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群眾坐在同一條板凳上
－－山東探索建立為群眾服務機制 破除官僚習氣

    新華社濟南８月１５日電（記者 徐金鵬、陳國軍、王海鷹）“坐著車子轉、隔著玻璃看、鞋上不沾泥、身上不沾土”，針對一些機關幹部下鄉存在的問題，山東省從去年開始推行“第一書記”，從省直單位選派５８２名幹部，到全省９３５個貧困村任“第一書記”，一包三年，不實現脫貧目標，幹部不撤回。山東省各地今年還嘗試多種機制性探索，讓幹部向下看、往下走，和群眾坐在同一條板凳上，破除黨員幹部中一些官僚習氣。

    “脫離群眾”怎麼辦？－－２．６萬幹部下鄉啃“硬骨頭”

    ２０１２年３月，當山東省國土資源廳規劃處副處長張全健作為“第一書記”進駐惠民縣石廟鎮西龐村時，這個“經濟空殼村”全是土路。張全健與兩委一起帶領村民引進新西蘭葡萄品種，發展“雪花”肉牛養殖，整修村容，配套給排水工程……如今的西龐村，荷花搖曳，國槐灑蔭，原本灰撲撲的小村變身為一個漂亮、整潔的生態文明村。

    迄今，山東省市縣三級共選派２．６萬名“第一書記”，幫包１．８萬個村、社區等基層單位。山東省委常委、組織部長高曉兵説，這些基層單位不是老區、山區，就是黃河灘區、鹽鹼澇洼區、庫區，都是全省貧困地區中貧困程度最深、自然條件最差、扶貧開發難度最大的“硬骨頭”。

    除了“第一書記”，山東各地幹部今年以來紛紛“往下走”“接地氣”。安丘２６名市級領導幹部和１７６名市直部門“一把手”自帶鋪蓋進駐２０２個薄弱村，“縣官”當起了“村官”；萊陽２３００多名機關幹部下沉到全部７８４個村莊，每３名幹部駐一個村，開始了“不設期限”的駐村。

    “老爺習氣”怎麼除？－－幹部真正還原為“公僕”

    淄川區崑崙鎮大崑崙村村民張希雲身體殘疾，需辦理殘疾證，辦手續令他犯了難。鎮上的幹部主動上門幫他解決了難題。“村上、鎮上幹部都出面，在家門裏邊就把事情解決了，這才是共産黨的作風。”張希雲説。

    這是淄博市推行“村民事務幹部代辦”的一個剪影。所謂代辦，就是村民生産生活中需要到上級部門辦理的事務，委託鎮、村基層幹部無償代為辦理。目前，淄博市１０個區縣、８８個鎮（街道）、３１０２個村的１萬餘名基層幹部擔任了專兼職代辦員。

    隨著鄉鎮合併和城鄉人員流動變化，老百姓辦事不知到哪辦、找誰辦等問題突顯，而一些幹部沾染不少“老爺習氣”，“像葫蘆掉進井裏”浮在面上，官氣十足，惹得百姓心煩生怨。

    為此，山東省鼓勵各地積極探索建立為群眾服務的機制，讓“老爺”真正變身為“公僕”。目前，一個以縣（市、區）為民服務中心為龍頭，以鎮（街道辦事處）代理室為主體，以村代理點為基礎的縣（市、區）、鎮（辦）、村三級聯動、上下貫通的為民服務“大網”開始在齊魯大地織起，以幹部的“辛苦指數”換來群眾的“滿意指數”。

    昌樂縣今年以來探索實行縣直機關“幹部回家”幫扶發展，２１００多名縣直機關幹部回家鄉一線接地氣、辦實事。縣紀委幹部劉敬等３名機關幹部的老家在城南街道小埠前村，他們回到村裏，從村民牢騷最多的“路難行”入手，聯絡走出去的“企業老闆”“成功人士”，多方協調籌資，短短一個月，就修起了“兩縱兩橫”的水泥路。

    “獨斷專行”怎麼破？－－把群眾訴求放心上

    當前，一些地方對關係群眾切身利益的一些事項靠強迫命令，比如土地徵用、城市拆遷，有的甚至搞強徵強拆，引發群眾不滿。山東省各地不斷創新“聽民聲”的工作機制，主動徵求群眾意見，把群眾訴求作為權力運行的起點和終點。

    “俺村裏不少村民有楊書記的名片，上面有手機號。”張德先是日照三莊鎮賈家溝村村支書，他告訴記者，三莊鎮是日照市委書記楊軍的“黨群雙向直通”聯絡點。現在村民有什麼訴求，比如村裏的水源地保護、環境整治、教育投入等問題，就直接給楊書記打電話。

    “黨群雙向直通”是日照市黨員幹部聽取群眾訴求的一種探索。通過這個平臺，日照打通了領導幹部直接聯絡群眾、基層黨組織聯絡黨員、黨員聯絡群眾的立體直通渠道。目前，全市各級黨員幹部在徵求群眾意見基礎上解決群眾生産生活難題４萬餘個。

    今年以來，山東各地紛紛建立領導幹部聽取群眾意見制度，讓群眾話有處説，怨有處訴，問題有處解決。棲霞市今年發起“三問於民”大走訪活動，進村入戶收集了２７７項各類“民怨”，圍繞化“民怨”展開工作；沂水縣萬名幹部每人長期聯絡３０戶群眾，做好群眾的信息員、調解員、代理員和陪訪員；陵縣則從縣委書記、縣長到全縣副科級以上幹部，全部包片到戶，手機號全部向包片居民公開，供群眾隨時聯絡。

    “群眾需要我們，我們更需要群眾。”山東省委書記姜異康説，幹部就要和群眾坐在同一條板凳上，要蹲下身子和群眾交流，放低的不是身子而是架子，握緊的不光是群眾的雙手，更是暖熱了黨群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