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強音：改革與發展
——黨的十六大以來經驗與啟示述評之一
新華社北京１０月２８日電 新華社記者
編者按：金秋時節，黨的十八大召開在即。回首黨的十六大以來中國走過的非凡歷程，我們經歷了奮鬥的艱辛，耕耘的付出，收穫的喜悅。
十年風雲激蕩，改革與發展的時代強音雄渾鏗鏘，機遇與挑戰的時代考驗發人深省；
十年波瀾壯闊，轉型與堅守的時代呼喚清晰響亮，民主與民生的時代課題深入人心；
十年探索實踐，國情與使命的時代思考更加深刻，旗幟與道路的時代選擇堅定不移；
十年搏擊奮進，偉大工程與偉大事業的時代引領蓬勃興盛，中國進步與世界發展的時代潮流勢不可擋。
從今天起，新華社陸續推出“黨的十六大以來經驗與啟示系列述評”，思考歷史，感受當下，展望未來，梳理十年奮進凝結的寶貴經驗，總結十年拼搏收穫的深刻啟示，激勵廣大黨員幹部群眾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昂揚前進，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
十年發展，中國在並不平坦的道路上闊步前行，成就無愧歷史；十年改革，中國在矛盾凸顯的“深水區”攻堅克難，尋求新的突破。
改革推動發展，發展促進改革。二者有機互動，交匯成新時期最強勁的時代主旋律。
面向未來，開創新的發展局面，必須堅定目標毫不動搖；開啟新的改革征程，需要聚凝力量闖關奪隘。
“中國奇跡”背後的秘密：改革為“中國式發展”提供強大動力
發展的難點在哪，改革的突破口就在哪。
金秋時節，５５歲的譚業君坐在自家炕頭，樂呵呵地翻看著幾本略顯發黃的賬本。
這位吉林省前郭爾羅斯蒙古族自治縣種糧大戶，從２０００年開始記錄家庭全部收支情況。１２年的記錄，見證了一個東北農戶的增收路。
“以前是負數，取消農業稅後日子就好過了，再也沒出現過負數，去年收支相抵節余４６１５８元。”今昔對比，這位老農臉上堆滿憨笑：“原來要往外拿錢交‘皇糧國稅’，現在國家每年補貼２１７０元。”
取消農業稅，標誌著中國施行２６００多年的農業稅賦體制的終結。
鐵犁破土，春雨潤物。
過去十年發生在農村大地上的“千年之變”，又何止一件？孩子上學免學費，醫院看病可報銷，養老有了社會保險……
改革的突破口為什麼再次選擇農村？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兼辦公室主任陳錫文解釋：新世紀之初，我國農民負擔過重，農村社會衝突加劇，城鄉差距持續拉大，拖了中國發展的後腿。
建設全面小康社會，廣大農民怎能缺席？
從“取”到“予”，以農村稅費改革為突破口的城鄉一體化改革釋放出巨大潛力：農民收入步入新中國增長最快的時期，糧食生産打破怪圈實現“九連增”，為中國經濟保增長、調結構、穩物價奠定了堅實基礎。
新一輪農村改革，充分體現了新時期中國改革的一個突出變化——從過去主要體現為自下而上、單項為主的探索性改革，過渡為頂層設計、綜合配套的自主性改革。
中國（海南）改革研究院院長遲福林介紹：從２００４年至今，中央連續發出９個一號文件，主線是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實現了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戰略轉變。
發展無止境，改革無窮期。
駛入“深水區”的改革航船，一直在強烈的憂患意識和清醒的危機意識中破浪前行……
十年經濟改革，“科學發展”成為鮮明主線。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發展方式為主線的經濟體制改革，成為關係我國發展全局的戰略抉擇。
國際金融危機重創世界經濟，面對嚴峻局面，中國不失時機地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利用危機形成的“倒逼機制”，加快資源和要素價格改革，力促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
煤炭大省山西，曾憑藉資源優勢連續多年保持兩位數增長，但在新形勢下，“帶血的煤”給山西發展亮起“紅燈”。重壓之下，山西痛下決心，寧願忍受一段時間的“負增長”，也要摒棄“污染的ＧＤＰ”。
“無論是歷史的教訓，還是現實之需，我們都必須改變黑色發展，尋求改革轉型，從‘快字當頭’轉向‘好字優先’。”山西省委書記袁純清説。
山西陣痛背後，揭示了一個現實邏輯：矛盾倒逼改革，改革推動發展，發展促進穩定。
對此，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名譽會長高尚全説，正是依靠這一良性循環鏈，中國不斷創造奇跡。
十年社會改革，“民生優先”成為最大亮點。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首次提出構建和諧社會。此後，以改善民生、分享成果為主線的社會改革和建設，迅速成為中國的主體性改革。
編織關乎１３億人的社會保障網，被稱為“世界性難題”。隨著改革提速和投入增加，短短幾年，我國社會保障網絡覆蓋面從國有企業擴大到各類用人單位，從城鎮擴大到農村，從單位擴大到城鄉居民。
群眾既是改革的參與者，又是發展成果的分享者。十年來，醫療、住房、教育等民生領域的改革全面推進，不斷刷新歷史紀錄。
十年文化改革，“提升軟實力”成為重要目標。
曾經，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中國不得不面對這樣的尷尬：當中國企業不斷向世界５００強挺進時，文化企業卻拿不出一個名揚世界的品牌代表；當外國人利用源自中國的故事拍成電影成功佔領中國市場時，中國的創意産業幾可忽略不計……這樣的反差，顯然與大國地位不符。
２００３年以來，中國提出“文化強國”，並第一次以中央全會決定的方式做出部署，文化體制改革邁出歷史性步伐。 “十一五”期間，我國核心文化産品出口總額為５６０．９億元美元，同比增長１００％。
文化産業十年跨越式發展，使中國在全球層面上實現了文化實力和經濟實力的有機結合，實現了經濟社會發展帶動文化發展，文化發展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良性循環。
這組數據的背後隱含了一個國家的十年奇跡：ＧＤＰ年均增長１０．７％，遠高於世界經濟年均３．９％的增速；經濟總量連續跨越新臺階，從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人均國內生産總值由１１３５美元提高到５４３２美元，年均增長１０．１％，邁進“中等收入”國家門檻。
“中國奇跡”背後的秘密是什麼？胡錦濤總書記作了精闢闡述：“我國過去３０多年的快速發展靠的是改革開放，我國未來發展也必須堅定不移依靠改革開放。”
“攻堅克難”背後的思考：科學發展對“中國式改革”提出更高要求
成就和變化舉世矚目，矛盾和困難極具挑戰性。
國際金融危機將新生的光伏産業送入嚴冬，“市場沒有了，市長不見了，唯一能見到的是銀行催債的。”胡福林感覺這一切變化仿佛發生在一夜之間。
作為溫州民營企業的標桿性人物，面對突然而至的資金鏈斷裂，被懊惱、自責、無奈折磨了一夜之後，胡福林選擇關掉手機、出國。
這一走，網上關於“眼鏡大王‘跑路’”的新聞鋪天蓋地。“其實，當時只是想儘快離開這煩惱之地，順便到國外籌資。”胡福林説。
幾年前，光伏産業被確定為戰略性新興産業，許多地方政府將其當作支柱産業一哄而上，溫州也被批准建立國家級激光與光電産業集群核心園區。
胡福林回憶：“當初，我出去考察投資環境，不少地方市長親自接待要給我‘零地價’、遷廠補貼等優惠政策，銀行也是一撥撥主動上門推貸，頭腦一熱，就投入６億元。原本想進入電力行業，沒想到我們民營企業還是進不去。”
胡福林的經歷折射出現階段改革的一系列深層困境：壟斷行業門檻過高、政府定位不清、民營企業融資難……
這些問題，常常被喻為改革“難啃的骨頭”，被看成“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是實現科學發展必須跨越的障礙。
理性看待難題，不能脫離時代背景，不能逾越發展階段。
——一些難題的産生，正是因為改革還不到位、不徹底。
天剛破曉，北京兒童醫院門前就有人排隊等待掛號。不一會兒工夫，彎彎曲曲的隊伍排到了３００米開外。一旁做早點的師傅告訴記者，這一幕差不多天天上演，不少從外地帶孩子來看病的家長，為求一號，夜裏乾脆就睡在醫院的走廊或地下車庫。
“我的孩子不過是小感冒，去了兩家社區衛生服務站，都説發燒病例看不了，只能來這裡。”北京的陳女士懷抱三歲的女兒無奈地説。
醫療改革的重要目標之一就是合理配置資源，改變“大醫院人滿為患、小社區門可羅雀”的現狀。顯然，要真正實現“小病到社區、大病到醫院”的目標，改革的路還很長。
——一些難題的存在，是因為政府轉型尚未完成。
近幾年來，隨著政治體制改革有序推進，不少行政審批項目被減了下來；但同時也要看到，政府職能轉變仍然任重道遠，一些政府部門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以行政許可法為例，一些部門不叫“審批制”了，改成“核準制”，其實本質沒變。
政府與市場、政府與企業、政府與公民和社會組織關係不理順，科學發展觀的落實勢必阻力重重。
——一些難題的出現，是因為發展理念的偏差。
“有些人樂於強化發展而淡化改革，因為發展很風光而改革往往要冒風險；但是，沒有改革，哪來發展？”高尚全説，發展經濟變成“招商至上”、城市化變成“樓市化”、謀求“土地財政”公然挑戰樓市調控政策……這都是扭曲的發展觀。
改革與發展的互動，常常以多維方式呈現。經濟社會快速發展，新矛盾新問題必然層出不窮，改革任務也就愈加艱巨：
大學生就業仍舊困難，而“用工荒”年復一年地上演，甚至愈演愈烈；
２０１１年在全球經濟危機影響下，國內實體經濟舉步維艱，但銀行業利潤普遍增長２０％以上；
“史上最嚴”的房地産調整政策實施兩年，某些一線城市仍然屢屢出現新“地王”。
……
這些看似矛盾的事實，都指向一個命題：科學發展對“中國式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
理性面對難題，盲目輕視不可取，消極畏難更不行。
我們必須看到：這些難題的産生有其客觀性、階段性和必然性。
我國所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沒有變，發展中國家的地位沒有變，社會主要矛盾也沒有變。
“我們創造了多少成就，就要準備承受多少挑戰。”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綜合改革司司長孔涇源表示，西方在幾百年中，才解決了七億人口的現代化；中國要用幾十年化解西方幾百年遇到的難題，必然是傳統的痼疾、時代的痛楚疊加交織的過程。
我們必須清楚：在科學發展新階段，改革難題始終繞不開躲不過，迎難而上是唯一的選擇。
昔日輝煌並不代表未來成功。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前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説，中國目前面臨改革與危機賽跑的嚴峻局面，改革可能有“副産品”，但不改革的風險更大。改革不只是揚湯止沸，更要釜底抽薪。
我們必須堅信：只要踏踏實實踐行科學發展觀，難題必將逐一破解。
“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不比發展時少。”改革，既是發展的動力，也是發展的題中之意。踏踏實實踐行科學發展觀，是戰勝前進道路上一切困難和風險的前提。
對於改革遇到的難題，各方眾説紛紜。有爭論，甚至也有質疑。“有爭議甚至質疑並非壞事，問題一旦被正視並形成共識，就會變成催生變革的強大動力。”高尚全説。
“凝聚共識”背後的期待：把改革創新精神貫徹到治國理政各個環節
８月的最後一天，胡兵等來一個好消息：國家出臺意見，要求做好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在當地參加升學考試工作，爭議多年的異地高考改革即將啟動。
１０年前胡兵從安徽來北京經營石材生意，兩個孩子也隨同來北京上學，轉眼即將參加高考。
雖然北京的改革方案要到年底才出臺，但胡兵滿懷期待：“在北京打拼十年，年年交稅，孩子應該符合在這裡參加高考的條件。”
與胡兵的心情形成對比，不少市民開始擔憂：如果外地來京務工人員子女都在北京參加高考，會不會影響自己的孩子升學呢？他們同樣關注著即將出臺的“北京政策”。
歸根到底，“深水區”改革是利益博弈。
國家行政學院決策諮詢部研究員王小廣分析，與改革初期“單兵突進”的普惠式改革相比，現在改革面臨的阻力要大得多，進行綜合配套改革往往觸及深層利益調整。
新加坡學者鄭永年認為，任何改革要想取得成功，第一個前提是取得共識，中國當前的改革尤其如此。
在改革開放進行了３０多年之後，“改革共識”再次成為一個重大而緊迫的命題，擺到全黨、全國人民面前。
凝聚共識——創新精神不能缺失。
“２０１３年起，凡擬新提拔為副科級以上幹部，一律須先接受審計調查，並向公眾公開家庭財産等信息；２０１４年起，新招公務員一律實行聘任制……”最近廣東醞釀的順德區構建小政府大社會綜合改革規劃，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中國浦東幹部學院科研部主任劉靖北教授認為，順德的改革的思路首先是對領導幹部改革創新精神和勇氣的挑戰和考驗。在新一輪改革中，有些領導幹部擔心改革風險大、難度大，在思想上求穩怕亂；有些部門擔心改革會削弱自己手中的權力，對改革敷衍了事；有些地方擔心改革會觸動現有的利益格局，怕得罪人，無所作為。
改革疲勞症、麻痹症、畏難情緒不根除，向前推進必然步履蹣跚。
“把改革創新精神貫徹到治國理政各個環節。”“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這是黨中央基於現實的召喚，又何嘗不是歷史的回聲？縱觀古今中外，大國的崛起、強國的衰落，雖然間或有偶然因素的作用，其必然原因正是改革創新精神上的差距。
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研究過２０多種在歷史上相繼消亡的文明。結論無一例外：不是他殺，而是自殺。原因很簡單：它們失去了改革的勇氣和創新的活力，最終被歷史淘汰出局。
中央黨校黨建專家葉篤初説：“一個喪失了反思能力的國家，怎麼會有前途呢？一個不能居安思危的時代，怎麼會發展和進步呢？”
凝聚共識——改革動力需要強化。
深化改革，必須調動和整合全社會支持改革的力量，形成強大合力。這就要求將頂層設計與發揮群眾首創精神有機結合起來，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這兩股改革動力融為一體。
凝聚共識——重點領域亟待突破。
中央黨校教授辛鳴認為，改革攻堅，難在對改革者自身的改革。“改革本來是要取消部門不合理利益，結果現在有一些立法，往往是以對口部門來牽頭，反而變成了對部門不合理利益的強化與合法化。”
王小廣認為，現在一些改革久推不動，一個重要原因是只針對“增量改革”對象，而無法觸動既得利益群體。如果回避“存量改革”，不打破原有利益格局，就難以取得重大突破。
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能不能突破，既考驗勇氣，也考驗智慧。
凝聚共識——中國特色必須鮮明。
中國有自己的國情，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國家實現過十幾億人的現代化，中國改革絕不意味著簡單地照搬西方體制。
林毅夫舉例説，國際上推行金融體制改革是建立大銀行體系，但對於發展中國家，９０％的生産活動是中小企業和農戶經營的製造業和服務業。如果照搬西方模式進行金融改革，結果８０％的生産活動可能得不到金融支持。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就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做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這是基於中國歷史和國情所作出的歷史性選擇。”辛鳴説。
十年，在歷史長河中不過瞬間，但在一個充滿機遇和挑戰的時代，對於一個奮力追趕現代化的國家，彌足珍貴。
須臾懈怠，可能坐失良機；半點停頓，或將前功盡棄。發展的目標生動而清晰——到２０２０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到本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為了我們的目標如期實現，改革必須永不停滯！（記者汪金福、宋振遠、季明、劉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