水平仍然有待提高，如果沒有新機制支持更開放的合作，關起門來搞很難有大作為。
國際合作，檻兒太高，門難進
“艾滋病疫苗的研製是一項艱巨的系統工程，不能寄希望於短期內完成，也無法依靠少數隊伍甚至少數國家完成，只有全球聯合起來才能有所作為。”邵一鳴曾在多個場合呼籲。
P5研究計劃支持方包括美國NIH（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及軍隊、比爾蓋茨基金以及兩大跨國藥企巴斯德公司、諾華公司等，但我國很難參與類似計劃。
“對方跟你合作是希望能有所互補。”清華大學和北京協和醫學院教授張林琦坦言，在艾滋疫苗臨床試驗方面，與國外相比，我國還沒吃過螃蟹，比較膽怯，要保守得多。最突出的一點是，根據現行法律法規，不接受國外預防性疫苗到我國進行臨床試驗。大門依然緊閉。
張林琦認為出現上述狀況與我國政府和民眾對國外疫苗進來試驗的看法有關。
“他們認為這是把中國人當‘小白鼠’做試驗，其實美國的很多疫苗是首先在美國國內做一期試驗，但因本土發病率低，需要尋找有特點的試驗現場開展二三期臨床試驗。”張林琦認為，臨床試驗方面的合作不僅僅是對人體開展科學研究，同時包括疫苗的研發、生産、質控、配送，以及臨床試驗的設計、維持、分析、現場的準備，相關社區的組織，以及倫理和知情同意等多個系統，此外還包括在臨床試驗過程中的監測、免疫和病毒的評估。“我們只有合作，才能提高，才能發展，也才能達到國際水平。”
邵一鳴同時認為，允許國外疫苗在我國進行臨床試驗，並不會對國內疫苗研究形成擠佔之勢。“在現階段沒法證明哪種技術路徑最優時，多條腿走路反而更好。”
但如今在疫苗研製領域開展國際合作不光門難進，即便進了門，臨床試驗審批門檻也很高。
臨床研究一直是疫苗研究中最長的階段。邵一鳴一直呼籲，建立鼓勵團隊研究儘早進入臨床研究階段的新藥評審政策。
“我國新藥臨床試驗審批依然沿用‘嚴進寬出’的政策，加上審評人力不足，藥審期平均需1—2年，而歐美採取的是‘寬進嚴出’政策，平均只要3—6個月。”邵一鳴認為，這限制了我國創新藥物研發的速度，降低了國際競爭力，也影響國際合作的吸引力。
國內合作，缺跨項目合作的機制
“現在對我國艾滋病疫苗研究人員來説，不光是研究方向的重要調整點，還是推進更大規模國內合作的契機。”邵一鳴説，艾滋病疫苗這樣的世紀性科學難題，百家爭鳴和聯合攻關同等重要。
為了解決國內創新研究少，重復研究多，單一團隊研究多，合作攻關少，上遊研發和下游開發脫節的問題，2009年2月21日，在第一屆中國艾滋病疫苗論壇上，國內4個大的疫苗合作團隊及3個疫苗評價平臺國際合作自發聯合起來，成立了中國艾滋病疫苗聯盟。
作為發起人之一，邵一鳴希望聯盟實現兩個目標，一是能促進交流，協調合作，減少重復，實現資源共享，二是開展協調合作攻關。誰在哪方面最強就應把優勢力量集中到哪兒去，以保障整個聯盟裏每一個元件都是最好的。這樣才能更好地完成國家任務，也可以更好地參與國際合作。
如今時間已經過去兩年多。邵一鳴説，聯盟的第一個目標實現了，但第二個尚缺乏資源和機制加以推進。
“因為我國科研資助機制是獨立的課題管理，每個課題是獨立的，經費僅夠既定目標研究，聯盟本身沒有經費，課題間的合作缺乏資源。”邵一鳴建議，在大科學計劃中，應參考美國NIH組織大科學計劃的經驗，除獨立課題研發的經費外，還應設立促進課題間合作攻關的經費預算。
NIH自身有一筆很大的經費，並建立了疫苗臨床試驗網絡。由它支持的約十個疫苗團隊可使用該網絡去做臨床試驗，由統一管理的臨床試驗人員對所有數據做分析，為疫苗血樣統一做實驗測試，對研究結果統一進行專業化的統計分析。這也是邵一鳴對中國艾滋病疫苗聯盟的最初設想。
從事艾滋病病毒模型研究的趙晶（化名）則認為目前科研評價機制不利於大合作。
“從講師到副教授到教授，晉陞都需要有項目、文章，但目前單位評職稱，只有第一作者和通訊作者算科研成果，項目負責人才能算考核業績。”趙晶説，這意味著要獲得成果，就要去組建自己的小團隊。
“其實我挺想跟著大部隊走，讓我單打獨鬥，不光得自己摸索，也浪費資源。”她建議調整對參與大科學合作科研人員的考核，比如評副教授時論文作者排前三名就算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