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３月７日電
新華社“新華視點”記者
城鎮化率達到５２．６％，“特大城市和大城市要合理控制規模”。政府工作報告中關於城鎮化發展的論述，引起兩會代表委員的熱議。
霧霾、堵車、水污染、高房價、垃圾圍城……我國已進入大城市病集中爆發期，大城市病並非中國獨有，國際視野中如何開出一個有效藥方？
治理與危機賽跑 最大人口數屢破“上線”
不約而同，幾位代表委員都把眼下的中國特大城市比作“重病號”。
“交通擁堵如腸梗阻，空氣污染是哮喘，水污染是血液中毒，垃圾圍城好比惡性腫瘤，房價居高不下就是高燒不退。”全國人大代表、西南交通大學交通運輸與物流學院副院長羅霞説。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工程院院士王如松的診斷略有不同：“現在不少城市，腎功能在衰竭，污水、糞便處理不了；肺功能弱化，綠地減少供氧少；腸道問題，很多資源吸收不好，消化不了；脈搏問題，交通擁堵，一些生態主動脈被切斷。”
“藥”其實沒有少吃，效果卻不盡如人意。譬如北京，自１９９８年起，實施了以首鋼搬遷為代表的２００多項大氣治污措施，而一個ＰＭ２．５似乎又“一夜回到解放前”。
羅霞代表這樣盤點各大城市出臺的諸多對策：
看交通，限號、限行、提高停車收費、發展公交系統、把路面拓到上百米寬，但“蝸牛車”依舊滿街爬行。
看城建，疏通溝渠，改造管網，“拉鏈路”開開闔合屢招民怨，一場大雨澆下，還是坐在天橋上“看海”……
“現在是治理與危機賽跑。”她説，“城市治理措施很多，新問題卻層出不窮。就像治理黃河，壩築得越來越高，泥沙卻越積越厚，成了‘地上懸河’，萬一哪天潰壩，後果不堪設想。”
全國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説，戶籍制度改革、放開異地高考、推進城鎮化是未來的方向，可是這會不會進一步加重大城市病？
２６年“長”出一個北京城 三大誤區加重“病情”
英國倫敦也曾以“霧都”知名，美國紐約中心地帶至今還在堵車，墨西哥城的污染導致了“城市蜃樓”……
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王名認為，城市病是世界工業化中的通病，只是中國發展迅速，把這個過程縮短了，比較集中地凸顯出來。
大城市病歸根結底是“大”引起的。全國人大代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歐陽淞注意到，截至去年末，北京常住人口達２０６９．３萬人，是１９８６年的兩倍多，相當於２６年就多出了一個北京城的人口。
２０１１年，中國的城市化率已經過半，其中相當部分人生活在大城市。數據顯示，３月１日，北京軌道交通全路網客運量首次突破９００萬人次大關，再創歷史新高，上海地鐵日均客流量在一年前也逼近７００萬，高峰限流措施頻繁。北京市的常住人口中，每３個人中就有１個是外來人口。
全國政協委員、同濟大學城市規劃系主任唐子來説，“我國城市３０多年來的快速發展付出了大量環境和社會代價。”與外國相比，中國城市建設的三大誤區加重了城市病：
——幾十年的城鄉二元結構造成各方面政策都向城市傾斜，城鄉之間資源嚴重失衡，城市承載力受到空前挑戰。
——按行政級別配置城鄉資源的體制，導致地域最廣而級別最低的農村難以獲得應有的發展資源。
——“攤大餅”式的粗放擴張忽視科學規劃，對長期性、功能性考慮不足，防災能力脆弱。
“我有一次去香港，一個大老闆到機場來接，不是開車而是坐地鐵來的，因為坐地鐵成本最低、效率最高。”全國人大代表郭向東説。
借力新城鎮化 大城市病求解良方
“北京必須正視人口、資源、環境的矛盾，以破解特大城市服務、管理的難題，要更加重視生態文明建設，這是回避不了的現實課題。”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在審議政府工作報告時説。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中小城市和小城鎮要增強産業發展、公共服務、吸納就業、人口集聚功能”。歐陽淞代表認為，從我國目前狀況看，難以在一個城市內部找到解決大城市病的良方，必須用大視野來審視。
治療大城市本身的病症，應向科學規劃、精細管理尋藥方，重要的是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唐子來委員説：“倫敦少有‘門禁社區’，住宅樓盤都盡可能開放式管理，對緩解交通擁堵很有效。”政府要少些限制思維，多些服務舉措，開放、精細、疏導的思維方式是城市管理者應當學習的。
對於那些仍然想擁入大城市的人，應通過發展水平較高、公共設施齊全的衛星城來分流。全國人大代表王文忠説，“要加強城市群規模的科學規劃和佈局。”大力推進城鎮化建設，就要實現人口的就地轉移、就地就業。統籌城鎮化、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三者之間的關係，加強支撐産業發展，不斷提高公共服務質量和水平。
王名委員説，如果不是人人行動起來，光靠政府、靠制度，還是解決不了問題。治理大城市病需要全民參與，比如綠色出行、垃圾分類。（記者李柯勇、朱立毅、趙仁偉、吳曉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