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11月28日電（記者譚飛、李柯勇、沈錫權、詹亦嘉）53歲的小學校長黃金泉經常去實地監督環城路的修建進度。今年3月，他作為民意代表受邀參加縣政府常務會討論這項工程時曾直言：政府做事要有“時間表”，給百姓明確交待。他的建議被當場採納。

    這是浙江嘉善“縣委權力公開透明運行”改革中的一個普通案例。

    “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黨的十八大報告中關於權力運行的新論述，在基層引發強烈共鳴。

    記者近日採訪發現，旨在改變權力傳統運行方式的改革嘗試正在各地基層展開，要點是破除權力過度集中的弊端，使其置於公眾與法制的監督制約之下。這場改革“攻堅區”的深度探索，被人們形象地稱為“開箱入籠”。

    “開箱曬權”，公開公示求公正

    記者來到嘉善，看見三份清晰的“權力清單”：職權清單上標明了32項縣委職權，風險清單上標注出87個行使職權風險點，流程清單上則畫有15張重要職權行使工作流程圖。

    職權清單是對權力事項的精細梳理，風險清單是對權力行使的風險防控，流程清單則是為權力行使制定規矩。

    改革之前，一名縣委書記究竟有多少權力，這些權力如何行使，不僅外人無從得知，就連掌權者也往往説不清楚。

    理出“權力清單”，成為全國兩批共72個縣委權力公開透明運行試點縣共同的改革行動目標，各地在試點中不斷將改革觸角伸向權力核心。

    11月21日，福建省長汀縣從各級黨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老幹部和群眾代表中聘請了50名評議員，他們將對縣委權力公開透明運行工作進行民主評議。

    從明年起，溫州官員因公出境將全程公示，官員出境後每日行蹤、實際活動、出訪費用等都將在回國30日內于單位政務欄、局域網公開。

    甘肅省莊浪縣把選人用人透明作為推進權力公開透明運行的核心內容，實施幹部“陽光選任”工程，推行提名規範化、選拔程序化、考核經常化、決策科學化、信息公開化“五化”機制。

    用人權是核心權力中的核心。過去，權力往往集中于“一把手”，集體決策變成個人拍板，各種程序如走過場，跑官賣官者奉行一套潛規則。 “現在通過改革，幹部正職崗位出現空缺就公開預告，幹部人選初始提名實行‘海推’。”嘉善縣委書記姚高員説，“這等於是削弱了‘一把手’的核心權力。”

    主動曬權的改革維護了權力的公信力。數據顯示，2011年嘉善縣反映“一把手”問題的信訪舉報同比下降23.1%。同時，副職領導的積極性得到充分發揮，班子合力進一步激發，年終評議為“好”和“比較好”的黨委班子達95%以上。

    放權、轉移，分享共治謀和諧

    權力運行“開箱入籠”式的改革，不止于公開、公示，還有對權力的取消、調整、下放和轉移。

    深圳市從1997年在全國率先改革行政審批權，至2008年已進行了四輪，共減少審批（核準）事項740項，減幅達65.4%。2009年進一步減少審批事項193項。今年7月，正式啟動新一輪審批事項清理工作，預計還將減少30%左右。

    作為改革先行者的特區，權力的“自身革命”也同樣艱難。

    “每動一項權力都會嗷嗷叫，改革需要反復談判，阻力之大超出人們想象。”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局長王敏坦言，對核心權力進行改革調整，可謂“刀刀見血”。

    統計數據顯示，國務院近年來先後5次清理、取消、調整了2183項行政審批事項，佔原有審批事項的60%以上。

    儘管改革取得了不少成果，但社會和輿論層面仍對政府權力過大、干預偏多、管理不善多有抱怨。

    溫州是民營經濟重地，目前仍承受著經濟轉型升級的陣痛。浙江省委常委、溫州市委書記陳德榮對記者坦言：“不管是經濟轉型，還是社會轉型，最終都歸結于政府率先轉型，真正構建一個公共服務型的有限責任政府。”

    向服務型政府轉型，在改革權力運行機制的層面就意味著自我限權和分權。

    記者在珠三角的順德、中山、深圳等地採訪時了解到，一場以主動、培育、轉移、購買為關鍵詞的社會管理體制改革正在進行。

    在佛山市順德區容桂街道的鵬星社工總部，副總幹事舒志勇説，改革後，現在每年約有20%的服務項目是承擔政府部門轉移的職能。

    社會組織的培育和興起，既讓政府轉移權力和職能有了可承接的載體，也讓政府對社會服務有了新的認知。容桂街道辦負責人劉英華感慨地説：“和社會組織處理社會事務的能力和方式相比，政府工作人員確實有差距，有壓力。”

    政社分開實際上是還權於民，分權于社會。全能型政府往往陷入管得太多又管不好的尷尬境地，常常直接面對矛盾衝突，沒有緩衝地帶。

    深圳市民間組織管理局局長馬宏認為，下一步社會領域改革的方向，應該是用市場化改革的經驗去破除、清除社會領域中計劃經濟的痕跡，最大限度地激發社會活力。

    對權力運行改革來説，理順政府和市場、社會的關係，是對權力資源重新配置、權力運行方式重新設計。

    一個政府簡政放權、主動限權分權、節制用權，與市場、社會和諧共治，科學發展的新格局正在通過改革而慢慢浮現。

    “入籠”受制，參與、監督保安全

    記者在採訪中發現，基層圍繞權力運行所做的改革探索，也常常面臨內部的阻力，外部的質疑。比如權力公開是否會影響決策效率，所謂改革是否又在走形式，換一任領導是否會變回老樣子等等。

    面對權力的監督，改革者常常要借助和解放外部與內部的雙重推力。

    順德區容桂街道決策和社會諮詢委員會目前已是第二屆，由40名在容桂生活的社會人士、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組成，都不拿政府一分錢，純粹體現民眾對公共事務的知情、參與、表達和監督權利。

    有一次，街道計劃搞一次慶典活動，其中一項是打算花40萬元放焰火。計劃提交“決咨委”，當場被否決，委員們説，與其把40萬元“打上天”，不如在“地上”辦點民生實事。

    十八大報告強調，凡是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決策都要充分聽取群眾意見，凡是損害群眾利益的做法都要堅決防止和糾正。

    一篇博文這樣評論，一是用制度將行政權力關進籠子，使之“慎”;二是真正賦予百姓摸得著、用得上的監督權力，使其“強”。

    有行政體制改革領域的學者認為，權力常常不怕來自上層的管束，最怕的是來自司法、輿論和基層的約束。

    不少基層改革者建議，整合已有的監督力量，重視新型監督力量，加強規範權力運行的制度建設，權力終會“入籠”受制。

    許多基層改革者認為，圍繞權力運行的改革不受經濟基礎限制，窮鄉富土都能做，關鍵是想不想主動“曬權”和真正接受監督、制約。

    以權力公開、讓渡、轉移、監督等為核心的改革，表面看是權力運行“開箱入籠”，其實質是在多重風險中找出一條安全施政之路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