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１２月１日電（新華社記者 徐劍梅）７０年前的今天，在重慶、華盛頓和倫敦，在二戰的連綿烽火中，中美英發表了此前三國領導人在埃及胡夫金字塔下共同擬定的《開羅宣言》。

    這份重要的國際法基礎性文件，協調了三國對日作戰的宗旨，為戰後東亞及亞太領土重建進行了安排，是奠定今日東亞及亞太和平秩序的基石。

    正是《開羅宣言》，第一次提出日本無條件投降，要求日本歸還竊取于中國之領土，特別註明包括台灣。釣魚島恰為台灣屬島。

    也正是經由《開羅宣言》，為人類反法西斯正義戰爭作出重大犧牲和貢獻的現代中國，第一次真正參與戰後國際秩序建設，並由此走向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席位。

    一年零八個月後，《中美英三國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發表，其第八條規定：“《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日本之主權必將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顯然，其他小島具體何指，身為侵略者和戰敗國的日本沒有發言權。

    從九一八事變到東京灣受降，中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點和終點。１９４５年９月２日，在東京灣美軍“密蘇裏”號戰艦上，中國作為戰勝國，派代表見證了日本在投降書上簽字，接受波茨坦公告全部條款。

    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也是在《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框架下實現的。１９７２年，日本政府在中日聯合聲明第三條中承諾“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６年後，兩國又在《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中“確認聯合聲明所表明的各項原則應予嚴格遵守”；“在相互關係中，用和平手段解決一切爭端，而不訴諸武力和武力威脅”。

    歷史邏輯、國際法理和兩國條約的鏈條環環相扣，而《開羅宣言》則是上承歷史邏輯、下續國際法理和兩國條約，構造東亞和平的關鍵一環，開啟了戰後東亞及亞太秩序。

    戰後東亞秩序，雖在時代風雲中歷經演進，有兩個直接源於《開羅宣言》的根本立足點始終未變：第一，在領土重建問題上，聲張了歷史和國際正義，迫使侵略者盡數吐出侵略果實。第二，恢復了受侵略國家的國際地位。這是東亞各國實現和平共處的基礎。

    由此，東亞從戰爭浩劫中艱難走向和解，得以保持總體和平的大局。其間，日本在戰敗廢墟上重建，亞洲四小龍騰飛，中國改革開放，東盟欣欣向榮，地區的蓬勃活力舉世矚目。這一切，都離不開戰後東亞秩序的屏障，而《開羅宣言》及其後一系列國際法文件，一直是沉默而可靠的“守護者”。

    試想，如果無視這些“守護者”，任由昔年侵略者繼續霸佔竊取于他國的領土，戰勝國何以言勝？侵略者何以自省？東亞及亞太秩序如何維續？如何阻止軍國主義舉著新的招魂幡重返？如何能讓地區各國超越歷史恩怨，攜手面向未來？

    中國珍愛和平、需要和平，維護領土主權的意志堅定不移，堅持和平發展的決心毫不動搖。挑起此輪釣魚島之爭的，不是中國，而是日本；不願平息事端的，不是中國，而是日本；想要改變現狀進而改變東亞秩序的，不是中國，還是日本。

    不妨首先回頭看看島爭的導火線由誰點燃。釣魚島危機爆發于去年９月１０日。這一天，日本政府不顧中國連月來再三交涉和堅決反對，決定將中國領土釣魚島“國有化”。倘若日方遵守《開羅宣言》等國際法文件，島爭還有可能發生嗎？

    再看島爭為何難以平息。一年來，不論中方拿出多少證據，也不管日方當事人屢次出面證實，安倍政府始終否認老一代領導人達成過擱置爭議的默契。試問，連爭議本身的存在都不肯承認，對話如何開展，紛爭又如何平息呢？

    那麼，安倍政府又為何不願遵守國際法呢？這其實正是中日島爭愈演愈烈的根由——安倍政府不僅嚴重誤判中國捍衛領土主權的決心，而且想以島爭為藉口改變現狀。這個現狀就是：二戰結束迄今，日本因受和平憲法束縛，沒有發動戰爭的權利。但安倍政權無視這些事實，一味利用島爭營造“被威脅”氛圍，推動修憲強軍。

    照説戰爭結束已近７０年，當年的侵略國家政府早已應該能知其非，悔其非，改其非，承認歷史上犯下的侵略罪行，與把民眾變成炮灰、把國家帶向深淵的軍國主義思潮徹底決裂。

    可惜，今年以來，從“侵略無定義”到“效倣納粹靜悄悄修憲”，從慰安婦到揚言修改村山談話，從戰敗日無反省到參拜靖國神社問題，安倍政府淋漓盡致地展示了對日本侵略罪行的認知，基本上可以用四個字形容：“漠然無感”。

    因此，中日釣魚島之爭，與日本對侵略歷史的認知和修憲強軍目標相關，關係到《開羅宣言》所開啟的戰後東亞秩序，亟需引起珍愛和平的人們高度重視。

    決不能忘記戰爭的凶險苦難！

    《開羅宣言》是受侵略國家民眾用血淚書寫出的正義，它開啟的戰後東亞及亞太秩序不僅是對戰爭災難的警示，對侵略罪惡的懲戒，也是構建地區和平未來的通道。今日拂去歷史的煙塵，重溫《開羅宣言》，現實意義正在於此。