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稅收收入的增長高於經濟的增長？
——專訪中國社科院財政與貿易研究所所長高培勇

    新華社北京１２月１２日電（記者 何雨欣、徐蕊）根據財政部最新發佈的數據，今年前１１個月，全國財政收入９７３０９億元，同比增長２６．８％，其中稅收收入８５２１６．４億元，同比增長２４．７％。

    如何看待稅收收入的增長高於經濟的增長？我國的稅負水平究竟如何？如何看待稅收與物價上漲之間的關係？如何看待中國位居福布斯全球稅負痛苦指數排行榜第二位？

    針對這些問題，中國社科院財政與貿易研究所所長高培勇近日接受了新華社記者的專訪。

    問題一：如何看待稅收收入的增長高於經濟的增長？

    記者：眾所週知，稅收收入是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從理論上講，經濟稅源的規模就是ＧＤＰ的規模，稅收收入應與ＧＤＰ保持基本同步。近幾年，我國稅收收入增長高於經濟增長的現象持續出現，應該如何看待？

    高培勇：應當説，我國稅收收入的增長高於經濟的增長是從１９９４年開始的。一個很重要的決定因素，是１９９４年我國實行了稅制改革。

    １９９４年稅制改革之前，我國的稅制尚處於初建階段。相對於市場經濟體制，很不規範。從１９９４年起，才逐漸建立起比較規範的稅收制度。稅收制度的相對規範，為稅收收入的持續增長打下了基礎。

    再一個因素，就是納稅意識。在改革開放之前，我國的老百姓個人基本談不到納稅意識。而且，那時候的輿論導向，也是社會主義國家不向老百姓個人收稅。可以説，真正讓老百姓感受到稅收，在老百姓的生活中融入稅收，也是從１９９４年開始的。

    第三個因素，就是稅收徵管。１９９４年之前，我國稅務機關的徵管水平是相對偏低的，稅收實徵和應徵之間的比例大約只有５０％。在１９９４年之後，嚴格意義上的稅收徵管體系才逐步建立起來。作為一個必然結果，稅收實徵率開始上升，現已達到７５％以上。這種變化奠定了１９９４年以後我國稅收收入高速增長的基礎。

    稅收收入的增長高於經濟的增長，我覺得應該從兩部分考慮，一方面，稅收收入的增長應該與經濟增長直接挂鉤。從歷史經驗上來説，稅收收入的增長應該略高於經濟增長。在１９９４年以前的很長一個時期，我國稅收收入的增長是慢于經濟增長。故而，在一定意義上講，１９９４年以後，稅收收入以高於經濟增長的速率增長帶有補償性質。

    另一方面，我國稅收制度雖然逐步建立，但稅制結構有很大的不均衡之處，有些經濟領域稅負比較高，有些則較低，甚至有些領域稅負為零。換言之，我國現行的非均衡的稅收制度佈局，使得經濟結構與稅制結構之間並不呈現一種直接的對應關係。

    問題二：我國的稅負水平究竟如何？

    記者：現在國際國內有很多聲音，包括質疑，認為我國的稅負重，我國的稅負水平究竟如何？

    高培勇：這個問題要從宏觀稅負談起，宏觀稅負是目前國際上通行的衡量稅負水平的標準，是指稅收收入佔ＧＤＰ的比重。然而，這説的只是總量，沒有涉及結構，更沒涉及我國現實的特殊國情。

    在我國，目前，可以計算稅收總量的口徑大致有三個，一是純稅收收入，這是最窄的口徑。二是財政收入。三是所有政府收入，包括政府性基金收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社會保險基金收入等渠道，這是較寬的口徑。

    從橫向比較來看，我傾向於用較寬的口徑與國際做比較，得出的結論是，目前，我國的宏觀稅負水平雖不能算低，但絕不是世界最高的，它低於工業化國家平均水平。

    從縱向比較來看，１９９４年之後，在稅收收入增長持續快於經濟增長的情況下，宏觀稅負水平肯定會呈現逐年提高的景象。這是必須承認的基本事實。

    問題是如何評判？我傾向於把稅負水平與商品價格相比照，將對商品價格高低的判斷理念引入到稅收水平高低的判斷。也就是把稅負水平與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水平挂起鉤來。正如商品價格無所謂絕對的高與低，總要用“物有所值”來評判一樣，老百姓所承擔的稅負水平，也要從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是否“物有所值”中去評價。因為，老百姓之所以要交稅，最根本的理由是讓政府利用稅給自己提供公共服務，稅負的高與低要與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水平挂鉤。

    坦率地説，目前我國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與老百姓的期望還有相當的距離。一方面稅收收入逐年增長，另一方面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水平沒有按照稅收增長的水平而相應提高，這可能是百姓感覺稅負重的直接原因。

    因而，隨著稅收收入的逐年增長，宏觀稅負水平的不斷提高，政府必須加快自身的改革步伐，不斷提高公共服務水平，滿足百姓的期望。

    問題三：如何看待稅收與物價上漲之間的關係？

    記者：目前，我國的物價水平仍處於高位，有觀點認為稅收因素一定程度上推高了物價，應該怎麼看待二者之間的關係？

    高培勇：商品價格的主要構成因素有三個：一是成本，二是利潤，三是稅收。由此可見，稅收是內嵌于商品價格的重要因素，稅收往往是按商品價格的一定比例徵收的，也就是比例稅。所以，隨著物價水平的上漲，稅收也會相應提高。反過來，稅收的增長也會相應推高物價。

    稅收與物價之間的這種密切聯絡，在世界上普遍存在。但在我國有特殊之處，那就是我國的稅制結構有所不同。我國的現行稅制體系中，７０％以上為流轉稅，也就是間接稅。其餘的不足３０％為所得稅等直接稅。大家知道，能夠進入到商品和服務價格中的稅收一般而言是流轉稅或間接稅。

    這種稅制結構與工業化國家差別較大。在後者的稅收體系中，佔較大份額的是所得稅和財産稅等直接稅。所以，即便同樣的宏觀稅負水平，但因稅收結構的差異，稅收進入到價格的程度是不同的。我國稅收收入總量的７０％都有可能進入價格，而在一些國家，可能只有３０％。由此可見，我國的稅收對價格形成的影響無疑更大。

    正因為如此，在我國，減少流轉課稅、相應增加所得稅和財産課稅，從而優化稅制結構，構建一個相對均衡的稅制體系非常必要。這樣稅收與物價的關聯是可以弱化的。

    問題四：如何看待我國位居福布斯全球稅負痛苦指數排行榜第二位？

    記者：在福布斯２００９年發佈的全球稅負痛苦指數排行榜中，我國位居第二位，應該如何看待？

    高培勇：任何排行榜背後都有自己的評價指標與評價辦法，排名也會有所不同，福布斯排行榜有自己的一套完整的評價體系，對此應該客觀看待。

    福布斯排行榜對世界範圍內的國家採用了同樣的評價體系，但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國情，這種國情突出表現在稅制結構上。福布斯評價的主要稅種是世界範圍內的主要稅種，但是具體到國家的重要程度和在整個稅制體系中的位置是有很大差異的。

    舉例來看，福布斯排行榜將個人所得稅作為一個很重要的指標，個稅在美國稅收體系中佔４０％，但在我國稅制體系中只佔６％左右，再看增值稅，在美國幾乎沒有增值稅，但我國４０％左右都是增值稅。所以，用一個統一的評價體系對世界範圍內的國家做評價，既有合理的成分，但也可能出現偏差。對此應當在參照、借鑒的同時，針對我國的特殊稅情和國情做具體的分析。

    福布斯排行榜的評價標準是基於世界各國帶有共性的稅收格局，體現出了世界各國稅制發展的方向，對我國的借鑒意義是，我國稅制改革和調整也要適應世界稅制格局的規律性。

    目前，我國的經濟總量已經位於世界第二，但必須承認的是，我國的稅制結構仍比較落後，我們要看到我國與世界通行稅制格局的差異性，不斷完善稅制結構。在此基礎上，研究構建一個適合我國稅情和國情的有關稅負水平的評價標準和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