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１１月６日電（記者肖春飛、王清穎、李俊）從２００２至２０１２，中國走過十年。
過去十年，波瀾壯闊的時光之河，流淌而過。波瀾壯闊之下，每一朵浪花是否留下了自己的印記？
黨的十八大召開前，新華社“你好，中國”微博采訪團，歷時近兩月，縱橫數萬里，擷取時代的浪花，講述中國人的十年故事。我們走過一座座城市與鄉村，震撼于北大荒墾區的遼闊壯美、帕米爾高原的凜冽朔風；我們銘記了庫區移民故土難離的熱淚、地震災區高齡母親再育子女的磨難、老工業區産業工人重振輝煌的情感……
人，是歷史的主體。過去十年，國家與國人同時改變、合拍前進。一個個人從歷史的舞臺上向我們走來，我們從人身上讀懂了歷史。
致敬，十年
對歷史而言，十年，一瞬之間；但是對於個體而言，十年，卻往往承載著需要一生來咀嚼回味的變化。
遼寧瀋陽鐵西區，我們走進了一間空曠的廠房，時間似乎靜止。一排光柱投射下來，粉塵在其中無聲起舞。這裡曾經焊花四濺、機器轟鳴。如今只余巨大的機器殘骸，銹跡斑斑，觸手冰涼－－但是，這裡曾凝聚了多少産業工人滾燙的情感？
６１歲的孫本平是北方重工的退休工人、工業攝影師，他記錄歷史，更親歷歷史。鐵西有“共和國工業搖籃”美譽，孫本平曾把這間廠房生産的大件拼裝成巨型挖掘設備拍下，放給工人們看。廠房裏沸騰了：“這個零件是我做的！”“那個是我做的！”
曾幾何時，鐵西街頭上下班時塞滿了自行車大軍，身穿各式工裝的産業工人豪邁得就像今天開著豪車。但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鐵西跌入低谷，９５％以上企業虧損，９０％以上企業停産、半停産，１３萬産業工人下崗，鐵西區一度被稱為“中國最大的工人度假村”……
孫本平的廠裏也發不出工資，最淒惶的時候，母親硬塞給他２００塊錢，他不想要，又不得不要－－他實在沒錢了。後來他攥著錢保持著笑臉跟母親告別，一齣門便號啕痛哭。時至今日，講述東北老工業基地下崗工人故事的電影《鋼的琴》，依舊讓鐵西人欷歔不已。
鐵西的轉折，始於２００２年６月１８日鐵西區與瀋陽經濟技術開發區合署辦公。“東搬西建”開始了：鐵西區有希望的老企業，搬到開發區，鐵西區重新規劃，重點發展第三産業，開發區則集中規劃建設先進的裝備製造業聚集區。企業搬遷騰出土地，利用級差地租，獲得土地收益１８５億元，“錢從何來”解決了；經濟結構調整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人往何去”也解決了。鐵西一躍成為東北第一經濟強區，２０１１年，鐵西區ＧＤＰ過千億，公共財政預算收入過百億，同一年，“幸福鐵西”概念提出，目標很明確：人人有穩定工作、家家有較好收入、戶戶有舒適住所、處處有滿意環境、個個有健康身心。
我們來到鐵西時，正值深秋，落葉繽紛，老人們在街心公園曬太陽閒聊。我們知道，每張面孔的背後，都有著奮鬥與夢想。
孫本平現在每月拿著３０００多元退休金，他希望用自己的鏡頭，記錄鐵西與鐵西人的變化：“勞動創造了世界，也改善了自己的生活，這是我們夢寐以求的事情，我們付出了，我們也得到了。”
讓勞動者有尊嚴，國家才有尊嚴。鐵西在瀋陽率先建立了應急救助金制度；如今鐵西零就業家庭動態為零……鐵西人參與老工業基地振興的熱情被激發起來了。在産業工人普遍難招的今天，鐵西子弟對工人這個職業，依然有強烈的認同感。
過去十年，中國發展的最鮮明特點是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許多中國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科學發展觀”，以及科學發展帶來的變化。
有些變化，甚至具有歷史意義的轉折時刻，往往在波瀾不驚中發生，即使身處其中，也未必洞悉深遠意義；但有些變化與轉折，一開始就讓人刻骨銘心。
在陜西神木，我們採訪的每一個當地人，都強調這樣一個日子：２００９年３月１日－－從這一天起，神木縣在全國率先實施全民免費醫療，他們從此不再害怕生病。
５７歲的高社社接受我們採訪時，正坐在神木縣醫院的病床上打點滴。他是神木張板崖村人，多年糖尿病史，２００８年突發腦梗，借錢看病，一度焦慮自己會把全家拖入貧困。現在這種焦慮煙消雲散。我們在病房拍下高社社的住院“賬本”，從２００９年３月１日起，報銷額度涇渭分明，他説：“我想好好多活幾年”。
６２歲的高香魚家住神木鎮南關一村，老人在灑滿陽光的客廳給我們看她的住院紀錄：今年７月２８日到８月２０日，她因急性胰腺炎住院，共花費１５４０２．４元，報銷１４４２２元，自己掏的９８０．４元中，４００元為起付線自費費用，其餘為規定報銷範圍外自費藥物。她提起前些年病逝的兒子，抹起了眼淚，一聊起自己，又綻放出笑容。
在神木，我們感嘆街頭豪車的數量與品種，我們感慨神木普通群眾的恬淡與平和。因為煤炭資源，神木從國家級貧困縣躍升為西北第一縣，免費醫療與教育的財政投入，亦來自地下的“烏金”。
很多人説：神木的免費醫療，是錢砸出來的。但每年不到２億的財政投入，對很多地方而言“九牛一毛”。大手筆民生投入，讓神木有效彌合社會裂痕，信訪下降、幹群和諧，增強了凝聚力，解放了生産力。神木人説：當地沒有娶不到老婆的漢子。
不是每一個地區都有財力來學習神木的做法，但神木縣政府改善民生的責任心和勇氣，是值得其他地方政府借鑒的。量力而行，民生優先，這種改革，又何嘗不會獲得人民支持？
過去十年，中國經濟穩步發展，對普通人而言，能讓他們真切感知溫暖的進步，不是ＧＤＰ的數字，不是高樓大廈，而是收入、醫療、教育、住房、養老、社會保障、食品安全……哪怕只是點滴進步。
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張心亞，上海一名退休教師，過去十年讓她心感溫暖的是：處於社會最底層的智障人士得到了制度關愛。
她有一個智障女兒，過去帶孩子上街，總會遭遇異樣的眼光。２００５年，上海開始在各街道鄉鎮建立“陽光之家”，免費接納智障人士學習，幫助他們走向社會。
張心亞還記得自己第一次走進曲陽社區“陽光之家”的情景：一群自閉的智障孩子，有的低頭在揉自己的衣服，有的怯怯地看著她，有的手舞足蹈、坐立不安。那一瞬間，張心亞決定擔任“陽光之家”的志願者－－這是個很苦的工作，要教會智障孩子一些簡單動作，需要幾十遍、幾百遍甚至上千遍。張心亞堅持了七年，她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志願者也越來越多。
我們來到曲陽社區“陽光之家”時，每一個在這裡學習的孩子，都微笑著朝我們打招呼，眼神清澈，表情活潑。７年來，這裡有２０多個輕度智障的孩子找到了工作，他們排練的舞臺劇《燦爛的陽光》演出一百餘場，甚至還演到了台灣。
對弱者的態度，決定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明程度。過去十年，中國舉辦過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廣州亞運會，張心亞為之自豪，但她倍感親切的是２００７年上海特奧會－－透過特奧會，她看到了一個溫情脈脈的中國。
致敬，幸福
每個時代都有歷史的解讀，每段歷史都有時代的注解。過去十年，社會轉型、價值多元、網絡普及，分歧與融合、失落與幸福、喧嘩與共識……這是一個色澤斑斕的中國。我們在廣袤國土上行走，試圖尋找一個答案：當前中國最需要凝聚的共識是什麼？
“最美媽媽”吳菊萍坐在我們面前，言笑晏晏。這個柔弱的“８０後”女子，挺身接住墜樓的妞妞，瞬間迸發的人性之光，讓國人在這個紛繁複雜的世界裏接受了一次大愛的洗禮。她當時粉碎性骨折的左臂，現在差不多痊癒了，但縮回來時只能旋轉到４５度。她説：“有些改變了，有些不會變，我一直在追求美好生活，一直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來讓家人過得更幸福。”
我們策劃了“當代雷鋒”郭明義與吳菊萍的“杭州論道”，笑稱這是“北方好男人”與“南方好女人”的相會。吳菊萍喜歡這稱呼，郭明義則嘀咕：“我算好男人嗎？”他們有很多不同，吳菊萍恬淡，郭明義激烈，前者形容後者“一個文藝青年，一個老憤青”。相同的是，他們都是家喻戶曉的草根道德模範、基層一線黨的十八大代表，他們都説：“我很幸福。”
吳菊萍與郭明義，他們幸福的理由很簡單：被人需要的時候是很幸福的。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沒有人是一座孤島，人際關係是良性還是惡化的，決定了一個人的生存質量與他的幸福感。
一個“人”字，一撇一捺，互相支撐，才能站立。支撐點是什麼？如果用一個字來回答，這個字無疑是：“愛”。
過去十年，一方面，冷漠、造假、貪婪、見死不救……一些道德淪喪現象，像毒蛇一樣噬咬人心；另一方面，大愛、善良、悲憫、擔當……千百年來紮根民間的仁義善念，始終生生不息。尤其是在網絡上崛起了出自平凡之舉，卻又感天動地的道德力量，它傳承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又展現著新時代的道德價值。若干年後回眸這十年，很多往事或已被淡忘，但這些草根道德英雄仍將被銘記，他們如同道德燈塔，照亮國家與民族前行之路。
真、善、美，永遠比冷漠疏離更有力量，能夠幫助人們超越焦慮抵達幸福。在漫長的行走途中，我們認識了太多讓我們感動的平凡人，我們也一直在思考：在今天，人與人、人與時代、人與國家，如何去尋求彼此認同？
湖北丹江口涼水河鎮，４４歲的李大江站在自家花生地裏，悵然若失。這是他最後一次在這塊土地上收成。這塊土地位於南水北調中線庫區，一年後將被淹沒，淹沒這塊土地的水，將北上三千里，潤澤豫、冀、津、京－－華北大地，能否品出庫區移民心酸與心意？
自從土地承包後，李大江一家就在此耕耘，雖然現在又分了地，仍難捨這塊“熟地”。
我們在庫區見到了太多眷戀土地的移民，現在一些農村“種懶地”，但是在丹江口庫區，卻是另外一番圖景：山坡頭、田角邊能種糧食的種糧食，能種蔬菜的種蔬菜，沒讓地荒著閒著……農民告訴我們：種了一輩子的地，過一年就淹了，地就見不著天了啊……
丹江口水庫的水正在節節上升，淹沒曾經的農田、果園、房屋，還有無數家園回憶。國人自古故土難離，我們觸摸庫區移民的內心，都是一段悲愴遷徙史。即使新居寬敞、生計無虞，但無根飄零的孤獨感，又豈是短時間能夠彌合？
南水北調，是國家夢想，“集中力量辦大事”之下，國家利益與個體利益如何協調？我們在丹江口庫區採訪了眾多“第二次移民”，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南水北調工程上馬，眾多移民的遷徙史艱難沉重。半個世紀後，“以人為本”成為移民搬遷的核心，國家與國民在互相理解中達到利益均衡，共同破解“天下第一難題”。
在庫區，我們看到了漂亮的移民新村、紮實的移民保障，更看到了撫平移民心理創傷的溫情－－一個村一個村整體安置，鄰居、村名、村幹部都沒變，不僅是將人搬過來，還要搬來鄉親、鄉音、村名、習俗、文化，讓他們減少陌生感，增加認同感，更好地接受新環境。
北大荒，一片曾經受過崇高精神洗禮的黑土地，“艱苦奮鬥、勇於開拓、顧全大局、無私奉獻”的北大荒精神，今天還能延續嗎？
這裡有一種對比讓我們深思：一是比比皆是的“為了國家糧食安全”口號，一是近年來陸續建成的墾區職工別墅。北大荒人有更加詩意的表達：“耕作在廣袤田野，居住在現代城鎮”。開著轎車去種地，在這裡成為常態；宏大主題與個體利益，在這裡緊密結合。
６０年前，為了解決新中國糧食問題，一批批開拓者聽從召喚，胼手胝足，用汗水、淚水和鮮血澆灌了這片苦寒荒蕪之地。７２歲的李延儉，山東牟平人，１９５９年作為支邊青年來到紅興隆墾區８５３農場，剛來時住泥巴和樹枝搭成的“馬架子”，蚊子一抓一大把，同來的女孩子們哭聲一片。他們曾經想走，但最後還是選擇了堅守。他們在這裡日夜勞作、戀愛結婚、生兒育女，深深紮根。這一代人正在老去，他們真的無怨無悔嗎？李延儉站在自家窗戶前，指著外面的建築告訴説：“只要想起這一切都是我們這些人在千里荒原上創造的，我就深感幸福！”
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北大荒有一位糧食保管員，日夜看管著山一樣的糧食，卻不曾拿過一粒放進嘴裏，終因長期食不果腹，餓昏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山一樣的糧堆旁……李延儉給我們講了這個真實的故事，他問我們，也在自問：“現在的人還能理解嗎？現在的人會嘲笑嗎？時代變化了，不會再要求一個人去做這樣的事，但精神與文化，難道不是一個國家和民族偉大的力量嗎？”
楊連廣、李金鳳，瀋陽鐵西區一對幸福的金婚夫妻。夫妻倆都是普通工人，１９６２年結婚後一直住在鐵西工人村一套４８平方米的房子裏。工人村是新中國第一個工人集中居住地，１９５２年由國家投鉅資建設，一式的三層蘇式紅磚悶頂樓房，率先通電、煤氣、暖氣，搬進工人村的産業工人，成為那個時代最令人羨慕的群體。他們至今還驕傲地説：“那時的工人村就是今天的別墅。”
上世紀九十年代後，鐵西區陷入困境，工人村也因為年代久遠成為危房，居住條件惡劣，成為名符其實的“蝸居”。鐵西經濟“鳳凰涅槃”後，大規模的舊區改造隨之進行，新建商品住宅鱗次櫛比，世界重度污染城區的鐵西，贏得了“聯合國全球宜居城區範例獎”。政府如是承諾：絕不會讓那些對新中國有過巨大貢獻的産業工人住不起新房！原住戶回遷比例達到８０％，楊連廣夫妻花了６萬３千元回遷到一套８０平方米的新居。今年５月，楊連廣、李金鳳夫妻喬遷新居，樓盤叫“工人新村”。
楊連廣的新家很好認，他特意挑了１８層頂層，在天臺上豎起一面印著“中國”二字的紅旗。老人説：“我愛我的國家！”
這是一個普通勞動者對國家的認同！
致敬，未來
時間腳步，永不停歇。中國走過十年，中國繼續前行。我們對於時代變革的喜與憂，最終落在人的層面才有價值。
我們很難忘記在一個午後走進映秀鎮幼兒園的情景：面孔嬌嫩的孩子們在熟睡，房間裏充滿了甜蜜的鼾聲。這裡曾是汶川大地震震中，這些孩子都是地震後出生的，相當一部分來自再生育家庭，他們彌補了父母的創傷。
張麗，映秀郵局職工，４年前失去了１２歲的女兒，她渴望再做媽媽，但一直懷不上，試管嬰兒，輸卵管腹通術，中藥……足足折騰三年，快絕望時，懷上了，每天小心翼翼，下班馬上回家躺著。去年她３８歲，生下兒子郭子豪。她抱著兒子讓我們拍照，一會兒就抱不動大胖小子了。在她家裏，當弟弟的小胖手撫摸著永遠１２歲姐姐的照片時，我們熱淚盈眶。
這樣的家庭在映秀還有很多，面對重災巨創，這些柔弱的身軀中吶喊出“生”之頑強。如今，地震造成的山體潰塌傷痕猶在，但什麼能阻止這片土地的生生不息？
中國的未來，在一代代中國人身上。
朱雪芹，全國人大代表，她這十年所獲得的榮譽證書，一面墻都貼不下。但是誰能想到，十年前她還是一個縫紉女工？“２００１年底，我從日本進修回到上海的服裝廠，在流水線上做副領班，為了説服姐妹們選擇先進的管理模式，和她們打賭ＰＫ，如果我贏了，就聽我的；如果我輸了，就重新回到生産線上做普通女工，就像電視劇《打工妹》裏的那個趙小蕓……最後我贏了。”
這位從蘇北貧困農村來到上海打工的農家姑娘，相貌甜美，聲音溫柔，骨子裏卻刻滿了“自強不息”。閒暇時別人逛街、打牌，她留在宿舍看書，晚上為了不影響室友休息，她用被子掩著檯燈……２００８年，朱雪芹當選上海市首位農民工全國人大代表。當她把這一消息告訴遠在農村老家的父母時，老人喜極而泣。
“農民工在城市打工，會有強烈的心理落差，尤其是新生代農民工，但我一直激勵、未來也會激勵大家：只要努力，就能實現夢想。”朱雪芹説。
跟父輩相比，今天的中國青年生活在一個可以放眼看世界、價值觀多元化的年代，但是就業、房價的壓力，讓一些年輕人不敢奢談夢想，甚至牢騷滿腹，習慣抱怨、嘲諷。抱怨、嘲諷做起來其實是最簡單不過的事了，但是，能夠改變什麼？
孫春龍，生於１９７６年，公益項目“老兵回家”發起人；鄧飛，生於１９７８年，公益項目“免費午餐”發起人。兩位青年經歷驚人相似：以輿論監督報道成名，最後致力公益事業，成為職業志願者。
“批評很容易，難的是身體力行做些事情。能夠推動國家進步的，是彌合與建設，”鄧飛如是説。他現在運用微博來推動公益事業，宗旨六個字：合作、建設、進步，“我們通過合作來團聚資源，去做一些建設工作，最後實現全面的多贏，實現社會的進步和個人的進步。這是我的夢想，通過努力我正在實現夢想。”
新華社“你好，中國”微博采訪團邀請了一些頗有影響的微博博主參與現場採訪，從網上走到網下，一起見證中國十年變化，感受真實的國情。在青年網友群體中擁有很高人氣的青年作家蔣方舟説，年輕人與其坐在電腦前埋怨，不如積極行動起來，做些實事，有付出，才會有收穫。
轉型期的中國，很多問題應該批評，但難道因此就能説明努力沒有價值、奮鬥和追求夢想多餘嗎？每個人都有夢想，或宏大或卑微，中國需要更多勇於實現自己夢想的年輕人，與國家一起進步，邁向更高的高度。
２０１２年國慶前夕，北京和新疆烏恰，進行了一場相距５０００公里的對話。一邊是“聯想”品牌創始人柳傳志，一邊是中國最西部學校烏恰縣吉根鄉小學的四名柯爾克孜族小學生。對話的主題是“夢想”。
上世紀八十年代，柳傳志從中國科學院的科研崗位上下海，帶著産業報國的夢想，把一個叫“聯想”的民族品牌帶到了全世界。現在聯想已由名不見經傳的小公司變成全球行業第二名、擁有上百億美元收入的國際企業，成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營科技企業崛起的一面旗幟。
老人和孩子聊北京、電腦、成長計劃……柳傳志告訴孩子們：“中國還處於發展中時期，需要更多有能力的人參與建設，特別是像你們。你們會了解世界更多東西，會有更多想象力，只要有追求、有夢想，生活、學習就會更愉快。祝福你們！”
對話結束時，北京已是華燈初上，烏恰上空仍太陽高懸。中國國土如此廣袤，每天有多少夢想生生滅滅？每個夢想都應該得到尊重，個人的努力，社會的理解，機會的公平，一個健康社會的重要標準，是無數個體能夠通過努力不斷實現夢想！
中國的未來，在勇於破解難題的改革創新上。
成都，都江堰鶴鳴村，中國農村産權制度改革第一村，村民在宅基地置換後集中住進了別墅小區，自來水天然氣有線電視……一樣不缺。我們印象最深刻的是：每家農戶門口，都放著進門換的拖鞋。
在這裡，我們看到了不亞於城市的農舍和基礎設施配套，但更大發現是：村民拿到了四個“紅本本”－－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證、房屋所有權證、土地承包經營權證、林權證，它們是農民的農民“財産證明”。鶴鳴村５組村民程小華給我們算了一筆賬：宅基地置換的１６０平方米連體別墅，加上裝修共花了１６萬，“划得來！”
２００８年３月３０日，鶴鳴村７組的土地權證下發，村民余躍領到了編號為５１０１１１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證》，這是農村産權制度改革中發出的第一份權證。我們很遺憾沒有看到這份權證－－它已被國家博物館收藏了。但我們看到了“魚鱗圖”－－用來精確確定農民土地權屬的圖紙，上面摁滿了村民的紅手印－－我們不禁想起那張著名的安徽小崗村包産到戶的生死契約“紅手印”。
在中國，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始終是一個嚴肅而重大的課題。城鄉一體化改革關乎中國農村未來，這項改革的核心問題是土地制度，“成都模式”並非十全十美，但歸還農民權益，令人感悟，用余躍的話來説：“這次改革，可以説是第三次土地革命！”這是一個農民質樸的情感迸發。
我們傾聽，我們觀察。
深圳，南方科技大學，站在教育改革風口浪尖的朱清時，清瘦，謙和，但我們坐在他的對面，卻能感受到他內心的火熱，一個理想主義者熾烈的情懷。
５７年前，錢學森走過羅湖橋，回到大陸，他留下的“錢學森之問”，至今仍在拷問每一個中國知識分子，拷問中國的教育改革。朱清時跟我們談如何選拔人才、如何培養大師、如何推行“教授治校”……他已經６６歲了，我們問他：“這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困難重重的時代，您是如何理解執著與隨緣的？”
他的聲音中多了激動：“理想主義者生存確實困難，但是生命也最有意義！”朱清時不願意做一個走到哪算哪的隨緣者，他會執著走下去，直到走不動的那一天。有多少人會追隨他？中國未來面臨改革攻堅，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能不能突破？如何凝聚勇氣與智慧，把改革創新精神貫徹到治國理政各個環節？
我們站在甕安縣委舊大樓被焚燬的廢墟前，沉默、沉重、沉痛。一個農民跟我們説：４年前，縣裏治安混亂，女高中生晚上根本不敢出校門。
大火，把甕安燒醒了。即使在甕安最偏遠的鄉村，農民也能侃侃而談“６·２８”之後甕安的變化。一個名叫葛啟義的“９０後”青年，是一個人與一座城同時變化的最好例證：４年前，他舉著汽油瓶第一個衝進縣公安局大樓。事後，他得到幫教，公安機關幫助他，其實也是幫助自己；改變他，其實也是改變自己。２０１１年，“人民群眾對公安機關滿意度”調查，甕安縣公安局排名全省第一；同年，葛啟義當選為黔南州人大代表。
這個臉上刀疤猶在、但眼中已無戾氣的青年，向我們説出了他的肺腑之言：“過去，我不相信法律、警察；現在，我相信了，我看到了希望。”
從甕安之亂到甕安之治，再一次證明：群眾路線是法寶，是基層政權穩定的底線。
馬克思説過，社會公僕應當“真誠地同情人民的一切希望與憂患、熱愛與憎恨、歡樂與痛苦”。如今聽來，依然如雷貫耳。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５日，黨的十六大閉幕不到一個月，胡錦濤總書記率新一屆中央書記處集體冒著飛雪來到西柏坡，提出“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２００９年４月１４日，西柏坡廉政教育館正式開放，展館裏有兩面這樣的墻：同是黨員幹部，一面是萬人景仰的先進典型，一面是鋃鐺入獄的貪腐敗類。在觀眾留言本上，有人留下了這樣的心聲：“反腐倡廉不是口號，一定要腳踏實地做好，共産黨人才會立於不敗之地！”
１９４９年３月２３日，中共中央機關離開西柏坡遷往北平。當我們沿著60多年前的進京路線重走這段路程時，一路上已經發生巨變，但我們仿佛看到了當年的飛揚的塵土中，一張張堅毅與自信的面孔。
黨的十八大即將開幕，再度走到歷史重要節點的中國，迎來關鍵時刻。我們相信，在新形勢、新期待、新難題、新挑戰面前，中國共産黨將確定中國未來方向，為中國如期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打下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基礎。你好，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