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謠言的氾濫，將會給社會帶來怎樣的危害？防治網絡謠言，應該從何做起？本報記者就此採訪了法學、社會學等領域的專家學者。
網絡謠言是為害甚廣的社會“毒瘤”
“網絡謠言具有隱蔽性、炒作性、攻擊性、報復性、宣泄性、誘惑性、強迫性等特點，已成社會‘毒瘤’。”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夏學鑾認為，我國的網絡文明發展還處於初級階段，網絡謠言很容易成為引發社會震蕩、危害公共安全的因素。
貴州甕安事件中，有網絡謠言説“三名嫌疑犯都是當地領導幹部的親戚”，“死者叔叔帶到警察局問話被打死”；湖北石首事件中，有網絡謠言稱，“死者是在知曉當地公安局長、法院院長夫人同永隆大酒店老闆走私販賣毒品後被害的”；浙江“錢雲會”案件中，有網絡謠言説“錢雲會是被謀殺的”……“幾乎每一次社會不安現象的出現，都有謠言的鼓動和伴隨。”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陳柏峰表示，網絡謠言嚴重威脅社會穩定。
同時，網絡謠言還會損害公眾的人身安全和財産安全。近日，甘肅蘭州出現食鹽“漲價停産”等謠言，引發了新一輪搶鹽風波。部分市民輕信謠言，開始大量購買食鹽，很多商場、商鋪的食鹽被搶購一空。搶購到鹽的人短期吃不完造成浪費，而真正需要鹽的，尤其是一些餐飲機構，又因搶購買不到鹽。陳柏峰説，“與事實偏差較大或完全相左的謠言謊話，借助網絡和個別不負責任媒體的傳播，很容易誤導不明真相的網民，損害許多公眾的利益。”
網絡謠言之所以能夠傳播，很大程度上是謠言的製造者利用了一些人的心理弱點。中國社會學學會副會長、天津社會科學院首席專家潘允康表示，有些人喜歡求新、求奇，常常抱著“別人不知道的我知道”的心態，以尋求刺激；有些人則是從眾心理，“別人知道的，我也應該知道”；當然還有一些人的素質不高，缺乏基本的分析能力和判斷能力，即使有些謠言毫無邏輯、漏洞百齣也信以為真。
潘允康進一步表示，有些網絡謠言可稱得上是“妖言”，極具蠱惑性和危害性。它利用人們的心理弱點，如同引誘人們吸食毒品一樣，慢慢地讓人“上癮”，麻醉人的神經，擾亂人的生理功能，讓人的心理也變得越來越不正常、不健康，進而破壞家庭、誘發犯罪，敗壞社會風氣，危害社會正常秩序。
上海市委黨校副教授上官酒瑞認為，互聯網是把雙刃劍，在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同時，也成為一些人憑空捏造、傳播虛假信息的工具，成為造謠、傳謠的載體，比如“謠鹽”風波、“軍車進京”等謠言就是借助網絡平臺得到了快速傳播。網絡謠言的産生，可能迎合了社會轉型期一些人內心的不安全感和不確定性，但諸多事實表明，各種網絡謠言的滋生、擴散和傳播，不僅損害了公民權益，擾亂了社會秩序，引發了公眾恐慌，而且破壞了政府公信力，損害了政府形象。如果網絡空間中謠言橫行，每個人都可能成為受害者。上官酒瑞表示，整治網絡謠言是人心所向、法治要求。
造謠傳謠不是言論自由
中央黨校社會學教授吳忠民認為，公民享有言論自由，政府應該以寬容、包容、虛心的態度，暢通社會公眾正常的意見表達渠道，保障公民言論自由，自覺接受社會監督。但是，社會公眾在享受言論自由這一基本權利的同時，也應該承擔社會責任，履行公民義務，自覺抵制網絡謠言，維護輿論環境，根除網絡謠言存在的土壤。
夏學鑾表示，網絡雖然為人們的交流提供了載體和工具，但網絡聊天還是要從人們的嘴裏説出去，網頁留言也要靠人們在鍵盤上敲打進去，一言一語都是人們思想的反映。虛擬社會依託現實社會而存在，虛擬社會的行為主體仍然是現實社會中真實存在的每一個人。因此，每個人在現實社會中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並不會因為自己存在方式的變化而改變或消失。
針對“網絡謠言也是言論自由的表現”這一觀點，潘允康表示，首先，自由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自由應該是符合國情、有益於經濟社會發展的自由，即使是在西方社會，如果有言論、謠言影響到社會的穩定與發展，也會受到制裁。因此，網絡謠言並不屬於自由的範圍。其次，自由應該是在既有的法律制度框架內，享受不侵犯他人合法權益的權利。人是生活在社會之中的，人的社會化以及取得公民資格的最起碼條件，就是要遵守法律規範，正確處理社會關係，遵守道德底線、法治底線和事實底線。謠言往往都是有所指向的，無論是針對人還是事件的謠言，都難免會侵害他人的正當權益，危害社會公共秩序，因此，這不僅僅是違反社會道德的，也是違反法律的，不僅應該堅決抵制，而且應該受到相應的制裁。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支振鋒認為，網絡謠言不僅在我國出現，在世界範圍內也是一個亟待治理的問題，幾乎沒有哪個國家能對網絡謠言免疫。他舉例説，韓國數名藝人不堪網絡謠言的壓力而輕生；大地震後的日本，謠言90%來自網絡。支振鋒表示，“言論自由”不應該是網絡謠言得以豁免的保護傘。從國際上來看，韓國和日本紛紛表示要出臺相關法律來治理網絡謠言，英國也試圖以隱私等相關法律來揭開匿名這一“互聯網斗篷”，美國則宣佈“數字世界將不再是一個沒有法律約束的疆域”。
剷除網絡謠言需要全民行動
互聯網不是法外之地，這是一個常識。隨著互聯網與經濟社會聯絡的日益密切，網絡不再是虛擬空間，而是現實生活的一部分，是現實生活的延伸。在互聯網中活動的每個人，在現實生活中都能一一找到對應。惡意編造傳播網絡謠言，對現實生活造成的衝擊真實可感，一點也不虛擬。
為此，吳忠民指出，應將遏制網絡謠言在內的社會輿論監管納入法治軌道，形成常態化的監管機制，依法加強互聯網管理，依法追究網絡謠言製造者和傳播者的法律責任。
南開大學法學院講師向波表示，從法制建設角度來説，剷除網絡謠言首先要界定網絡謠言的概念、由誰來認定；其次，要健全法律，使得互聯網信息相關的法律與治安管理處罰法、刑法規定相銜接，完善法律責任追究制度，遏制網絡謠言的滋生與傳播。另一方面，也要加快徵信體系建設，在互聯網上倡導誠信意識。
徒法無以自行。支振鋒表示，消除網絡謠言，更要遵循法治的要求辦事，尤其是當公民個人或者組織受到謠言的傷害時，應該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捍衛自己的權利；而如果造謠誹謗，網絡謠言的始作俑者也要承擔相應的民事、刑事責任，或者接受治安管理處罰。
除了法制建設外，政府的信息公開也是必要舉措之一。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莫紀宏表示，治理網絡謠言，最有效的辦法是讓政府信息公開制度真正有效地運轉起來，讓信息公開的速度大於謠言傳播的速度，讓謠言消失在“陽光信息”下，形成政府和社會公眾共同參與的防範網絡謠言的制度壁壘。莫紀宏建議，首先，政府應當與主流媒體協作，建立防範網絡謠言擴散的預防機制，建立專門機構，配備專門人員，建立防範謠言擴散的預警機制；其次，應及時掌握網絡輿情的發展動向，對可能成為謠言的虛假信息加以重點篩選，儘早採取措施來掌控網絡輿情的發展趨勢；最後，當謠言在網絡上氾濫，具有快速傳播的特性時，政府應當及時有效地公開各種對澄清謠言具有重要作用的信息，讓“信息公開”遏止“謠言擴散”。
專家們認為，網絡世界是一種公共空間，治理網絡謠言理應是一種公共行動，徹底凈化網絡空間還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
“對待網絡謠言，全社會應該同仇敵愾，達成零容忍的共識。”莫紀宏表示，謠言是社會公害，與每個人有關。一方面，要加大法制宣傳教育力度，提高公民素質，在全社會範圍內形成“造謠可恥、信謠可悲”的共識，每一個公民都要做到不造謠、不信謠、不傳謠，都要敢於辟謠，和造謠者針鋒相對，不讓造謠者興風作浪、蠱惑人心。
許多專家表示，網站與媒體應該自覺承擔剷除網絡謠言的責任與義務。“為吸引眼球、搶佔賣點，實現經濟效益最大化，是符合市場經濟原則的，但因此而忽視對信息發佈的掌控，對虛假信息視而不見，對造謠傳謠聽之任之，那就是不負責任的表現。”上官酒瑞認為，“為了治理網絡謠言，潔凈網絡空間，網站和媒體不能回避公共使命，應當積極擔當責任，成為良好網絡環境的守護者。這需要加強對各類信息的甄別和監測，盡最大努力對違法信息進行審核，對虛假信息有效過濾，對網絡謠言及時刪除。而且在謠言出現的情況下，必須積極發佈辟謠消息，遏制謠言的放大和傳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