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面對複雜多變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和國內經濟運行新情況新變化,必須繼續抓住科學發展這個主題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條主線,牢牢把握擴大內需這一戰略基點;牢牢把握髮展實體經濟這一堅實基礎;牢牢把握加快改革創新這一強大動力;牢牢把握保障和改善民生這一根本目的。
總基調 為何要穩中求進
是中央根據國際國內形勢變化作出的實事求是的科學決策,為未來10年甚至20年的平穩較快增長創造條件
“‘又好又快’是我們長期追求的發展狀態。歐債危機的演化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對我國經濟下行的壓力不可小覷。確定‘穩中求進’的總基調,是中央根據國際國內形勢變化作出的實事求是的科學決策。”國務院參事室參事湯敏接受記者採訪時説。
今年以來,世界經濟增長放緩,國際貿易增速回落,國際金融市場劇烈動蕩,各類風險明顯增多。展望明年,世界經濟形勢總體上仍將十分嚴峻複雜,世界經濟復蘇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上升。因此,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明年經濟工作的總基調是“穩中求進”。
歐美等主要經濟體都受到債務危機的困擾,明年經濟增速可能進一步放緩。在外需面臨下滑風險的同時,國內受房地産調控等因素影響下,投資增速可能進一步下滑。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副院長白重恩認為,明年經濟增速下行的風險加大,在增長方面應當“穩”字當頭。
所謂“穩”,就是要保持宏觀經濟政策基本穩定,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保持物價總水平基本穩定,保持社會大局穩定。
“物價壓力回落之後,保持宏觀經濟的平穩——平穩的經濟環境、平穩的政策環境就很重要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長巴曙松對記者説。他分析認為,通常只有在經濟回落的通道中,才會産生轉型的內生動力和改革的共識,在一個平穩的環境也容易形成經濟新的增長點,包括利率、匯率的調整,資源要素價格的調整,農村金融服務的調整。
所謂“進”,就是要繼續抓住和用好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上取得新進展,在深化改革開放上取得新突破,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
“‘求進’,中央強調的其實是加快結構調整和經濟轉型。”白重恩説,“當前‘求進’的核心是擴大內需,切實提高最終消費在國民經濟的比重。”
“明年把保持經濟的平穩較快增長放在首要地位,就是説要通過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來支持經濟的平穩較快發展,同時要鞏固今年抑制通脹的成果。這個變化是根據經濟運行的實際所提出來的具有針對性的戰略決策。”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説。
他分析認為,當前的宏觀調控順序調整為“穩增長、控物價、調結構”。由於今年通貨膨脹壓力很大,所以在宏觀調控上,不得不把抑制通脹放在宏觀調控的首要地位,相應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有所放鬆。隨著今年下半年和明年通脹的壓力有所緩解,應當適時地把宏觀調控的重點轉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上。也只有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才能夠實現既抑制通脹又保持穩定增長這樣一個雙重目標。
“轉變發展方式,是要解決經濟運行中間的一些深層次矛盾,要調整經濟結構裏重大的扭曲關係。如果實現發展方式轉變上有突破,我們不僅能夠在明年保持物價穩定,而且能夠實現穩定的經濟增長,還能為整個‘十二五’和未來10年甚至20年的平穩較快增長創造條件。”鄭新立強調。
擴大內需 為何是戰略基點
長期支持我國高增長的外貿今後對經濟拉動將減弱,中國經濟的增長必將主要靠內需來拉動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必須繼續抓住科學發展這個主題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條主線,牢牢把握擴大內需這一戰略基點,把擴大內需的重點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發展服務業、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來。
有分析認為,當前經濟結構存在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消費需求不足,經濟增長過於依賴投資需求。改革開放以來,剔除價格因素後我國投資需求每年的增長率都在13.5%左右,這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差不多一倍。在國際社會,經濟增長10個點中消費需求會佔6到7個點,而我國與此相反。另外,在2003年到2007年間我國平均經濟增長率是10.6%,這裡面有2.6%是出口貢獻的。
“‘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原因中,非常重要的一條就是國際市場波動對本國經濟增長的穩定性的影響太大。要擺脫對外需的過度依賴就需要發展內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制度和技術創新的能力。這不是短期的政策能解決的,需要長期通過制度的變化來解決。”北京大學副校長劉偉説。
“發展方式轉變最重要的就是降低投資率、提高消費率。如果‘十二五’期間能使居民消費率提高10個百分點,即由現在的34%提高到44%,那就意味著我們每年能新增一兩萬億元的商品銷售。”鄭新立説。
去年,我國的投資率上升到48.6%的歷史最高水平,比前年又提高了1.1個百分點,而且最終消費率第一次低於投資率,只有百分之四十七點幾。這意味著,去年我們生産的産品裏面有將近一半是用來擴大再生産的,老百姓消費比投資的還要少,這種結構處在極度扭曲的狀態,是不可持續的。
在拉動國民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由於歐美弱增長對我國出口的帶動還將回落,長期支持我國高增長的外貿,今後對經濟拉動作用將減弱,中國經濟的增長最終必然要靠內需。“內需包括消費和投資。我國的消費潛力非常大。中央提出‘穩中求進’,最可靠的途徑是增加消費,因為消費增長有別於投資的最大優點是平穩。投資可能大起大落,消費真正激發起來的話,就能保持國民經濟長期平穩增長。”巴曙松對記者説。
在擴大消費方面,減稅措施明年會發揮比較好的效果。中小企業和居民稅負減輕,能夠為消費提供一定的支撐。此外,我國可以通過發展消費信貸、培育新的消費熱點等途徑擴大居民的最終消費。文化、休閒、汽車等消費市場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在合理控制的前提下,居民的住房需求也應該得到更好滿足。
白重恩認為,明年財政支出規模可以適當擴大,在這個基礎上應該加大民生領域的投入,更加重視民生投入的效果。在民生支出上,一方面要更加重視效果,比如教育支出,更應該考慮的是公平,重視農村、農民工子女的入學,另一方面也要重視是否可以持續,要考慮到我國今後將會進入老齡化社會。只有民生領域投入的規模和效益提高了,增加了居民的收入,減少了老百姓的社會負擔,增強其對未來的安定感,擴大消費才能具有基礎。
實體經濟 戰略意義何在
只有實體經濟發展了,經濟增長才能平穩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牢牢把握髮展實體經濟這一堅實基礎,努力營造鼓勵腳踏實地、勤勞創業、實業致富的社會氛圍。
“只有實體經濟發展起來,經濟增長才能平穩。”巴曙松説,實體經濟的投資主體是基礎設施、房地産、製造業。房地産調控後持續回落,基礎設施也不可能再大規模擴張,因此就是要扶持製造業發展,提高競爭力,通過創新也好,通過稅收的扶持也好,通過結構性減稅也好。這也屬於“穩中求進”中“穩”的部分。
“實體經濟盈利空間受到擠壓,是我國宏觀經濟中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明年一定要通過降低中小企業稅費、理順能源資源價格機制等方面,真正讓做實業的企業有奔頭。只有這樣才能避免産業‘空心化’。”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孫立堅説。
今年中小企業經營難的問題非常突出,實體經濟經營環境惡化。不少資金進入戰略性新興産業,但由於沒有核心技術,實際上也沒有取得很好的業績,真正的盈利是通過委託貸款等形式,做新興産業實際上只保留了一個殼。
中小企業資金緊張最為突出的表現之一,就是個體經營投資總額出現大幅度下滑。今年1—9月投資總額同比回落了16%左右,部分中小企業停産。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劉元春認為,原因在於:一是總量性貨幣政策收縮導致資金投放偏向性效應加劇,使缺少資本金、抵押品和資信的中小企業融資難;二是資源性原材料和基礎産品價格的上漲進一步壓縮了部分沒有轉型的中小企業的利潤,使其內源性資金來源更為緊張;三是大量資金流向泡沫領域。
分析認為,經濟泡沫的持續和數量性貨幣政策的調控,直接導致中國金融資源虛擬化,監管套利誘發影子銀行大行其道,中國金融資源的錯配與金融價格的扭曲快速惡化,資金對於實體經濟增長的支持大幅度弱化。經濟出現明顯分化——虛擬經濟大量侵蝕實體經濟的利潤,上遊壟斷性基礎産業大量侵蝕下游生産性産業利潤,大中型企業與中小型企業在融資環境和財務績效等方面發生分化。
因此孫立堅認為,目前“中小企業融資難”的根源不在於貨幣政策收緊和成本上漲,而在於經濟泡沫和金融扭曲導致的套利收益遠遠大於正常經營的收益,導致中小企業資金搬家到泡沫領域。今後,金融機構應響應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號召,把信貸資金更多投向實體經濟,特別是“三農”和中小企業。
宏觀政策 如何預調微調
必須統籌處理速度、結構、物價三者關係,特別是要把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有效防範經濟運行中的潛在風險放在宏觀調控的重要位置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明年的經濟工作必須統籌處理速度、結構、物價三者關係,特別是要把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有效防範經濟運行中的潛在風險放在宏觀調控的重要位置。要深入分析經濟發展和運行趨勢變化,準確把握宏觀調控的力度、節奏、重點。
明年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了今年宏觀調控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在具體實施上,應當更側重於把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有機結合起來,圍繞轉變發展方式的任務,通過財政政策引導信貸的投向,引導社會資金的投向,把整個社會資金包括銀行的資金,引導到結構調整所需要的方向上來,引導到轉變發展方式所需要的行業上來。”鄭新立説。
他認為,這樣既消化了銀行過剩的流動性,有利於緩解通脹的壓力,同時又把這些資金集中使用到轉變發展方式所需要的方向上來,具體來説,就是把資金引導到戰略性新興産業、服務業、農業現代化、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海外投資上來。
“對明年的通脹壓力,我們仍然不能掉以輕心。”孫立堅説,當前,央行通過採取下調存款準備金率的辦法釋放一定的流動性,然後有通脹則發行較大規模的央票來回收流動性。“我認為,這種辦法是非常可取的。表面上看,這種技術性操作對流動性規模的改變不大,但實際上給今後貨幣政策的操作預留了一定的空間。因為目前存款準備金率已經到了一個難以上調的高度。明年在貨幣政策方面,我們還是要以穩為主,不能過於頻繁地使用貨幣政策工具,更不能採取相對寬鬆的貨幣政策。”
在貨幣政策的操作上,專家認為,採取存款準備金率調整還有一定的空間,但當前最好不要採取降息的措施。當前我國負利率的狀況還沒有改變,如果降息的話,可能會造成進一步的金融扭曲和資金錯配。
湯敏認為,明年的通脹壓力仍然不小,要在防通脹與穩增長之間取得平衡,實際上有一定的難度。今年最後幾個月CPI雖然有比較顯著的下滑,但這其中有季節性因素,也有統計上翹尾因素逐步減小的原因。因此,物價調控的基礎還很不牢固。今後國際糧價可能繼續走高,大宗商品價格也可能繼續攀升,我國的勞動力成本也會上漲,這些因素都決定了我國調控通脹的壓力仍然非常大。國內流動性過剩的問題還客觀存在,明年貨幣政策絕對不能放鬆。
貨幣政策不能放鬆,但是對中小企業和“三農”領域還是要網開一面。因此,貨幣政策必須更具靈活性和針對性。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蘇明表示,明年積極的財政政策,相比今年還需要有一定的調整。比如,針對經濟增速可能出現下滑的態勢,要加大結構性減稅的力度,尤其對中小企業的稅費一定要減免和規範,在流轉稅方面還可以出臺一些減免的措施。財政資金的投入一定要和結構調整結合起來,通過財政資金的投向更好地引導産業結構調整。比如,財政資金可以更多地用於支持戰略性新興産業的發展,並對這些行業的企業進一步減免稅收。
對於地方債務問題,專家分析認為,中央在清理和規範地方融資平臺的同時,不能對地方債務採取完全“封死”的做法,而是要採取疏導的辦法。目前我國地方債務規模並不算大,只要處理得當,風險完全可控。明年可在四省份試點自行發債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試點範圍,使得地方政府既能夠獲得正常的融資渠道,也可保證融資方式和規模更加公開透明。
“全球化時代中國經濟跟外部經濟的互動非常密切,要靈活地針對外部的不確定性,及時做調整。2012年不確定因素比較多,走向不一樣,我們內部的調整也就不一樣。”巴曙松説。比如歐美會不會再次大規模啟動量化寬鬆?如果不啟動,經濟繼續回落,國內擴大內需的力度還要加碼;如果量化寬鬆,導致流動性氾濫,熱錢流入,就是另外的問題了,準備金率下調的空間就不大了,還得對衝。(記者鄧建勝、李麗輝、沈寅、劉先雲、熊建、林麗鸝、馬冰一集體采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